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距离的组织》：真正的生活在于相遇丨诗人读诗㉗

现代诗语言优美，情感丰盈，意象新鲜，但有时晦涩难解。从阅读角度看，“晦涩”是现代诗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然而，这晦涩无论是源于特定的表现方式，抑或对诗之新奇的追求，还是对“何以为诗”的定位，一首好诗不可能仅表现在晦涩，而必须值得深入阅读，让读者在认知与想象的主动参与中，发现晦涩中那复杂的诗意，充裕的内涵。

“诗人读诗”栏目邀请几位诗人，每周细读一首现代诗。这样的细读是一种演示，更是一种邀请，各位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品味现代诗的一些方法及其自由性，进而展开自己对现代诗的创造性阅读。

第二十七期，我们邀请诗人王东东，和我们一起赏析卞之琳的诗，《距离的组织》。

撰文 | 王东东

卞之琳（1910—2000），诗人、翻译家、文学评论家。著有诗集《鱼目集》《十年诗草》《慰劳信集》《雕虫纪历》等，译著《西窗集》《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英国诗选》《维多利亚女王传》《紫罗兰姑娘》等。

本期诗歌

距离的组织

作者：卞之琳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

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

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

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

“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

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呵！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诗歌细读

“真正的生活在于相遇”，这本来是马丁·布伯的名言，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句话在思想和情趣上都体现出一种中国味，仿佛他是一个中国人。作为犹太思想家，他对20世纪西方思想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具有启示作用。而中国人，不是更为注重这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永恒，并渴望从中获得情感的慰藉吗？

有意思的是，这句话甚至可以完美诠释卞之琳诗歌的中国气质和中国风。这句话表达的，应该也是卞先生的理想，至少是他一段时间里的努力目标。如谓不信，请看本文，我会在文末回到这一问题。

我以为，卞之琳的诗并不知识化，虽然在这首诗中他利用了不少“知识”。说到最后，他还是一位以直觉引领心智、通达智慧的诗人。通达智慧的道路原本有两条：一条是理性思辨，这是哲学的道路；另一条是感性体悟，这才是诗歌的道路。如果能做到诗哲合一，也是后者接近前者，多数时候它们是平行线。卞先生明明能看到这组平行线，并从一条线向另一条线跳跃。

明 文徵明《携琴访友图》

卞之琳共为这首诗加了七个注。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这两行的注释如下：“1934年12月26日《大公报》国际新闻版伦敦25日路透电：‘两星期前索佛克业余天文学者发现北方大力星座中出现一新星，兹据哈华德观象台纪称，近两日内该星异常光明，估计约距地球一千五百光年，故其爆发而致突然灿烂，当远在罗马帝国倾覆之时，直至今日，其光始传至地球云’。这里涉及时空的相对关系。”

该注释可以表明卞之琳对现代科学的熟悉。实际上，卞之琳这样的现代诗人，只可能诞生在爱因斯坦诞生之后的现代时间。只有在爱因斯坦的天体物理学诞生之后，才会出现卞之琳“相对”的诗性哲思。卞之琳这样说《断章》：“我着意在这里形象表现相对相衬、相通相应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卞先生经常表现出从相对（时空/观）回到绝对（时空/观）的努力，只不过有时只能妥协而已，追求的“绝对”是“相通相应”，也就是一种同时性，或说得更科学一点，也就更无奈一点，是“时空的一致性”（consistency of time and space），是人与人穿越玄妙的时空才能达到的最终相遇，玄妙的二次方吧。

这样来看，诗人的第四个注释就有点儿克制了，“本行和下一行是本篇说话人（用第一人称的）进入的梦境”，是顺着全诗语境和语意的流转在讲，但这两行诗——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

正足以构成时空的戏剧。卞之琳的诗就是发生在时空中的相遇之诗，人的主观，心意和情意竟是这场戏剧的动力。也可以说是诗人的一颗慧心。

这场时空的戏剧，可以发生在脱离地球尘世生活的天文时间中，如《归》：

像一个天文家离开了望远镜，

从热闹中出来闻自己的足音。

莫非在自己圈子外的圈子外？

伸向黄昏去的路像一段灰心。

这样的“归”也是“寻”：向自我的回归，不应也是对他者的追寻？

这场时空的戏剧，自然也可以发生在地球上的“生活世界”，于我们更熟悉的时间里，如《航海》中的水手，

想起在家乡认一夜的长途

于窗槛上一段蜗牛的银迹——

“可是这一夜却有二百浬？”

再如《音尘》一诗，“然而我正对一本历史书。/西望夕阳里的咸阳古道，/我等到了一匹快马的啼声。”再如《音尘集》《音尘集外》甚至《装饰集》。

也许引用得有点儿多。不妨直截了当地说，卞之琳在寻找一位知音。这种时空的戏剧，不管发生在爱因斯坦式的宇宙时间、天文时间，还是发生在牛顿式的地球时间、尘世时间，经由现代科学话语的洗礼，都构成了一种知音诗学。

无怪乎有第六个注，针对“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

《聊斋志异》的《白莲教》篇：“白莲教某者山西人也，忘其姓名，某一日，将他往，堂上置一盆，又一盆覆之，嘱门人坐守，戒勿启视。去后，门人启之。视盆贮清水，水上编草为舟，帆樯具焉。异而拔以指，随手倾侧，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师来，怒责‘何违吾命！’。门人立白其无。师曰：‘适海中舟覆，何得欺我！’”这里从幻想的形象中涉及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关系。

这就让整首诗具有了“科幻”色彩，一种想象力的奇幻。

明 孙枝《踏雪访友图》（局部）

从第6到第9行，渲染的是相遇之难。整首诗后半部分都在为相遇创造条件，铺平道路，明知道这场旅行注定充满了艰难险阻。这是一种类似于张衡《四愁诗》中的情感，或如李白《行路难》所说，“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不过总的来说，前五行为相遇的起兴，后五行为心愿的开花结果。刘勰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好在这首诗里，知音还意味着爱情与友谊，因而相遇又是实在的——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因而诗人的最后一个注释就有点儿兴奋，虽然仍沾染了科学的狡狯或哲学的聪慧：

这里涉及存在与觉识的关系。但整诗并非讲哲理，也不是表达什么玄秘思想，而是沿袭我国诗词的传统，表现一种心情或意境，采取近似我国一折旧戏的结构方式。

诗人最终的目的还是赞颂那相遇的伟大庄严。

相遇实在是人生的大事，这件事，一直藏在我们汉语的心底。

从艺术上说，卞之琳则是造境的大师。这是一种人事的、世俗的象征主义，不同于波德莱尔的《契合》那种超验的象征主义。卞之琳追求情感的契合，有别于波德莱尔超验的契合。

阿兰·巴丢在《真实幸福的形而上学》中说：“所有真实幸福都发生在一种偶然相遇里，不存在任何幸福的必然性。”

但最终，诗人是胜利了——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这个雪意很难翻译，但妙就妙在这里。

让人想到白居易的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和古典诗歌不同的是，不知道在卞之琳这里，到底下雪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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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王东东；编辑：张进；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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