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存在190年，整个族群却被屠杀？

1358年，也就是至正十八年，安庆城的城墙终于塌了。

守将余阙身上插着十几支箭，跟个刺猬似的。

眼瞅着没戏唱了，他拔出剑抹了脖子。

家里人也没含糊，老婆蒋氏、小妾耶律氏，连带着闺女安安，全都跳了井，给大元朝陪了葬。

破城的是陈友谅，红巾军的头头。

虽说是死对头，可看到余阙这股子刚烈劲儿，这位后来的汉王心里也挺不是滋味。

他没让人糟践尸体，反而让人把余阙一家体体面面地埋了。

这事儿说起来挺邪门。

余阙既不是蒙古老爷，也不是汉家百姓。

翻开家谱一看，他是个党项人——正儿八经的西夏皇族血脉。

当年蒙古大汗发毒誓要让这帮人“断子绝孙”，结果到了最后，替蒙古帝国死心塌地守国门的，偏偏就是这帮人。

这笔糊涂账，到底咋回事？

要把这事说透，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个131年。

1227年8月25日，六盘山大营。

成吉思汗也没能熬过那个夏天。

临咽气前，这位打遍天下的猛人没留啥温情遗言，光是咬碎了牙根下了一道死命令：别发丧，等西夏国主这帮傻帽来投降，直接剁了，“党项人一个不留，统统送去见阎王”。

这梁子结得太深了。

二十几年前，克烈部的桑昆跑路去西夏，西夏居然敢收留；后来打金国，西夏又在那儿耍滑头，夏神宗还搞出个“逼蒙古撤军”的昏招，想把盟友坑死。

在成吉思汗看来，党项人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所以，当西夏末代皇帝李睍带着大伙儿开城投降，以为能换条活路，结果等来的是明晃晃的屠刀。

中兴府（就是现在的银川），那个夏天简直成了绞肉机。

按套路，这帮人早该在历史上销户了。

就像其他那些消失的部族一样。

可怪就怪在，人家非但没死绝，几十年后还混进了元朝的高层圈子，成了仅次于蒙古人的“色目”贵族。

说白了，是在那个血流成河的节骨眼上，有几个脑瓜子灵光的党项人，赌对了几把关键局。

头一个破局的叫察罕。

这哥们原本是西夏皇族的远房亲戚，还没长大就被蒙古人抓了当奴隶。

摆在他眼前的本来是死局：要么干活累死，要么逃跑被砍死。

可察罕脑回路清奇，他走出了第三条道。

有回在草原上放羊，正赶上成吉思汗打猎。

换别人早吓尿了，趴地上不敢动。

察罕倒好，不紧不慢摘下帽子，挂旗杆尖上，然后才规规矩矩磕头。

这招太高了。

意思是说：我跪你，是服你的拳头（行礼）；我挂帽，是因为我有脑子和骨气。

成吉思汗这种狠人，最烦软蛋，偏偏喜欢这种带刺的狼崽子。

就这一手，察罕不但保住了脑袋，还被送给正宫娘娘孛儿帖抚养，摇身一变成了蒙古大营的“自己人”。

察罕心里这笔账门儿清：硬刚是送死，当狗太贱，只有让自己变得“有用”，才能活得像个人样。

后来打甘州，守将是他亲爹曲也怯律。

父子俩信都写好了准备投降，结果副将阿卓突然翻脸，杀了曲也怯律全家，带着全城玩命。

等到城破，按蒙古老规矩，必须屠城泄愤。

这时候，察罕干了件让人掉下巴的事。

他没借蒙古人的刀给亲爹报仇，反而跪求成吉思汗放过城里的老百姓。

最后，大汗看他的面子，破例收了刀，留下了36户党项人的活口。

从这儿开始，活下来的党项人悟透了：想在蒙古人的弯刀底下混，光骨头硬没用，你得变成他们离不开的拐棍。

这就衍生出了第二派党项人的活法：既然干不过你，那我就当把你手里最快的那把刀。

代表人物是李恒。

这哥们命比察罕还苦。

爷爷是西夏废太子李德任，灵州城破的时候死战不退被杀了。

他爹李惟忠那年才7岁，也想跟着死。

蒙古人敬这家人是条汉子，没杀这7岁的娃，反而把他送给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当干儿子。

