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退下来后任中央爱卫会主任，专程找余秋里询问：这是做啥的

1983年3月初，北京西郊，残雪尚未化尽，廖汉生提着一只旧皮箱走进临时宿舍。桌上放着中央组织部刚送来的任命通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他抬眼看窗外灰白的天空，心里嘀咕：这名字听着陌生，具体干啥呢？

还得从前年说起。1982年6月，中央军委召集大军区主官座谈，主题是领导班子新老交替。会上，面对杨尚昆抛出的“是否继续留任”的问题，年过六旬的廖汉生没有犹豫：“刘振华比我年轻十岁，精力旺盛，我退。”一句话把会场气氛点燃，赞许声、惋惜声交织。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军队需要新人，自己该让位。

消息不胫而走，不少老战友各显其能劝留。有人端着茶杯进屋：“再干几年，经验最重要呀！”廖汉生摆摆手：“战争年代二十来岁就带团带师，如今年轻人凭啥不能挑担？”那股子倔劲，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湘鄂边区闹武装时一样。

卸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之后，他被临时安置在京西宾馆，日子骤然清闲。可闲不住的性格让他频繁往图书馆跑，社会卫生学、寄生虫学、营养学的资料越看越厚。没人知道，他已在为那纸任命做功课——毕竟未知领域，总得摸摸底。

4月中旬，老战友余秋里叩门拜访，顺带正式宣读任职文件。廖汉生爽快地接过，却忍不住追问：“老余，这委员会到底是干啥的？”余秋里笑着压低嗓门，“一句话，对付脏乱差！当年抗美援朝，细菌战闹得厉害，毛主席让全国动员，搞除四害、讲卫生，后来就设了爱卫会。如今农村疾病多，卫生落后，你刚好能顶上。”

短短几句对话，让廖汉生心里亮堂：这活儿不轻松，是关系亿万人生命健康的大事。既已接旗，就得干出个样子来。第二天，他便带着几名业务干部南下调研，第一站选在云南丘北。6月底，他又拐进贵州黔南山区。一路颠簸，看见孩子们蹲在浑浊水塘边舀水喝，看见蚊蝇围着猪圈乱飞。老人们说：“打针吃药不如喝口干净水。”这些话让他彻夜难眠。

返京后，他写出三万余字的《农村饮水卫生状况调查》，直言：缺水、吃脏水是导致血吸虫病、霍乱屡禁不绝的根本，“不改水，再多医生也堵不住病源。”报告上呈，中央很快批示：“力争到1990年，使80%农村人口喝上卫生安全水。”批示落款反复改字，可见慎重。

任务下达，钱从哪儿来、人怎么调、技术谁负责，全是难啃的骨头。廖汉生与卫生部、水利部、财政部连开碰头会，提出“以县为单位、分层负责、群众自建、国家补助”的四条原则；同时倡导部队工程兵、铁道兵短期支援，以军民融合的老办法突破施工瓶颈。有人担心经费吃紧，他拍板：“先干起来，再想办法。”

1984年夏，广西凭祥镇率先打出十口深水井，告别了世代饮用山坑水的历史。村民在水龙头前忙着洗菜，望着清水直流，笑得合不拢嘴。当地报纸登出新闻，标题浓墨重彩：“老将军送来甜水”。这股东风很快刮到川、湘、赣等省，数以千计的村落启动小型水厂建设。爱卫会的工作走上正轨，社会各界“捐井”“捐泵”成风，卫生知识讲座走进乡镇，鼠疫、血吸虫等传染病发病率逐年下降。

推动工程的同时，廖汉生没有忘记制度建设。他要求各级爱卫会成员一年轮换下乡不少于两个月，“不到现场，只看报表，永远体会不到农村老百姓对清洁水源的渴望。”会上一些干部面露难色，他却语气平和：“实地去看看，回来再开会，声音更硬气。”制度推出后，带动大批医务人员、市政专家驻村蹲点，很多陈年老病灶得以根治。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部分单位“重建设、轻维护”的短视做法，他提出“管建并重”的九字方针：有钱修、有人管、有章可循。他甚至亲自编写《农村饮水管理简明手册》，把施工验收、维护保养的细节画成图示，发到县乡。有人笑他“堂堂上将写操作手册浪费才华”，他却说：“战场上也得从会打枪教起，修水井同理。”

1988年，中央爱卫会换届，新主任由陈敏章接任。临别会上，工作人员回忆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别怕事大，怕的是老百姓没水喝”。五年间，爱卫会累计推动数万口卫生井、近千座小型集中供水站落成，全国农村安全饮水覆盖率由不足三成提高到六成多，提前完成阶段目标。

离任后，廖汉生拒绝了“名誉主席”的善意安排，把省下的招待金转到西部改水基金。之后，他偶尔应邀出席会议，但更多时间留给了回忆写作。他说过：“该退的人不退，是对后来人最大的束缚。”这句略显生硬的军人口吻，背后却是铁一般的信念——岗位可以轮换，责任不能放松。

廖汉生的后半生，未再握重兵，却把精力倾注于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他习惯以军人的方式推进民生工程：侦察、评估、突击、巩固，一环不落。有人评价，这位老将军完成了两次转身：从战场到政工，从政工到公共卫生，每一次都干得铿锵有力。细想之下，他不过是遵循了面对任何任务时的一条准则——“凡受命必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