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军委让陈奇涵自己填军衔，他写下中将，最终被授什么衔？

1897年，坝南区竹坝村的陈家添了个男娃，虽然家境普通，可父母却认准了“读书能明事理”，给娃取名“奇涵”，盼他将来能做个有担当的人。

陈奇涵没辜负爹的期望，打小就捧着书本啃，后来还考进了赣州中学，在当时的村里，也算个“文化人”了。可谁也没想到，这娃后来没成为一个“教书先生”，反倒扛起枪，成了开国上将。

1919年，“五四运动”闹得轰轰烈烈，消息传到赣州，陈奇涵在学校里听着同学们说“国家要亡了，得有人站出来”，心里像被烧了一把火。

那会儿他刚中学毕业，本打算跟着老师继续读书，可越想越觉得“光读书救不了中国”，索性收拾行李，报考了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这是当时南方有名的军校，能学真本事。

毕业后，他回了江西，进了赣军当排长。原以为穿上军装就能“救国救民”，可到了部队才发现，这赣军跟他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当官的天天喝酒打牌，克扣士兵的军饷；士兵们没饭吃，就去村里抢老百姓的鸡、拉人家的牛，闹得民怨沸腾。

有一次，他看见两个士兵把一个老乡的粮袋抢了，老乡跪在地上哭，士兵还踹了人家一脚。陈奇涵气得冲上去拦，结果那当官的还骂他“多管闲事”。

“这哪是军队？跟土匪没两样！”陈奇涵越想越寒心，没干满一年就撂了挑子。1924年，他听说孙中山在广州搞革命，专门打军阀、为老百姓办事，立马揣着几块大洋，一路颠沛流离跑到广州。

那会儿广州正是革命热潮，他先在警卫军讲武堂当区队长，后来黄埔军校招生，他又报了名，这一去，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在黄埔军校，陈奇涵认识了陈赓。陈赓性子直，常拉着他在操场边聊天，给他讲马克思主义，说：“咱们闹革命，不是为了当官发财，是为了让穷苦人能吃上饭、穿上衣”。

陈奇涵越听越觉得在理，再加上周总理、聂荣臻这些老师在课堂上讲“革命理想”，他心里的“火苗”彻底烧了起来。

1925年，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对着党旗宣誓的时候，手都在抖，他知道，从这天起，自己要走的路，再也不是“个人前程”，而是“老百姓的活路”。

1927年，陈奇涵被派到南昌，进了朱德创办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当参谋长。那会儿国民党已经开始清剿共产党人，气氛紧张得像拉满的弓弦。朱德常跟他说：“咱们得早做准备，一旦有事，得护住革命的种子。”

没多久，南昌起义爆发了。那天夜里，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陈奇涵跟着朱德跑前跑后：一会儿组织士兵守住城门，不让敌军进来；一会儿又带着人抬伤员，把受伤的同志送到隐蔽的地方。

起义成功后没几天，国民党的大部队就围了上来，部队被迫转移。混乱中，陈奇涵跟大部队走散了，他揣着一把手枪，乔装成商人，绕了好几天，才回到兴国老家。

回到兴国，他没歇着。那会儿老乡们还不知道“革命”是啥，只知道国民党的兵常来抢东西。陈奇涵挨家挨户敲门，坐在老乡的炕头上说：“咱们得自己站起来，组织武装，不让坏人欺负咱！”

老乡们信他，毕竟他是“陈家的后生”，从小就老实本分。没几个月，他就组织起了农民赤卫队，还建立了中共兴国县委，自己当常委。

1929年，毛主席和朱德带着红四军到了赣南。那会儿正是春寒料峭，士兵们穿着单衣，粮食也快吃完了，伤兵躺在地上哼哼唧唧，朱德急得直跺脚。陈奇涵听说后，立马召集县委的人开会：“红军是咱们自己的队伍，不能让他们冻着饿着！”

他先找了村里的裁缝，把自家的布料都拿出来，说：“先给红军做棉衣，工钱我来付”；又挨家挨户去收粮食，老乡们听说要给红军送粮，有的抱出一布袋米，有的拿出几个红薯，连家里的存粮都掏出来了。

他还找了商会的朋友，软磨硬泡凑了一笔钱，给伤兵买药品。没几天，几千套棉衣、上万斤粮食就送到了红四军驻地。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奇涵同志，你可是帮了我们大忙啊！兴国的老百姓，真是好样的！”

可这事儿也引来了国民党的报复。1930年，蒋介石派张与仁来“剿匪”，张与仁跟陈奇涵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之前还写信劝他“回国民党，保你当官发财”，被陈奇涵骂了回去。

这次张与仁来了狠的，不仅悬赏五百大洋要陈奇涵的人头，还放火烧了他家的老房子，连他亲戚家的鸡都抢光了。老乡们劝他“躲一躲”，他却把枪往腰里一插：“我要是躲了，红军怎么办？老乡们怎么办？”

