63年总理出访，外国记者提无理要求，女外交官一句话尽显大国风采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山城重庆的灯火连成一片，街头巷尾讨论最多的是接下来中国的出路。就在这座临时首都最喧闹的时刻，一位清瘦的年轻女子正抱着一摞英文资料匆匆穿过防空洞改成的走廊，她叫龚澎，29岁，新华社挂名记者，却已开始参与中共对外联络。山城闷热的夜风吹乱了她的短发，谁也料不到，这位姑娘将在十八年后，于地中海彼岸的一场记者会上，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时针拨到1963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自北京启程，展开横跨亚非拉的友好访问。沿途二万多公里，十四国行程，被当时的国际媒体称作“东方外交长征”。隆冬的京城寒气逼人，但机舱里却涌动着热烈的谈话声。同行人员中，有一位额头微汗、低声对秘书交代材料的女士，正是新闻司司长龚澎。她出生日本、成长广东，能说五门外语，此刻却安静地翻着各国记者的背景介绍，思考提问方向。

访问前半段在阿拉伯世界进行。3月初，代表团抵达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当地政府刚刚结束殖民统治，百废待兴，对中国的独立与自立抱有强烈好感。记者招待会临近，场外摄像机的脚架摞成一排，氛围友好而热烈。然而，一名来自某西方电视台的记者却语带傲慢。他举手获得提问机会后，先要求专访总理，接着抛出一句：“采访费用由中方支付，否则我的栏目无法安排播出。”会场顿时安静。

龚澎轻轻抬头，坐姿仍旧端正。她没有等翻译复述，直接用流利的英语回应：“贵台愿播出当然欢迎，但任何国家的电视荧屏都不是慈善盒子。若因费用错过采访，遗憾将留给你们自己。”一句话，声调平和，却丝毫不给对方留退路。翻译将这段话译成法语、阿拉伯语后，会场爆发掌声，不少记者放下原本准备好的尖锐问题。那位西方记者脸色微红，只得尴尬收回话筒。事后，他私下感叹：“中国女外交官的风度与锋芒一样出色。”

龚澎能有如此底气，并非偶然。时间回到1935年12月9日，北平的冬雪掩不住街头的怒吼。那天，燕京大学的学生打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横幅冲上街头，站在队伍最前面的，正是被誉为“燕大校花”的龚澎。风雪扑面，她的喊声清晰：“同学们，走！”那次运动，改变了许多青年的人生方向，也奠定了她一生的选择。

1938年，她抵达延安。白天打绑腿、练射击，晚上钻进窑洞读外文新闻。彭德怀需要英语秘书，朱德需要翻译，《新华日报》需要外电摘编，她都能信手拈来。周恩来注意到这个沉稳的年轻人，称她“静若处子”。对龚澎而言，那并非单纯褒奖，而是一种提醒：越是国际场合，越要守得住分寸、拿得起风骨。

1943年初冬，乔冠华从香港抵渝，加入《新华日报》。同样的留学背景，同样的犀利文笔，让两人迅速走近。战时重庆空气污浊，他们常在报馆天台对稿，夜风吹动油灯，火星四溅。乔冠华偶尔因打字机卡纸而懊恼，龚澎抿嘴笑着递上一张新纸：“慢下来，你的字谁也抢不走。”一年后，两人步入婚姻，周恩来为他们证婚，毛主席挥毫写下“天生丽质双飞燕”。

新中国成立，外交部诞生，三楼那间灯火常亮的办公室属于龚澎。她制定新闻发布会制度，主持例行吹风会，被海外媒体称为“永远不慌的女士”。在信息极度匮乏的年代，她靠手绘图与黑板报给外国记者解释中国版图和政策，常常一讲就是两小时。当时有个笑谈：想学习中国问题，先去听听龚司长课。

1960年代初，世界局势动荡。新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尚未恢复，各大通讯社对中国报道常带偏见。为让更多国家了解真实的中国，周恩来决意踏上亚非拉之旅。“宣传阵地，丢不得。”龚澎在行前会这样提醒随行记者。她的行囊里装着最新制成的中英文资料册，还特地备了几条绣金边的丝巾——她相信适度的优雅，也是国家名片。

回到阿尔及尔的记者会。龚澎的回击并未止步于那短短数句。散场后，她主动走到那名西方记者旁边，用法语补了一句：“媒体应该传递事实，不是明码标价的商品。”对方一愣，旋即苦笑点头。第二天，《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报》整版刊登了周恩来总理的照片与发言，署名正是那位记者。可见，职业自尊终能压倒偏见和算计。

周恩来对龚澎的表现颇为满意。飞往加纳的专机上，总理轻声说：“你今天回应得很妥。”龚澎笑而不语，继续低头翻译下一站材料。舷窗外是撒哈拉金色的沙浪，她心里却装着更远的海洋。

1965年初春，北京西长安街仍飘着冷风。新闻司会议室里，龚澎对年轻干部强调：“做新闻，是战争，也是建设。心里要装着祖国，也要替对方着想。”她那身深色旗袍笔挺，语速不紧不慢，却让在座的男女记者纷纷挺直了腰板。

如果说外交场上她刀光剑影，回到家中便是另一幅景象。位于外交公寓的两居室里，墙上挂着一幅小相框——儿子乔宗淮出生时，她用旧布片缝制的婴儿衫。灯下，她给女儿乔松都梳辫子，偶尔用家乡口音哼粤讴，孩子们笑称那是“妈妈的小夜曲”。外人很难相信，这样的母亲能在凌晨三点的外交电报中准确捕捉到一个专有名词的翻译错误。

1970年秋，北京下起了第一场雪。外交大院里传来噩耗：56岁的龚澎因脑溢血抢救无效离世。那一年，她本可随团再赴联合国，却最终定格在病房。她的遗物中，除了厚厚的翻译稿和未寄出的明信片，还有一本自小学起就随身携带的英文诗集，书页被反复翻阅，纸角已经起毛。

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通过，中国代表团走进联合国大会堂，正是乔冠华在主席台上振臂高呼。会后，他站在联合国总部走廊的落地窗前，久久无语。随团人员看见，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旧照——照片上的年轻女子一袭淡色旗袍，微笑淡定。那一刻，昔日并肩奋战的身影，仿佛仍在耳侧轻声提醒：要让世界听见真正的中国。

龚澎没有等到那一天，但她在阿尔及利亚的那句回击，早已写进了无声的史册。今天翻检1963年那次出访的影像资料，黑白画面里，她稳坐人群中央，目光从容，仿佛时间从未走远。那份风度与坚定，正是新中国外交在风云激荡岁月里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