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乱的东汉末年，狠人梁鹄治让鄂县成乱世避风港

东汉末年，天下分崩，黄巾烽烟燎遍九州，董卓擅权祸乱京畿，四方诸侯割据称雄，中原大地陷入无尽战乱。当此之时，荆州牧刘表据有荆襄八郡，凭藉江汉天险保境安民，使荆州成为乱世中难得的一方乐土，而安定乌氏人梁鹄，这位以八分书名震天下的书法巨擘，却并非如后世所传仅为避世鄂州的文人墨客。作为曾任东汉选部尚书的汉室旧臣，梁鹄身负治世之才，投效刘表集团后躬身辅政，以鄂州为基，为江夏郡乃至整个荆州的治理殚精竭虑，其梳理吏制、选贤任能的政绩，让乱世中的鄂州吏治清明、民生安定，成为荆楚大地稳固的东部门户。《书断》载其“灵帝重之，官至选部尚书”，这份在中央朝堂练就的治政功底，让他在荆州的辅政生涯更具章法，也让鄂州成为汉末乱世中一抹别样的亮色。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人，其名初显于书法，却立身于朝堂，一生兼具“书坛巨擘”与“治世能臣”双重身份 。少年时的梁鹄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资与毅力，彼时书法大家师宜官以八分书名满天下，其书“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却性情孤傲，从不轻易传艺，每作书竟“削而焚其粄”，不欲他人得其笔法 。梁鹄慕其才，深知求艺之难，便巧思寻机，“益为粄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粄”，将师宜官的书迹悉心收藏，日夜钻研临摹。这份为学的执着与聪慧，不仅让他尽得师宜官八分书精髓，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书“骨气凝重，筋力丰足，笔势雄健”，终成一代书法宗师。而这份钻研之劲、谋事之智，也为其日后的治政生涯埋下伏笔——于书法中求极致，于治政中求务实，正是梁鹄一生的行事准则。

汉灵帝时期，梁鹄因书法造诣受帝王赏识，更因才学出众被举孝廉为郎，入鸿都门学深造，后一路擢升，官至选部尚书 。选部尚书掌天下官吏选拔任用，位高权重，需兼具识人眼光、公正之心与治事之能，而梁鹄在任期间，便已展现出独到的选官理念：不重门第重才具，不看虚名看实绩，这份理念在世家大族把持仕途的东汉末年，实属难得。彼时东汉朝堂已是风雨飘摇，宦官专权、党锢之祸接连不断，梁鹄虽身居高位，却始终坚守为官本心，为朝廷举荐了不少清廉干练之士。然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董卓入京后，天下大乱，京畿之地战火纷飞，梁鹄作为汉室旧臣，不愿屈从于乱臣贼子，遂弃官南下，辗转奔赴荆州，投效荆州牧刘表。这一去，不仅让这位书法大家远离了中原战乱，更让这位治世能臣在荆楚大地找到了施展抱负的舞台，而鄂州，便成为他辅政刘表、施展治才的核心之地。

初平元年（190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彼时荆州“盗贼横行，宗贼拥兵”，江南宗贼张虎、陈坐据襄阳，吴人苏代、贝羽各据郡县，刘表初到荆州竟无法直接上任，只得“单马入宜城”，与蒯良、蒯越、蔡瑁等荆襄名士共谋大略，定计诛杀宗贼首领，收服部众，方平定荆州内乱 。此后刘表据有荆襄八郡，“万里肃清、群民悦服”，却始终面临一大难题：荆州地域广阔，江夏、南阳、南郡等郡历经战乱，吏治废弛，地方官吏或庸碌无为，或贪赃枉法，而鄂州作为江夏郡重镇，地处长江中游，西连襄阳，东接江东，北望中原，是荆州的东部门户，其吏治清明与否、民生安定与否，直接关系到荆州的东部安危。然刘表麾下虽有蒯良、蒯越等谋臣出谋划策，有蔡瑁、黄祖等武将领兵作战，却缺乏一位兼具中央朝堂治政经验与选官识人眼光的能臣，梳理荆州吏制，整饬地方吏治——而梁鹄的到来，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