后来“左倾路线”盛行的时候，陈奇涵还遭了一回冤枉。1933年，博古让他表态支持“激进政策”，他觉得“这政策会伤害老百姓”，就没答应。有人趁机找茬，说他“请客吃饭，是搞小团体”，还扣了个“贪污”的帽子，把他调离岗位，甚至关了几天。

多亏李富春等人帮忙说话，才把他放出来。可他没抱怨过一句，后来跟人提起这事儿，只说 ：“革命路上哪能没点波折？只要没做错事，就不怕。”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奇涵被派到绥德当警备区司令员。

绥德挨着黄河，一边要防日军偷渡，一边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两头不讨好。有次，日军凑了几百人，想趁着夜色偷渡黄河，陈奇涵早早就带着士兵在河边埋伏。等日军的船划到河中间，他大喊一声“打”，机枪、步枪一起开火，日军的船翻了好几艘，剩下的赶紧掉头跑。

这就是他常说的“半渡而击”：不跟敌人硬拼，找准时机再下手。

那会儿绥德还有个国民党专员叫何绍南，总找八路军的麻烦，一会儿说“八路军抢粮食”，一会儿又扣住给八路军的药品。

陈奇涵没跟他吵，而是带着人去老乡家里调查，把何绍南克扣老百姓粮食、贪污军饷的证据都收集起来，然后开了个群众大会，把证据一摆，老乡们都骂何绍南“不是东西”。何绍南没脸再待下去，灰溜溜地走了。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陈奇涵去了东北。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他是辽宁军区司令员，主要任务是破坏国民党的补给线。他带着部队绕到敌军后方，炸铁路、毁桥梁，还端了好几个敌军的粮站。

1949年全国快解放的时候，陈奇涵回了江西当军区司令员。那会儿江西乡下还有好多土匪，这些土匪有的是国民党的残兵，有的是当地的恶霸，抢老百姓的东西，还杀人放火。陈奇涵带着部队进山剿匪，一去就是大半年。

山里条件苦，晚上只能睡在山洞里，吃的是压缩饼干，有时候还得跟土匪打游击。有一次，他们追一股土匪追了好几天，终于在一个山坳里把土匪围住，歼灭了一百多人。前后算下来，他在江西一共剿匪4万多人，老乡们终于能安心种地、过日子了。

1955年，新中国要给开国将领评军衔。这可是件大事，好多人都盯着，毕竟军衔不仅是荣誉，也是对功劳的认可。可陈奇涵没当回事，那会儿他正忙着当军事法院院长，天天批案子，连想都没想过自己能评上啥军衔。

有一天，秘书拿着一份空白的军衔申请表进来，说：“首长，总干部局的同志来了，说让您自己填想要的军衔，这是罗荣桓同志的意思”。陈奇涵愣了一下，接过表，拿着笔想了半天。秘书在旁边劝：“首长，您从黄埔就跟着党，打了这么多年仗，评个上将肯定没问题。”

陈奇涵却摇了摇头，低头写下“中将”两个字。

他跟秘书说：“你想想，多少兄弟在战场上牺牲了？他们连军衔的影子都没见着，我能活着，还能评上中将，已经很满足了。名利这东西，别看得太重。”

后来军委研究的时候，大家都不同意他自报的“中将”。有人说：“陈奇涵是黄埔教官，比好多上将资历都深”，还有人说：“他在赣南搞根据地、在东北打补给线、在江西剿匪，哪件事不是大功？”

最后还是毛主席和彭老总拍了板：“陈奇涵同志功劳大、品德好，授上将军衔！”

消息传到陈奇涵耳朵里，他也没有欣喜若狂，反而找了军委的同志，说：“我是不是评高了？要不还是给我中将吧”。人家跟他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你就别推辞了”，他才没再坚持。

1957年，陈奇涵刚满60岁，就写了退休申请。

那会儿好多老将军7、80岁还在岗位上，中央领导劝他：“你身体还硬朗，再干几年”，他却笑着说：“年轻人有干劲，该让他们挑重担了。我在家看看报纸也挺好”。

退休后，他没去争什么待遇，就住在普通的房子里，家具都是旧的，椅子上还有个补丁。有时候老战友来看他，他还亲自下厨做饭，聊的都是当年的战斗故事，从不提自己的军衔和职务。

“文革”的时候，有人想找陈奇涵的麻烦，说他：“是旧军官出身，有问题”。毛主席听说后，特意说了句“陈奇涵是好同志，不能动”，才算护住了他。那段时间，他没抱怨过，反而天天跟孩子们说：“要相信党，困难总会过去的”。

1981年6月，陈奇涵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临终前，他跟孩子们说：

“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就是跟着党，为老百姓办了点实事。你们以后也要这样，别争名，别夺利，好好为国家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