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人说缺乏主动精神，等待被免职，开会说自己：有副职观点！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齐鲁大地北风刺骨。华东野战军十纵八十五团刚从阻击战场撤下，副团长刘竹溪蹲在残垣边，接过通讯员递来的整军动员令，眉头紧锁。战场硝烟尚未散尽，新的“诉苦、三查”却已迫在眉睫——这比敌人的炮火更让他心里没底。

动员会上，政工干部开门见山：“这次要摸清家底，查思想、查纪律、查工作的短腿。”台下士兵低声议论，有人悄悄瞥向刘竹溪。风声灌进会场，掀动墙上的大字标语。刘竹溪听着“家世成分”四个字，心口一沉。参军时他报的是“中农”，可这次上级翻出县档案，说他祖上开过油坊、买过地，偏要在他名字后面加上一行——“小官僚兼经营地主”。那一刻，他仿佛听见胸口“咯噔”一声，脑海闪过“免职”二字。

要命的是，会上还有人当面提意见：“刘副团长行军打仗不够主动。”一句话砸下来，众目睽睽，他只得苦笑：“俺有的就是副职观点，没敢越位。”周围先是一静，紧接着响起几声闷笑，气氛却并不轻松。副职该不该主动？该不该冲锋陷阵？他说的话像石子落井，荡起几道涟漪就沉了下去。

没人知道，眼前这位三十来岁的副团长，出身曲曲折折。要是把往事摊开，他自己也搞不清到底算哪一类。往上追溯，刘家祖上曾在豫皖交界开油坊、置良田，最多时有四五十亩地，算得上当地大户。可到祖父那一代，糟了。老人家手头松，一面嗜赌一面好客，几年功夫，良田散尽，只剩下几间风雨剥蚀的私塾。村里人摇头叹气，说刘家这棵大树恐怕要倒。

跌落的日子没那么轻松。刘竹溪的父亲年纪轻轻就给邻村地主放牛、扛长工，后来远走天津投奔表亲——那位亲戚在北洋陆军当参谋。勤务兵、跑腿、记账样样做，他靠着勤快劲儿五年攒下一百多块大洋，硬是把祖宅惨淡腾挪回手。好景不长，北伐军北上时，父亲随旧部退往河南，被推举做了杞县县长。枪声一停，职位散了，家底又没了。他无奈，带着妻儿回乡种地，再次由“县长”变“庄稼汉”。刘竹溪常说：“咱家命就像旱地的苦菜，一下雨也就长，天干就枯。”早早辍学后，他一路闯荡青岛，端过茶壶，当过店伙计，最终考进胶济铁路警察署，才算把日子捋顺。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靴踩碎了北方的宁静。刘竹溪在青岛目睹宪兵驱赶百姓，心里那点做路警的“小洋行”梦，顿时被枪声轰碎。他跟着朋友北上，投入山东抗日游击队。部队后来编为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支队长马耀南，副支队长杨国夫。刘竹溪识字，兼任军需、书记、指导员，筹粮、写标语、组织斗争，上山下乡，忙到昏天黑地，枪炮声中仍抱文件袋满山跑。

时间推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渤海军区主力北上东北，他随留守部队在滨海、胶东之间转战，改编为基干团后做副团长，开始真正摸枪带兵。新任团长陈景三爱钻研爆破，干脆把攻坚战当成课堂。一次围攻潍县碉堡群，两人分兵行动。陈景三亲自带爆破班刨地道，刘竹溪则领三个连封锁外线。夜幕下的爆炸声一连串炸开，日伪据点火球般翻滚，守军彻底崩溃。第二天缴获的步枪堆成小山，战士们笑得满脸硝烟。

胜仗接连打，可刘竹溪的“副职影子”没甩掉。指挥所里，他总是先听团长的，就算有主意，也只是递个便条。有人背地里议论：“看着本事不小，就是不上前台。”时间久了，“不够主动”成了写在检讨册上的缺点。刘竹溪自己清楚，这股谨慎是十几岁跑码头学来的——多看少说，先摸清底细再动手。

