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中国战斗机不付尾款！中国向其追债7次无果，现在什么结果呢？

1977到1978年的欧加登战争，把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一起拖进泥潭，也把索马里空军拖到了谷底，几十架苏制米格战机在战斗和事故中损失得七零八落。

战争打到后期，苏联一边看着埃塞俄比亚这边有120多个师的陆军潜力，一边对索马里抢占欧加登的做法越来越不满，最后在1978年前后干脆转向支持亚的斯亚贝巴。

原本向索马里提供米格战机和备件的苏联顾问，在不到1年时间里陆续撤走，新的军援合同也在1979年之前被全部叫停，索马里空军突然发现自己手里只剩一批消耗品。

和莫斯科翻脸之后，索马里很快把目光投向美国，希望在1980年前复制一个“军援翻转”的剧本，但华盛顿盘了一下账本，觉得接手这个刚打完仗、欠下不少外债的国家风险太高，当场拒绝了这桩买卖。

随后2到3年里，索马里陆续敲开几个西欧国家的大门，却发现北约内部对在红海和亚丁湾再卷入一场代理冲突兴趣不大，几家银行评估后的结论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偿债能力堪忧。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刚起步不久，1979年外汇储备规模还非常有限，军贸被视作获取外汇的一个现实渠道，而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则成了少数主动上门谈飞机订单的客户之一。

索马里军方看中的是中国歼-6战斗机，这种飞机在设计上参考了米格-19，单机价格远低于第三代战机，而且与他们197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多种机库和地勤设备兼容度在70%以上。

1979年，兼任国防部长的副总统默罕默德·阿里·萨马塔尔率团访问北京，谈判桌上很快敲定一份26架歼-6的采购协议，总价3310万美元，分为首付款和5年分期两部分。

按照当时的安排，索马里先支付约1600万美元作为首期款，剩余大约1700万美元在1980到1985年间逐年结清，还额外用4台苏联AL-21F-3发动机折抵一部分金额，双方都觉得这笔账划算。

中国方面考虑到索马里刚经历1年多的战争，1978至1979年的财政赤字在扩张，仍然接受了这种带有明显信用风险的分期方案，希望通过这单交易打开非洲军贸市场，同时获取苏制发动机样机用于技术研究。

1980年，26架歼-6在不到12个月的时间里全部交付完毕，索马里空军在纸面上的战斗机数量重新回到两位数以上，但真正开始飞行训练后，关于尾款的付款进度却明显慢了下来。

1981年的第一次催款行动，中国代表团带着合同和当年应付的几百万美元账单抵达摩加迪沙，索马里财政部门拿出的是战后重建支出表，强调赤字规模在10%以上，希望顺延付款时间。

1982年再度上门时，索马里解释称当年国际油价波动导致出口收入下降，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低于此前计划的水平，只能把原定几百万美元的分期款往后拖一拖，并且模糊地提到“等待多边机构援助”。

到1983年，中国这边在代表团里增加了法律专家，准备把合同条款和违约责任讲清楚，索马里仍以国内局势紧张、粮食进口支出增加等一连串数字回应，实际支付金额却依旧是“0”。

1984和1985这两次接触中，中国逐步从“宽限”转为强调信用风险，一次把拖欠金额按利息和本金合并算给索方看，总额稳定在1700万美元上下，索马里则把高层讨论、预算优先级等理由轮流摆上台面。

到了1986和1987年，中国已经连续7年派出代表团追款，并在第7次送去正式书面警告，说明如果长期不付款，后续维修、备件和技术服务可能被暂停，而索马里方面仍以财政危机和预算赤字为由未给出明确时间表。

七次上门追款，最后都停在同一行数字：大约1700万美元的尾款悬着不动。

1988年，索马里空军在一次例行训练中发现多架歼-6发动机寿命接近规定的使用小时数，至少需要一次系统性维护，否则约20多架飞机中会有一半在3年内无法正常飞行。

在维修谈判里，中国要求先支付部分欠款作为启动条件，索马里最终筹到约300万美元现金，换来中国技术团队赴当地检查和修复主力机群，但此前几年堆积的本息缺口依旧没有实质变化。

当现金方案走不下去时，索马里提出改用近海捕鱼权抵债，建议从1989年起允许中国渔船在其专属经济区作业，每年2艘百吨级渔船作业天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按估算需要约28年才能覆盖全部拖欠金额。

中国方面经过测算，认为如果每年捕捞量稳定在几千吨，并且市场价格在合理区间波动，这笔“鱼换债”的方案有望在2000年前后收回大部分损失，于是同意把原先的纯货币合同改成混合形式。

1989年的实际作业情况不错，中国渔船队在索马里海域捕获的远洋鱼类品种超过10种，当年的出口收入虽然不足1700万美元，但至少让这笔坏账有了可见的回收路径。

然而进入1990年，索马里国内多个派系之间的冲突升级，首都周边爆发的武装冲突次数在1年内明显上升，中国驻当地人员评估后认为渔民和技术人员的安全风险超过可控阈值。

1991年，苏联解体给一批原本依赖社会主义阵营资源的国家带来了连锁反应，索马里中央政权在同一年实质性崩溃，全国范围的内战让沿海港口的正常运作难以维持，中国渔船队只能提前撤离，实际执行“鱼换债”的时间不足预期的28年计划的十分之一。

内战之后形成的几个政治实体，对1980年代签署的那批合同和备忘录态度并不一致，有的新权力中心直接表示不承认旧政府留下的大额对外债务，也没有能力在短期内拿出哪怕100万美元的现金用于结算。

从结果看，这笔原本金额只有3310万美元的军贸项目，经过7年追款、1次维修谈判和1次捕鱼权置换，最终仍有相当部分在1990年代初被迫记入坏账，而索马里自身的国家机构则在长期冲突中不断弱化。

中国此后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军贸实践中，开始更频繁地使用预付款、第三方担保或多元抵押等方式控制风险，并在合同文本里更细化关于违约和不可抗力的条款，避免再次出现需要连续7年靠代表团“上门沟通”的局面。

在今天回看这段发生在1977到1991年之间的债务与合作故事，人们或许会继续讨论：在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和经济现实面前，类似的军贸安排还能如何设计，才能在互利和风险之间找到更稳妥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