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怪事，细思恐极

徽州 古代）

嘉庆七年，徽州米商汪兆荣站在自家的米店门口，看着已经空了大半的米缸是怔怔出神。

别说自己这家米店，就是整个徽州，半数人已经开始吃不上米了。

这和有钱没钱没关系，单纯是买不到。

徽州，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总结来说一句话，四周全是山，土地少的可怜，所以有句俗话，叫十个徽州汉，九个生意人，徽州人很少有在家务农的，大部分都出去做生意了，因为不出去做生意，全家就得饿肚子。

汪兆荣祖上三代都是商人，准确点说都是米商，他的生意也很简单，离开徽州，到粮食多的省份去买米，运回徽州再卖给乡亲父老。

实际上这种生意也不赚钱，各地的米价不会相差太多，但没办法，对汪兆荣来说这不仅仅是生意，这是救命的事情。

在这一年，就是嘉庆七年，日子比往常更难了。

当年徽州大旱，田地几乎绝收，徽州的老百姓们手里攥着钱却买不到米，事态紧急，汪兆荣顾不得犹豫，他索性带上了全部的家当，到千里之外的浙江去买米。只是汪兆荣不知道，自己这一趟去，竟然会惹出天大的麻烦来。

汪兆荣先是到了浙江杭州，在集市上转了三天，终于买够了两百船的米，看着装满了白米的大船，汪兆荣的心总算是踏实了一点，只要把这些运回去，足够徽州的父老乡亲们撑过这个冬天了。

米装上船，船队沿着富春江向西而行，一路上都很顺利，直到途经一个叫做兰溪县的地方，变故横生。

往年到兰溪县，船队都靠岸一段时间，上岸采买一些物资，休整一下，这次时间紧任务重，汪兆荣就不打算歇了，而是命令船队开足马力，火速赶路。

只是，才到兰溪县水域内，汪兆荣就看到码头上黑压压的聚了一群人，为首的是个穿着长衫的书生，身后跟着几百个手持扁担棍棒的村民。

这群人意图明确，把手一挥，在码头把船一拦，要求汪兆荣立刻停船。

汪兆荣说好端端的你们拦我干什么？

长衫书生微微一笑，说你的船可以过去，但是米必须留下。

（突遭刁难）

汪兆荣愣了，说兄台我没有听错吧？我看你这身打扮少说也是个举子，也是读过圣贤书的，这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你们兰溪县民是要做了匪盗，公然劫粮不成？

长衫书生从怀里掏出一封文书，汪兆荣一看，加盖了兰溪县衙的官印，大致内容是说，浙江呢，也不富裕，老百姓对米也有很大的需求，也得吃饭，所以现在只要是经过兰溪的运米的船队，必须要把米卖给我们兰溪百姓。

当然，饥荒年月，商人要有良心，这些米你们还要半价卖给我们。

汪兆荣乐了，说那这么说的话，那你们还不如抢呢，半价卖给你们，不仅我个人的成本收不回，我身后徽州无数的父老乡亲也得饿死。

长衫书生一挥手，说那好办，那就挺着，别过去。

很明显，这个拦船的行为，是兰溪县衙授意的，这是官方行为啊，汪兆荣不过是一个商人，他抗衡不了。

好在，汪兆荣经商多年，官场上还有点关系，他年年从外地买粮食，千里迢迢运回徽州，也是为徽州百姓谋福祉，所以后来还是安徽巡抚出面，找到兰溪县衙做工作，兰溪这边才肯放行。

难关终于过去了，但更大的难关，还在后头。

一年之后，汪兆荣又到浙江运粮食，相同的一幕上演了，只是这次没在兰溪被拦住，而是在淳安县被拦住了。

而且这次规格更高，是淳安知县亲自出马，知县是个笑面虎，说兄弟啊，不是本官不让你过去，不是本官为难你，本官也是父母官，本官治下的百姓也饿肚子，这米让你拉走了，他们吃什么？所以还是把米半价卖给我们吧。

汪兆荣真是大惑不解，之前他就很不理解，自己是米商，自己花钱买米，自己运输，自己返回徽州卖，合法合理合规，浙江的这些地方衙门凭什么拦自己？又凭什么以近乎抢夺的方式要求自己低价卖出这些收来的米呢？

要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屡屡发生，我们需要先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清朝人口突破了三亿大关，人一多，地就少，所以这不仅仅是徽州的问题，这也是整个清朝面临的问题。

人变多了，人均耕地面积就会变少，但其实朝廷每年都在屯田垦荒，开辟新的土地，那为什么地还是不够种？粮食产量还是上不去？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土地大多数都用来种经济作物了，而不是粮食。