新式整军运动在一九四八年春进入白热阶段。诉苦现场，战士控诉旧社会的苦难，声泪俱下。轮到刘竹溪，他站起来，先讲父亲在北洋部队的旧事，再谈祖上欠下的教训，末了抬头：“我知道组织担心我有包袱。我没有地主的心，但是如果大家觉得我不合适，愿意回连队当兵。”这番话既是辩白，也是请战令。他语毕，灯火下的面庞分明透着诚恳和倔强。

刘竹溪并没被撤职。华东野战军领导更看中的是实战成绩和政治表现。几个月后，济南战役展开。八十五团奉命主攻北关外廓。陈景三掷地有声一句：“老刘，这回你打前站！”刘竹溪狭长的眼睛里一闪火光：“成，交给我！”九月二十四日凌晨，他带突击营蹚着护城河，炸开外墙。近身肉搏整整三个小时，师部电话里只传来一句短促回答：“占住了！”城头插起红旗，天还没亮，北关已入袋。

济南城陷，蒋介石败走大西南。十纵随大军一路南下，进军闽浙。山区行军苦寒，副参谋长记录过这么一幕：深夜，刘竹溪抱一床湿棉被，蹲在火堆旁翻晒。有人劝他去窑洞睡，他摆手：“团长在山口指挥，我怎好先走？副职也得护着部队最后一班岗。”这种“副职观点”，战士们听了暗地里叫好。

新中国成立后，刘竹溪被调入后备军区，再转任师参谋长、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人们发现，他依旧没改“多做少说”的老习惯。会议上，年轻军官提意见时常举《孙子兵法》佐证，他则用半截黄连木烟斗点点桌面，轻声提醒：“纸上沙盘，终究落不下硝烟味。”一句不轻不重，足以让气氛降温。有人笑他“乡土”，可演习打完，数战例对比，才知道老刘的办法往往更贴合实况。

一九五五年，授衔大典在中南海承德门举行。人群里见不到刘竹溪昂首挺胸的身影。他站在偏侧，被呼喊后才快步上前。授予上校军衔的那一刻，他抬手敬礼，下台时却悄声嘟囔：“副职的肩章，小点也好。”同行的战友打趣：“老刘，你要真没主动精神，能到这步？”他摸摸帽檐，不置可否。

战争年代众生相各异。有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有的埋头拉枪机。而历史往往给默默做事的人以迟到却厚重的褒奖。刘竹溪的故事说明，一名干部的价值，并不只在于抢话筒，更在于关键时刻敢出手。至于那顶“地主”帽子，随着一纸文件的复查早已撤销；倒是“副职观点”这五个字，成为老战士间津津乐道的话柄。世事如棋，落子无悔，低调并非畏缩，恰恰是沉潜后的一击稳准。

六十年代初，他调任南京军区某预备役师领导岗位，再一次回到熟悉的苏鲁大地。朱日和演练里，他提着茶壶往火线跑，被年轻参谋拦住：“首长，危险。”他拍拍对方肩膀：“打仗要心里有数，现场不看，纸上兵推都是摆设。”老毛病未改，说完又钻进指挥壕。

晚年回乡探亲，村里的老人提起刘家往事，总感慨此人命数多舛。有人问他如何看待“地主”那一笔。刘竹溪笑道：“祖宗的事儿翻篇了。革命是为穷人，可也讲究个公道。我家穷过、也富过，可我这一辈子，枪口始终对着压迫咱的人。”话音不高，却把院里听故事的孩子们说得直瞪眼。

历史给了他折线的起点，却收束成坚实的归宿。若问他此生最难忘哪刻，大概仍是那年整军会议，当众坦言“有副职观点”的瞬间。不是妥协，是自省；不是退缩，是把责任压在肩上。说到底，主动与被动，只在战机来临那一秒。子弹呼啸，他第一个翻过战壕，这，就是最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