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安徽省蚌埠市

在秦岭和淮河这条南北地理分界线上，蚌埠如一颗温润的明珠，坐落在安徽省北部的淮北平原南端。这座别称“珠城”的城市，因淮河而生、因铁路而兴。

蚌埠其坐标在北纬32度43分至33度30分、东经116度45分至118度04分之间，辖区总面积5951平方公里，市区面积约969平方公里，下辖龙子湖、蚌山、禹会、淮上四个行政区及怀远、五河、固镇三县。它北与濉suī溪、宿州等市县接壤，南连淮南与凤阳，东接明光及江苏泗洪，西与蒙城、凤台毗邻，东西绵延135公里，南北横跨86.5公里，宛如一道天然桥梁，连接着中原与江淮两大区域。淮河自西向东穿境而过，成为塑造城市肌理的核心水系，而津浦铁路、京沪高铁与京福高铁在此交汇，与淮河航运形成“水陆联动”的交通网络，让蚌埠自古便是“千里淮河第一大港”，如今更成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延续着“南北物资转运咽喉”的使命。境内大部分为平坦的淮北平原，仅沿淮河两岸有少量低丘岗地，这种“平原为主、河湖点缀”的地形，既孕育了肥沃的农耕土地，也奠定了其“居天下之中”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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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蚌埠的历史，其文明源头可上溯至7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淮上区的双墩遗址作为“淮河文明之光”，不仅出土了刻划符号——涵盖渔猎、天象、祭祀等内容，被学界视为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探索，更通过最新考古发现证实，这里是淮河中游最早出现稻黍共存的区域。当时的双墩先民已开始驯养家猪、种植原始粳型水稻，同时依赖淮河进行渔猎生产，出土的鱼骨、贝壳与网坠，鲜活还原了“以农为本、渔猎为辅”的生活场景。这些刻划符号与周边同期遗址的共性特征，勾勒出七千年前跨区域的文化交流网络，印证了淮河流域在中华文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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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时期，蚌埠成为中原文明与淮夷文化交融的核心地带。怀远涂山作为大禹治水的重要节点，留下了“涂山会盟”的千古传说——大禹在此娶涂山氏女为妻，生下夏朝第一代帝王启，让这里成为夏文明向淮河流域辐射的起点。春秋时期，蚌埠地域属嬴姓钟离国，2008年发掘的双墩一号春秋墓，通过编钟铭文与考古检测，证实墓主为钟离国君“柏”，出土的青铜器、蚁鼻钱等文物，揭开了这个小国的神秘面纱。而钟离国都城遗址则位于今凤阳境内，夯土城墙与护城河遗迹至今清晰可辨，见证了当时的城邦文明。

秦汉至南北朝，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后，这里分属九江郡钟离县与沛郡龙亢县，统一的行政体系促进了农业与手工业的繁荣。南北朝时期，蚌埠成为南北争夺交锋的前沿，著名的“钟离之战”便发生于此——公元507年，南梁军队以少胜多，在淮河两岸击败数十万北魏大军，战场遗址遍布今蚌埠马城、邵阳洲一带，这场战役不仅奠定了南北以淮河为界的格局，更彰显了蚌埠“淮上屏障”的军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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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至宋元，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淮河作为重要支线，让钟离县成为南北物资转运的关键节点，制陶、酿酒等手工业产品通过航运销往四方。北宋时期，政府加固淮河堤防、开垦荒田，农业再度兴盛；元朝推行行省制度后，蚌埠归属河南江北行省，行政建制进一步整合，水运网络的完善让商贸活动持续复苏。这一时期，中原文化、楚文化与江淮文化在此深度融合，形成了兼具南北特色的地域文化基因。

明朝是蚌埠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因紧邻朱元璋的中都凤阳，且地处淮河渡口，原本的乡野之地逐渐形成“蚌埠集”——因境内蚌山多产蚌壳而得名。此时的蚌埠集依托淮河航运，成为粮食、盐、布匹的转运枢纽，人口快速聚集，集镇规模不断扩大。清末时，蚌埠仍为凤阳县下辖集镇，朝廷特设三县司管辖凤阳、怀远、灵璧三县交界事务，进一步巩固了此地的区域集散地位。近现代以来，津浦铁路的建成彻底改写蚌埠命运，凭水陆联运的独特优势快速崛起，完成了从乡野集镇到繁华商埠的跨越。1929年当地曾首次设立市政筹备处，后因故撤销，1946年再度设立市政筹备处，正式脱离凤阳县管辖，1947年1月1日获批设市，成为安徽省首个地级市，就此开启城市发展新篇章。解放后蚌埠先属皖北行署管辖，1952年安徽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复为省直辖地级市，期间曾短暂隶属蚌埠专区，1961年撤销专区后再度直辖，1983年怀远、五河、固镇三县正式划入，市域行政格局就此定型，2004年市区调整设立龙子湖、蚌山、禹会、淮上四个行政区，蚌埠地级市建制自此全面完善。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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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蚌埠，既有双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钟离城遗址等历史遗存的厚重，也有龙子湖、张公山等自然景观的灵秀，而烧饼夹里脊、怀远石榴等特色风物则藏着市井烟火气。这座被淮河滋养、被历史浸润的城市，在地理与文明的交织中，既保留着“禹会诸侯地”的千年底蕴，也延续着“淮上明珠城”的现代活力，也等待着我们探寻它更深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