等到李恒长大了，里里外外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蒙古武士。

1278年，南宋眼看要咽气了。

忽必烈急需一把尖刀去清理最后的残局。

李恒站了出来。

谁能想得到，最后给大宋朝盖棺材板的，不是蒙古人，居然是西夏皇室的种？

崖山那场大海战，李恒当汉军都元帅，配合张弘范把宋军逼上了绝路。

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了海，大宋彻底凉凉。

这对父子看似是“认贼作父”，其实背后的算盘打得很冷血：国家都没了，当了亡国奴想翻身，唯一的本钱就是拿命换军功。

用汉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这是当年党项武将升官发财的捷径。

光会砍人还不行。

蒙古人打天下是一把好手，坐天下就抓瞎了。

这时候，党项人的第三招来了：当“脑子”。

这得提个牛人：高智耀。

他是西夏末代丞相高良惠的孙子。

当年西夏亡的时候，他爷爷也是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到了大元朝，蒙古人瞧不上读书人，甚至把儒生排在乞丐后面。

可高智耀胆儿肥，他跑去找窝阔台，后来又磨忽必烈，嘴里就念叨一件事：“得用读书人，别让他们干苦力。”

蒙古贵族听了都想笑，要这帮酸秀才干啥？

可高智耀心里跟明镜似的：蒙古人只会放羊打仗，不懂怎么管种地的；汉人倒是人多，可地位太低，咱们也不放心。

那谁来当这个“大堂经理”？

非党项人莫属。

这帮人既懂草原那套规矩，又在西北读过孔孟之书，是天生的中间人。

忽必烈听进去了，客客气气喊他一声“高秀才”。

这套逻辑落实下来，就是著名的“四等人制”。

蒙古人当大老板，汉人干苦力，党项人被划进“色目人”，坐上了二等席位，成了帝国的大管家。

你看，这步棋走得太绝了。

当年的死敌，这就成了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党项人帮着管汉地，蒙古人给他们荣华富贵。

这种利益捆绑实在太紧，以至于到了元朝快塌台的时候，最先跳出来陪葬的，往往就是这些党项世家。

再回头看看文章开头那幕。

余阙在安庆死磕了六年，打了几百仗没输过。

他从小读圣贤书，张口闭口“我是淮南人”，要是不查户口本，你压根看不出他是西夏后裔。

这才是历史最黑色幽默的地方。

当年成吉思汗想靠屠刀杀光的党项人，没死绝。

后来党项人主动钻进蒙古人的圈子，不但活下来了，还混得风生水起。

可最后，真正把党项人“灭”了的，恰恰就是这种连皮带骨的融合。

到了元末明初，像余阙这样的精英，脑子里装的是汉人的文化，骨子里刻的是对元朝的忠诚。

贺兰山的风雪早就忘了，只记得孔夫子的教导和大元皇帝的恩典。

剩下的西夏遗民，有的往北跑回草原变回了游牧民；有的往东，像余阙家一样变成了汉人；还有一拨，听专家考证，可能跑到了四川甘孜，搞了个“西吴”的小地盘，最后融进了藏族。

那个立国近两百年、有自己文字和发型的党项族，就这么散进了历史的灰堆里。

他们不是被杀光的，而是被“活”没的。

成吉思汗临死前那道屠杀令，到底还是没成。

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孙子忽必烈换了个法子——用温水煮青蛙的套路，彻底完成了对这个民族的“征服”。

对党项人来说，这大概是面对不可战胜的强敌时，为了保住血脉，能做出的最无奈、也最精明的算计了。

信息来源：

[明]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

钟侃：《西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79 邓少琴：《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南京中国学典馆，1945年

史金波、吴峰云：《元代党项人余氏及其后裔》，《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金铁木：《神秘的西夏》，纪录片，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