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拯救者到亲手拆掉 贝佐斯十年间如何搞垮《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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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4日，亚马逊总裁杰夫·贝索斯第一次走进《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编辑部。那一天，对这家老报社的员工，他们既紧张，又带着一点隐秘的希望。就在一个月前，贝索斯刚刚以2.5亿美元，从格雷厄姆家族手中买下了这家老牌美国媒体。

当时的《华盛顿邮报》经历了多年来的裁员、紧缩、预算冻结，早已让编辑部元气大伤。人们并不认识这位来自硅谷的新主人，也不确定他是否理解、甚至是否热爱新闻业，但他们仍然愿意相信——毕竟，前老板唐·格雷厄姆不会把《华盛顿邮报》交到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手中。

那天，贝索斯说了很多让人安心的话。其中最鼓舞人心的那句话是，《华盛顿邮报》将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他说，新闻业不能靠“不断缩小”来生存。

贝佐斯说，他愿意为这家报纸提供“跑道”——财务上的跑道：“你可以在盈利的同时萎缩，那是一种生存策略，但最终只会走向无足轻重；而最糟糕的结局，是灭亡。”那一刻，很多人真的信了。

初期的溺爱型家长

事实证明，当时的贝索斯并非空口许诺。在随后的几年里，《华盛顿邮报》确实迎来了一段高速增长期。数字订阅用户暴涨，编辑部扩张，国际报道与政治调查频频获奖。2016年大选、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将《邮报》推向了舆论中心。贝索斯不仅没有干预编辑部，还在多个场合强调自己是“溺爱型家长”——当孩子需要资源时，他会站出来。

那么，2013年时，那个自称乐观主义者、深知《邮报》在国家新闻生态中重要性的贝索斯，后来发生了什么？2016年，在为报社新总部揭幕时，他夸口说《邮报》变得“更有冒险精神”，也“更有派头”。

即使是在《纽约时报》的DealBook峰会上，贝索斯仍表达出在财务上对这家报纸的承诺：“我给《邮报》带来的优势是，当他们需要资金资源时，我随时都在。我在这方面就是这样。我就像一个溺爱的家长。”不久前，贝索斯还设想吸引多达一亿名付费订阅用户。

在那段时间里，很少有人怀疑他的动机。但转折来得并不突兀，只是缓慢而残酷。2023年，《华盛顿邮报》亏损 7700 万美元；2024年，亏损扩大到1亿美元。那个曾经承诺“跑道”的人，开始不再愿意承担代价。

两轮“自愿买断”接踵而至。到 2025 年，新闻编辑部规模从一千多人缩减到不足八百人，一批最优秀、最有经验的记者和编辑离开了岗位。而真正的崩塌，发生在一个星期三清晨。

早上8:30 的视频会议“大裁员”

2月4日来自人力资源部的一封邮件，措辞非常冷静：“公司将采取一些重大行动。请留在家中，于8:30 参加Zoom视频会。”

没有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即便如此，裁员的规模仍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超过 300 名新闻编辑部员工被裁撤，占公司的1/3：体育部被“以现有形式”关闭；地方新闻团队从本就所剩无几的四十人，砍到十二人；国际驻点从二十多个，缩减到大约十二个；图书版、旗舰播客《Post Reports》被直接取消。

宣布这一切的，是执行主编和人力资源主管。而报社出版人——贝索斯亲自选定的管理者——并未现身。在随后的几分钟里，员工们陆续收到了私人邮件：决定了个人的去留问题。一切都冷静、高效、标准化，像一次亚马逊式的业务调整。

贝佐斯糟糕的商业决定

贝索斯执掌《邮报》最令人意外之处，被认为是他糟糕的商业决策。2014年，前里根总统幕僚长、《Politico》创始总裁弗雷德·瑞安被聘为出版人兼CEO，这一决策，当时确实开启了一段惊人的增长期。在贝索斯资金支持的扩张以及公众对特朗普新政府的高度关注推动下，数字订阅用户数从他上任时的3.5万增长到 2023 年夏天离任时的250万。

弗雷德·瑞安

但瑞安未能制定出一套在“后特朗普时代”让报纸持续繁荣的方案。随着流量和收入暴跌，他与新闻编辑部的矛盾日益加深。2022年，他在一次年终全员会议上宣布即将裁员，却不接受任何提问而离场，这让公司员工愤怒不已。曾在《华盛顿邮报》报道过“水门事件”的著名记者伍德沃德恳求贝索斯出面干预。终于，在2023年1月，这位老板罕见地造访报社，与核心员工会面，在记事本上做记录，倾听他们倾诉焦虑。CEO瑞安在2023年的夏天最终辞职。

继任者CEO刘易斯甚至不如前任

瑞安的继任者维尔·刘易斯（Will Lewis），却让新闻编辑部开始怀念瑞安。十年前，他还是默多克旗下小报的一位高管，当时他负责处理默多克旗下几家报纸的电话窃听丑闻，被指控试图掩盖证据，但本人否认。

2024年，这宗事件又一次进入到了民事诉讼，这让刘易斯再次陷入争议中。《邮报》的时任主编萨莉·巴斯比计划对此事进行报道，引发了刘易斯的愤怒：他坚持认为该事件“不具备新闻价值”。

他因是否应报道自身争议与时任主编冲突，随后推动旧友接任，但两人均被曝曾使用非法材料进行报道，导致计划流产。

不久之后，刘易斯宣布巴兹比离职，继任者上刘易斯力推了自己曾经的老同事，来自英国《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罗伯特·温内特。然而，《华盛顿邮报》和《泰晤士报》随后相继披露，刘易斯和温内特过去曾使用非法获取的材料作为报道依据。一位曾与刘易斯共事的记者直言不讳地对《泰晤士报》表示：“他的野心，最终超过了他的道德。”

