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站在万里长城之巅,望着连绵起伏的城垣,心底的疑问又涌上来——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古文明都已沦为废墟,为何中国不仅活着,还始终保持着惊人的统一?分久必合的逻辑在别处失效,在中国却成了不变的定律,换了朝代,换了统治者,“中华”这个根从未断过。
答案藏在一套独特的文明逻辑里。中国从不是西方语境中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型国家”——维系它的不是血缘或宗教,是一套共享的文化系统。56个民族说着不同方言,却写同样的汉字,过春节时一起吃饺子、贴春联,中秋夜共赏同一轮月亮。哪怕是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也主动融入这套系统:忽必烈定国号“大元”,称自己是“绍百王而纪统”的中华帝王;皇太极改“清”,宣称“承明之统,续中华之脉”;1771年土尔扈特部东归,渥巴锡汗的奏折里写着“祖辈皆为中华臣民,愿归故土与同胞共守疆土”。这种认同不是强迫,是文化的吸引力——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鲜卑贵族改汉姓、穿汉服、与汉族通婚,几代后他们的后代已能熟练背诵儒家经典,与汉族士人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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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核心是“兼容与消化”。汉字是最坚韧的纽带,从贾湖遗址的17个契刻符号,到商代甲骨文,再到今天的简体字,形态虽变,表意系统却始终稳定。浙江浦江上山文化的陶器上刻着阴阳爻易卦,湖北柳林溪遗址的“五田文”写着“东南西北中”,这种对天地方位的认知,延续到北京社稷坛的五色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用蚌壳堆出的龙、虎星象,与曾侯乙漆箱上的二十八宿星图一脉相承,6500年的天文观测传统早已刻进文明基因。更重要的是“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包容——商是东夷,周是西戎,秦是戎族,汉承楚文化,唐融合鲜卑,中华从不是单一族群的标签,而是文化共同体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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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动态平衡”是另一个密码。从商周分封制到秦汉郡县制,从隋唐科举制到明清行省制,中国古代制度从不是僵化的复制,而是“继承—创新—调适”的循环。秦汉郡县制奠定大一统基础,唐宋科举制打破阶层固化,让寒门子弟能通过读书入仕;明清“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将边疆纳入中央管理,这种弹性调整化解了文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就像今天的治理,既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要通过“放管服”改革给基层放权,用数字政府提升效率,在“变”与“不变”中保持韧性——正如“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古训,这种智慧刻在文明骨子里。
地理与文化的协同,让统一有了“天然土壤”。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像天然的“物流通道”,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把南北东西的人们串连起来,“合则两利”的共识深深扎根;长城不是“隔离墙”,而是文明的“分界线”——以内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吸引着草原民族主动融入。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虽来自草原却沿用汉制,开科举、修宋史;满洲人建立的清朝,顺治帝为崇祯帝发丧,康熙帝六下江南祭拜明太祖陵,用文化认同取代“征服者”标签。
今天的中国依然在延续这套逻辑。高铁总里程突破5万公里,把北京到上海的时间缩到4小时,缩短的不仅是空间距离,更是心理认同;“共同富裕”政策缩小贫富差距,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基层治理中“乡规民约+积分制”激活自治,“数字技术+文物保护”传承文化遗产,这些都是文明密码的现代演绎。当良渚遗址的祭坛依然能准确观测冬至日出,当汉字在手机屏幕上依然传递着千年思想,当56个民族一起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这份统一早已刻进文明的每一寸肌理里。
马丁·雅克的疑问,其实早有答案——中国的统一从不是靠拳头,是靠文化的魅力、制度的韧性,还有对“天地人共生”的永恒追求。这份密码,藏在每一笔汉字里,每一个节气中,每一次制度迭代的智慧里,更藏在每个中国人对“中华”的认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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