浙江本来是大清天下之粮仓，但是当时的老百姓发现，种桑，养蚕，甚至是种棉花的利润都比种稻要高，于是大家纷纷投身其中，少有人再种稻子了。

经济作物的发达，就会刺激手工业的发达，很多农民就算不种经济作物，他也不种稻，而是选择从事织布缫丝这样的手工业，因为就算是干这种活儿，也比种稻赚得多。

种稻的少了，种地的也少了，但浙江的人口却变多了，不仅仅是自然人口的增长，浙江的繁华盛景也带来了庞大的消费群体，很多人来这里做投资，定居，在这里生活，而这些人属于城镇居民，他们吃粮买粮，但不种粮。

（耕少稻减）

总而言之一句话，浙江也开始缺粮食。

汪兆荣是徽商，当一个徽商从浙江大量购买粮食带回徽州时，浙江的商人，也就是浙商，他们就会看到两种威胁。

第一，本地的粮食被如汪兆荣这样的徽商大量收购再运走，本地的粮食就会越来越少，粮食越来越少，自然价格就会越来越贵，这会对浙江民生和经济有所不利。

第二，浙商也是一个群体，从浙江向全国各地销售粮食也是他们的业务，是他们赚钱的手段之一，现在往徽州地区卖粮食的渠道被徽商给垄断了，你等于是抢了浙商的财路。

所以，浙商们这才纷纷出动，他们找到各地官府，要求官府干预，绝对不能放汪兆荣之流的徽商离开，如果他们要走，必须把粮食留下。

这合理吗？这当然很不合理，汪兆荣去年就已经差点吃了一回亏，这次又被刁难，不让过去，自己这两三百条船上全是粮食，停在岸边，水气潮湿，时间长了都得发霉，自己可没工夫跟他们耗。

汪兆荣忍无可忍，他发动了自己多年来积攒的所有人际关系，开始奔走告状。

第一告，他告到了安徽巡抚，这是自己家乡那边的官员，安徽巡抚说这个事情啊，我只能出面协调，但是人家听不听，我说了也不算。

很明显，安徽官员有心无力。

第二告，他告到了浙江巡抚阮元那里，事情是在你们浙江出的，你做巡抚的，你怎么着也得给个说法，阮元说还有这样的事情，那我肯定要处理，但问题是码头上拦路的大部分都是乡绅，还有不少百姓，我也不能把他们都抓起来啊，这个问题很难办。

很明显，这是在打太极。

第三告，了不得，汪兆荣直接派人告到了两江总督陈大文的案头。

两江总督，主管安徽，江西，江苏三省，这是高官中的高官，权力非常大，虽然陈大文不主管浙江，但是他马上就搬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条文，那就是前不久嘉庆皇帝亲自下过一道命令：

各地运粮的船队，严禁地方官府和民众强行阻拦。

明清两代，漕运是重中之重，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皇帝下这个命令，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朝廷的官船运粮不受到阻碍，但这个命令正好也可以套到汪兆荣的事件中，汪兆荣也是船队，汪兆荣也是运粮，你别管是民粮还是官粮，反正符合皇帝的命令，那既然是皇帝的命令，谁能再阻拦？谁敢再阻拦？

要不说是总督，这水平就是不一样，陈大文将原本用于保护朝廷行为的皇权威慑力，巧妙的转换成了保护商业行为的护身符，面对抬出皇帝命令的人，地方官吏和水上关卡的第一反应必然是畏惧和犹豫。

你跟谁较劲，你也不敢跟皇帝较劲呐对不对。

在拿出了无可争议的皇帝的命令之后，陈大文还在这个基础上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这个事情就是浙江方面做的不对，为什么？

因为全国有三亿人，有的地方粮食多，有的地方粮食少，那粮食就必须流通起来，不能因为个人的利益把老百姓给饿死，如果都像你们这样拦住粮船不放行，今天你拦我的，明天我拦你的，到最后只能是谁也吃不上饭。

清代总督）

陈大文的处理方式和皇帝的命令一样，无可争议，淳安县只能是老老实实的放汪兆荣离开，船队的二百多条米船，延误了三个月，终于返回了徽州。

表面上看起来汪兆荣胜利了，可经过这么一耽误，超过一半的米都发霉了，这一趟基本上就算白干。

至于浙江方面，看起来好像是输了，因为上头要求，以后不许他们再拦截粮船——

他们的确是不再拦截粮船了，但徽商，以及全国各地的商人从浙江买米，然后离开浙江仍旧是一个老大难。

为什么？

因为从这之后，每一条离开浙江的粮船都要接受检查，而且往往一检查就是个把月，虽然最后总是会放你出去，但商人们不外乎会落得和汪兆荣一样的结局，那就是满船的粮食，全都发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