刘表久闻梁鹄之名，不仅知其为天下闻名的书法大家，更知其曾任东汉选部尚书，深谙官吏选拔与地方治理之道，故而对其极为敬重，引为心腹辅臣，将江夏郡及鄂州的吏治整顿、官吏选拔之权尽数托付于他。彼时的鄂州，历经黄巾之乱与宗贼割据，民生凋敝，吏治混乱，地方官吏多为武人或世家子弟，要么不懂治民，要么苛政盘剥，百姓苦不堪言。梁鹄到任鄂州后，并未急于施政，而是轻车简从，遍历鄂州城乡，访民情、察吏治、问疾苦，将鄂州的民生状况、官吏优劣、地方利弊一一记录在案。他深知，乱世治民，首在治吏，官吏清明，则民生安定，而治吏之要，首在选官——唯有选对人、用对人，才能让鄂州走出乱局，成为荆州稳固的东翼。

作为曾任选部尚书的能臣，梁鹄为刘表梳理荆州官吏选拔体系，并非简单照搬东汉旧制，而是结合荆州实际，提出**“唯才是举、兼顾儒行”的核心原则，这份原则，既不同于曹操日后“唯才是举”的极致务实，也不同于东汉传统“重儒行、讲门第”的刻板守旧，而是取其中道，兼顾才具与德行，恰合荆州“保境安民、崇文重教”的治政理念。在这一原则下，梁鹄为鄂州及江夏郡制定了一套严苛而务实的选官标准：一为察才具**，考较官吏的治事能力，凡通吏治、善治民、能断案、会理财者，方有入选资格；二为考儒行，查验官吏的道德品行，凡孝廉、方正、清廉、爱民者，方可委以重任；三为试实绩，无论出身贵贱，皆需先任试职，以实际政绩定升迁，杜绝“纸上谈兵”的虚名之辈。为确保选官公正，梁鹄更是亲自主持鄂州及江夏郡的官吏选拔，摒弃门第之见，唯才是举：寒门士子只要有才具、守儒行，便可入朝为官；世家子弟若无实绩、行不端，亦坚决不用。

在梁鹄的主持下，一大批清廉干练的官吏被举荐到鄂州及江夏郡的各级岗位，其中不乏寒门俊才与饱学之士，而杜袭、刘巴等日后闻名天下的名士，也曾受梁鹄赏识，在江夏郡任职历练。杜袭早年避乱荆州，刘表闻其名，欲辟为僚属，杜袭却因看出刘表“坐观成败，非立业之君”而婉拒，却对梁鹄的选官理念深为认同，遂应梁鹄之邀，出任鄂州西鄂县长 。杜袭到任后，秉持梁鹄“清廉治民、务实理政”的理念，当时荆州战乱初平，西鄂县屡遭兵祸，百姓流离失所，杜袭“抚循吏民，营农桑，修武备”，短短数年，便让西鄂县民复耕桑、境无盗贼，成为江夏郡的治县典范。而这一切，皆源于梁鹄的识人眼光——他不因杜袭拒绝刘表而弃之，反而看重其治世之才与儒者德行，力排众议举荐其为官，终成一代治绩。又如刘巴，年少时便以才学闻名，荆州士人皆慕其名，梁鹄到鄂州后，闻其才，亲往拜访，力邀其出任江夏郡记室，掌郡中文书典籍，刘巴初时不愿出仕，却为梁鹄的诚意与治政理念所动，最终应允，为江夏郡的文书整饬、吏治规范立下汗马功劳。