在舆论与内部质疑的双重压力下，温内特最终退出了接任计划。但这一连串风波，已经严重毒化了刘易斯与《邮报》新闻编辑部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加深了员工对管理层判断力的怀疑。到 2025年2月，局势恶化到两位前任总编辑伦纳德·唐尼和罗伯特·凯泽不得不致信贝索斯，敦促他：“更换刘易斯是拯救《华盛顿邮报》的关键第一步。”但贝索斯从未回复。

但随着这次美国媒体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后，刘易斯在2月8日宣布辞职。刘易斯在告别信中称，两年转型告一段落，离职时机已至。在那场全员裁员的全体会上，他本人并未出席，其后他更被发现出席超级碗（Super Bowl）庆祝活动，此举引发内部对其领导力的更大批评。接任仅八个月的财务总监唐诺弗里奥（Jeff D'Onofrio）将暂代出版商及行政总裁职务。

核心员工不断离开

在这轮裁员之前，一批关键员工就已离开。《邮报》深受爱戴的总编辑马蒂娅·戈尔德去了《纽约时报》；全国版编辑菲利普·拉克转投 CNN，政治记者乔什·道西去了《华尔街日报》。《大西洋月刊》则挖走了白宫报道团队的三位明星：阿什莉·帕克、迈克尔·谢勒和托卢塞·奥洛伦尼帕。这些损失若要重建，需要数年时间。

在元老伍德沃德看来，《邮报》“仍然活着，并在特朗普这场政治危机上做出了非凡的报道工作”，包括独家披露对涉嫌委内瑞拉毒品船袭击后幸存者的第二次打击。但纸质版已今非昔比，地方、风格和体育版被合并成一块虚弱的第二版；每日纸媒发行量已跌破10万。更紧迫的是，一个被严重削弱的新闻编辑部是否还能维持报道质量，令人怀疑。

自己不断犯错而对手却一路狂奔

唐尼在1991 至2008年间担任执行主编，他将《纽约时报》和《邮报》的发展路径作了对比。在过去十年中，《纽约时报》将自己打造成一站式平台，通过拼字游戏、烹饪应用和购物指南等吸引读者。到2025年底，它的数字订阅用户接近1300万，运营利润超过1.92 亿美元。

《邮报》不公开数字订阅数据，但据报道，2024年不背书哈里斯的决定时约为250万。唐尼表示：“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差异是，他们聘请了一位出版人——瑞安——却没想出任何新点子。然后当他离开时……我们知道贝索斯在亏钱，而我们本来对他们寻找一位能改善报社商业和发行状况的人感到鼓舞。结果他们却选了一个我们几乎听不到声音、而且在英国新闻界有着复杂过往的人。”

上个月，在一个供《邮报》前员工使用的私人邮件列表中，曾报道贝索斯收购《邮报》的媒体记者保罗·法希写道，他对贝索斯容忍刘易斯感到“完全困惑和不解”。他问道：“即便作为一个放手型老板，贝索斯难道看不出在威尔上任几个月内就连旁观者都能看出的事实吗——他不适合《邮报》，他疏远了新闻编辑部，他有道德上可疑的过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些宏大构想没有一个奏效，甚至没有真正实施？”

当新闻理想撞上“讨好权力”

如果只是财务压力，痛苦或许还能被理解。但真正击垮士气的，是另一条暗线。就在刘易斯和他的团队正在达沃斯社交，而贝索斯和他的妻子劳伦·桑切斯则现身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这份以捍卫新闻独立著称的报纸，如今老板却正在对特朗普政府采取绥靖政策。

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贝佐斯对于《邮报》立场的支持，可能让他损失数十亿美元的政府合同，贝索斯仍会选择支持《邮报》。而现在，面对联邦调查局突袭《邮报》记者汉娜·纳坦森的住宅、没收她的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其他设备的事件，贝索斯却一言未发。

与此同时，亚马逊斥资数千万美元，引进并推广一部关于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的纪录片。这笔交易，是在贝索斯与特朗普夫妇共进晚餐后敲定的。

“民主死于黑暗”——这句被印在《邮报》报头上的口号，在现实中显得愈发讽刺。而在2024年大选时，贝索斯亲自叫停了评论版对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的背书。这一决定，直接导致超过 25 万订阅用户流失。多位资深编辑因此离职。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这不是商业判断，这是价值背叛。”

贝佐斯仍然有选择

贝索斯，至今仍没有卖掉《华盛顿邮报》。或许，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迟疑——他尚未彻底放弃，只是在犹豫如何继续承担。有人已经提出了一条并非激进、却足够现实的出路：将《华盛顿邮报》转为非营利机构，由基金长期支持，并保持编辑与运营的独立性。

对贝索斯而言，这意味着卸下不断累积的政治风险与公共争议；对《邮报》而言，则意味着重新获得那条曾被反复提及、却正在消失的“跑道”——不是为了扩张，而是为了持续存在。

从最现实的角度看，问题从来不是钱。贝索斯收购《邮报》时，个人净资产约为 250 亿美元；如今，这一数字已膨胀至约 2500 亿。哪怕只拿出其中的1%，也足以让这家报纸在不被市场和权力挤压的前提下，长期存续。我知道，这样的设想听起来近乎理想主义，但它所指向的，并不是慷慨，而是一种责任的边界。

历史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财务报表上的盈亏，而是关键时刻的选择。贝索斯曾被视为《华盛顿邮报》的拯救者，如今，他仍然有机会决定，自己在这段历史中，将以怎样的身份被记住——是那个在困难来临时选择抽身的人，还是那个在反复权衡之后，仍愿意为新闻留下时间与尊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