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民 | 《春秋》叙事的空间结构

叙事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时间叙事方式，即以时间的顺序安排事件，揭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发展的历程；二是空间叙事方式，即以空间的布置安排事件，揭示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示事件发生的广阔空间，以空间变化来推动历史事件的发展。历史叙事是一种最为古老的叙事。长期以来，历史文本仅仅被看成是一种时间叙事的文本，其空间叙事受到轻视，只是将历史文本的地点或空间看作叙事的背景。20世纪中叶以前，大多数学科聚焦于时间性，其空间性受到遮蔽。20世纪末叶后，学界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即学者们开始重视人文学科中的“空间性”，把先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的青睐，转移到空间上。叙事学也开始关注空间性问题。所有的历史事件皆发生在具体的空间中，那些承载各类历史事件和人物、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地点，将成为历史的场所而受到关注。生命可以终止，事件可以完结，时间可以流逝，但只要历史发生的场所还在，只要储藏记忆的空间还在，就能唤起我们对过去鲜活的记忆。（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由于历史与地点（空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真正的历史学家总对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或空间了如指掌。空间不是历史叙事中可有可无的背景因素，而是历史叙事中的基础。

一

《春秋》亦史亦是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春秋》是一部编年史书，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历史。《春秋》以时间为线索安排历史事件，时间叙事结构显明。《史记·三代世表》：“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孔子据鲁史而作《春秋》的重要特征，是正明历史事件发生的年时（季）月日。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概括《春秋》记事方式：“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时间记录采取“年时月日”的体例。傅修延说，《春秋》的叙事方式之一是“叙事要依从时序”“时间的自然秩序是由远而近奔腾不息”（《先秦叙事研究》）。

学界几乎未讨论《春秋》的空间叙事结构，这是否表明《春秋》并不存在空间叙事的结构呢？我们认为，《春秋》的空间叙事结构较为突出，只是因为历来研究者认为历史叙事即时间性叙事，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空间性叙事。实际上，历史文本在彰显叙事的时间维度时，也伴随着天生的与时间性无法分割的空间性。如果我们仅强调时间维度，而轻视空间维度，则无疑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对真实性的遮蔽。因此，我们只有从时间与空间叙事两方面上，才能真正把握《春秋》书写大国称霸、诸侯混战的纷繁历史。

二

《春秋》记录的事件不仅是标题式的，也是片段化的，而连贯性不足，像流水账，王安石贬曰“断烂朝报”。换言之，《春秋》按时间顺序记录历史事件，但其中不少事件并没有因果的联系，也难以寻觅其发展的线索，多不能形成完整的结构，即历史事件之间缺乏连续性、逻辑性、完整性。因此，《春秋》以时叙事，但其时间叙事的结构不太强；许多事件互不关联而具有并置的空间关系，从而表现出历史事件的多元性、复杂性；这正是空间叙事的重要特征。《春秋》叙事，以鲁为中心，而外及周天子及其六十余诸侯国，其空间范围相当广阔，彼此之间因为位置、距离、方向而存在多种复杂的关系；这是空间叙事的又一特征。《春秋》重视地点的记录，如会盟征伐朝聘等地点，这些地理空间构成了历史的场所；这是空间叙事的再一特征。

我们以《春秋》隐公元年记事为例加以说明：

春，王正月，公即位。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隐公元年记录七件事，六件是内事（内、内及外、外及内），一件是外事。《春秋》按时间顺序记录七件事，它们基本上没有因果的关系，像流水账。郑伯克段于鄢，是纯粹的外事，与内事并置，而没有联系。六件内事虽按时间的顺序记录，也无因果关系，更未表现事件的发展历程。这七件事关涉周、鲁、邾娄、郑、宋等，涉及鲁都城、邾娄眛邑、郑国鄢邑、宋宿邑；其国家多，其地点多，故地理空间辽阔。这些地理空间皆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春秋》详载之，表现其叙事的空间性特征。所谓历史场所，即指与具体的历史人物、事件及时间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空间；历史场所构成一个叙事空间。“当空间和时间元素、人的行为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空间变成了场所，体验的多样性是叙事空间的最为重要的特征。”（[英]冯炜《透视前后的空间体验与建构》）

要之，鲁隐公在位共十一年，《春秋》所记录的事件，大多数没有连贯性。由此推及整部《春秋》，其记事基本如此。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辨别历史与编年史说，编年史仅仅依照时间顺序编排事件，被编排的事件之间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而历史除了按时间顺序编排事件外，这些事件还必须具有因果性和完整性。（《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编年体史书《春秋》的时间线索表面上显明，但前后事件之间多没有因果联系，而空间转化明显，故《春秋》具有历史世界“空间化”的特征。历史世界“空间化”是空间叙事的主要形式。它以空间变化为线索,形成一个与时间相对应的系列，时间和空间相互联系，相互建构。

三

空间叙事强调中心与边缘的分别和联系。《春秋》以鲁为中心，即“内鲁”“主鲁”；外及华夏诸侯，即“外诸侯”，扩展到广大的四边民族。它们有不同的位置、距离、方向，而形成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结合的空间结构。《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邾娄人，会吴于钟离”。《公羊传》：“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所谓“殊会”，即诸夏与吴相会时单独列出，而与诸夏相分别。《春秋》有内外之分，以鲁为内，以诸夏为外；以诸夏为内，以四边民族为外。王者一统天下，为何有内外的分别呢？因为天下大一统，从近者（鲁）开始，逐渐地统一诸夏各国，进而统一四边民族，最终实现大统一。因此，《春秋》叙事，有中心与边缘之分而形成内外结构：着重书写鲁国之事，其次书写齐、晋等大国之事，再次书写各诸侯小国与四边民族之事。

空间，首先是地理空间，鲁、诸夏、四边民族有不同的位置，彼此之间有不同的距离和方向，从而在空间上形成网状结构。空间，其次是社会政治与文化的空间，主要表现在制度与礼义上。鲁、诸夏、四边民族在制度与礼义上有分别。大一统，是以鲁为中心，即鲁先治内而行王道，接着将王道推及华夏诸国；华夏诸国行王道而小一统，再将王道推向四边民族；四边民族亦行王道，最终，鲁、诸夏、四边民族皆行王道而大一统。《春秋》大规模书写春秋时代诸侯混战、大国争霸的动荡历史，国有周、鲁、齐、晋、宋、郑等中原大国，也有众多的诸侯小国，还有楚、吴、秦等四边国家，各国之间呈现出复杂的空间关系，具体事件发生的历史场所不计其数，故《春秋》所展现的是一种无限多样性的社会空间。《春秋》大一统，是自然空间的统一，也是社会政治与文化空间的统一。因此，《春秋》大一统的叙事结构主要是空间结构。

空间政治学认为，空间展示了人类所面临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即人类在空间中如何作为共同体而共存；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且空间与权力相互交织，空间不仅充满权力，也是权力关系的产物。人类在空间中如何共同生活，并营造我者与他者共同发展繁荣的作为“我们”的共同体，这是空间叙事的重要问题。《春秋》叙事，以鲁为中心，而外及周天子、华夏诸侯、四边民族，最终实现天下大一统，而形成民族的共同体。这建立在政治权力、礼义文化的基础上。因此，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可以说是政治权力与礼义文化的产物，这表现出空间政治学的基本特征。空间叙事建构了共同体理念，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之，《春秋》记录六十余诸侯国在二百四十二年中的历史事件，不仅时间绵长，且空间广阔；因此，《春秋》叙事是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统一。

原载：《光明日报》2026年2月7日

作者：刘国民，系珠海科技学院文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