梁鹄不仅为鄂州举荐贤才，更亲自整饬鄂州吏治，制定严苛的官吏考核制度。他规定，鄂州各级官吏每月需上报治政实绩，包括农桑生产、人口增减、盗贼治理、赋税征收等诸多方面，每季度进行一次考核，“优者升，庸者免，贪者惩”。为杜绝官吏贪赃枉法，梁鹄以身作则，清廉自守，其在鄂州任上，“居无华室，食无兼味，出行无车马随从”，与百姓同甘共苦。有一次，鄂州一县尉因贪墨赋税被人告发，该县尉为世家子弟，背后有荆襄大族撑腰，蔡瑁等人曾为其说情，梁鹄却不为所动，坚持按律处置，不仅将其罢官夺职，更将其贪墨之财尽数归还百姓，还亲自向百姓致歉：“选官不察，是吾之过也。”此事在鄂州乃至江夏郡引起轩然大波，百姓皆赞梁鹄公正无私，而各级官吏也深受震动，自此之后，鄂州吏治为之一清，贪赃枉法之事鲜有发生，史载彼时鄂州“吏畏法而廉，民乐业而安”，成为汉末乱世中难得的治世之境。

在整饬吏治的同时，梁鹄更结合鄂州的地理与民生特点，提出一系列务实的治民之策，与他举荐的官吏一道，让鄂州的民生得以迅速恢复。鄂州地处长江之滨，河湖密布，水患频发，梁鹄便令地方官吏组织百姓修堤筑坝，疏浚河道，既抵御了水患，又利用河湖之利发展农桑与水运；彼时荆州周边战乱不断，不少流民涌入鄂州，梁鹄便令官吏“开仓赈济，划地安置，劝课农桑”，让流民有田可耕、有屋可居，不仅稳定了民生，更让鄂州的人口与生产得以恢复；针对当时地方上豪强兼并土地的问题，梁鹄虽不愿过度触动世家大族利益，却也制定了“限田令”，规定豪强地主不得随意兼并贫民土地，若有违反，便削其爵、收其田，此举虽引来部分豪强不满，却保护了贫民的利益，让鄂州的社会矛盾得以缓和。

梁鹄的治政之才，不仅让鄂州得以安定，更让江夏郡成为荆州最为稳固的郡国之一，为刘表集团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东翼保障。彼时刘表据有荆州，“南据江陵，北守襄阳，东恃江夏”，而江夏郡因梁鹄的治理，吏治清明、兵精粮足，成为抵御江东孙氏集团的重要屏障。建安初年，孙策领兵攻打江夏，江夏太守黄祖领兵抵御，而鄂州作为江夏郡的军事重镇，不仅为黄祖提供了充足的粮草与兵源，更因吏治清明、百姓拥护，让孙策难以在鄂州境内立足，最终只得退兵。此战之后，刘表对梁鹄更为倚重，赞其“非独书艺冠绝天下，治政之才更胜良将”，而荆襄上下，也皆称梁鹄为“荆楚柱石”。

而梁鹄虽身居鄂州，辅政刘表，却始终未忘自己的书法初心，只是其书法创作，已不再是单纯的文人雅好，而是与治政相融，成为安定民心、教化百姓的工具。他在鄂州任上，常为地方官署、学宫题写匾额，其八分书“雄浑壮阔，正气凛然”，百姓见其字，便知其官，更因敬其字而敬其政；他还在鄂州开设书学，教当地子弟习书，不仅传授书法技艺，更以书法中的“中正平和、笔力千钧”教化子弟，使其明白“做人如作书，需立身端正，行事坚定”的道理。彼时鄂州学宫的《先师孔子颂碑》，便是梁鹄亲笔所书，其书“笔势雄健，字字千钧”，既展现了其书法造诣，更彰显了其儒者情怀，成为鄂州的文化瑰宝。而这份“以书辅政，以文化人”的理念，也与刘表“立学官，博求儒士，撰《五经章句》”的治政理念不谋而合 。刘表在荆州大兴儒学，广求遗书，使荆州成为汉末的文化中心，而梁鹄在鄂州以书法教化百姓，以儒行治理地方，正是对刘表崇文重教理念的最好践行。

梁鹄在鄂州的辅政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彼时荆州集团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势力：以蔡瑁、张允为代表的荆襄世家，主张依附江东或曹操，保全家族利益；以蒯良、蒯越为代表的谋臣集团，主张保境安民，坐观天下成败；而梁鹄作为汉室旧臣，始终心存汉室，主张荆州集团应“奉天子以令不臣”，与曹操集团保持距离，同时整军经武，以图恢复汉室。这份理念与刘表“坐观成败，拥兵自重”的心态产生了微妙的矛盾，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袁绍遣使向刘表求援，刘表“许而不兵”，坐观成败，梁鹄曾多次劝谏刘表，认为“曹袁相争，天下之枢也，若举兵助袁，败曹则汉室可扶，若坐观成败，曹胜则荆州危矣”，然刘表“多疑而缺乏决断”，始终不为所动 。梁鹄知其志不可改，虽心有遗憾，却并未因此而懈怠治政，依旧坚守鄂州，尽心尽力整顿吏治、安定民生，只因他深知，无论天下局势如何变化，守一方百姓平安，便是为官者的根本。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大军南征荆州，刘表病逝，幼子刘琮在蔡瑁、张允等人的裹挟下，举荆州而降曹 。荆州易主，梁鹄的辅政生涯也随之结束，彼时曹操久闻梁鹄之名，不仅慕其书法，更知其治政之才，遂“募求鹄”，梁鹄初时因曾为汉室旧臣，又曾辅政刘表，“惧而自缚诣门”，曹操却对其极为礼遇，“署军假司马，使在秘书曹”，令其掌宫中书法与文书之事。曹操亦是书法爱好者，对梁鹄的书法推崇备至，“常悬其所书帐中，或钉壁上玩之，谓胜师宜官”，甚至曹魏的宫殿题署，大多出自梁鹄之手。而曹操也曾欲任梁鹄为洛阳令，使其再度执掌地方治政，然彼时梁鹄已年事已高，又历经乱世奔波，无心再涉朝堂纷争，遂婉拒，终以书法终老于曹魏，其书迹流传后世，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

然世人皆知梁鹄书法冠绝天下，却少有人知其治政之功，尤其是在鄂州的辅政生涯，为汉末乱世中的荆楚大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东汉旧臣，他身负汉室情怀，却在荆州找到了施展治才的舞台；作为选部尚书，他秉持“唯才是举、兼顾儒行”的原则，为鄂州举荐了大批贤才，整饬了地方吏治；作为治世能臣，他务实理政、清廉自守，让鄂州在乱世中得以保持安定，成为荆州稳固的东翼。《三国志》评刘表“据有荆楚，从容自保，观时变，无四方之志”，而梁鹄却在刘表的“无志”之中，坚守着为官者的初心，以一己之力，守一方百姓平安，这份治政之功，虽未载于正史列传，却深深刻在鄂州的历史之中，为当地百姓所铭记。

时至今日，鄂州之地仍有不少与梁鹄相关的传说，其当年题写的碑刻虽历经千年风雨，早已湮没于岁月之中，但其治政理念与为官初心，却成为后世为官者的典范。梁鹄的一生，是“书”与“政”的交融，是“才”与“德”的兼具：于书法，他精益求精，青出于蓝，成为一代宗师；于治政，他务实公正，选贤任能，成为一代能臣。他并非避世的文人，而是乱世中的治者，在鄂州的土地上，他以笔为剑，书写治世华章；以心为秤，称量官吏贤愚，让汉末乱世中的鄂州，成为一方安定之土，这份功绩，虽历经千年，却从未被岁月磨灭。

汉末乱世，群雄逐鹿，多少王侯将相争名夺利，多少文人墨客避世隐居，而梁鹄却以独特的身份，在书法与治政的领域皆臻极致，尤其是在鄂州的辅政生涯，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传统士大夫的坚守与担当：居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守其心。这，便是梁鹄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书法的瑰宝，更是治世的智慧，为官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