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雨点砸在筒子楼的窗玻璃上，声音又急又密。
门外是她，浑身湿透，发梢滴着水。
她没喊师父，直接叫了我的名字，梁永安。
手里攥着的纸张边缘被雨水洇湿，墨迹有些晕开。
那是厂里最新的分房细则。
她抬起头，眼睛亮得反常，嘴唇抿了又抿，像是在下一个天大的决心。
然后，那句话就从她嘴里吐了出来。
清晰，冷静，像在说今天车间的工时安排。
“师父，要是咱俩把证领了，就能分个两室一厅。”
她顿了顿，补了一句。
“你考虑下。”
走廊昏黄的灯泡滋啦响了一声。
我捏着门框的手，有些发木。
身后是我那间不足二十平米、堆满杂物、弥漫着陈旧烟味和孤独的屋子。
面前是这个跟了我不到一年，话不多，手艺却好得不像学徒的年轻女人。
水渍从她脚下慢慢蔓延开。
空气里是雨水和泥土的味道，还有一种近乎破釜沉舟的决绝。
那晚的雨，一直下到了我心里。
01
车间里的噪音是另一种寂静。
焊枪的嘶鸣，铁器撞击的闷响，行车移动的嗡嗡声，所有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成了背景。
人在里面待久了，耳朵会自动把它们滤掉。
我正给一块铸铁平台刮研，手底下凭的是几十年练出来的感觉。
平台不平，差着几个“道”（百分之一毫米）。
手臂匀速推拉，眼睛不看手，看的是平台对面墙上的一块水渍印子。
赵秋生的大嗓门就是这时候穿过那些噪音的。
“梁师傅！梁永安！”
他挥着手，从车间那头小跑过来，安全帽有点歪。
“别刮了，快！公告栏那边，贴出来了！”
他喘着气，脸上有一种混杂着兴奋和焦虑的神色。
旁边几个工友停了手里的活计，支棱起耳朵。
我放下刮刀，用棉纱擦了擦手。
“贴什么？”
“还能是什么？分房的初步方案！”
赵秋生压低声音，又忍不住那股劲。
“去看看，这回动真格的了，听说卡得死严。”
我心头动了动，面上没显出来。
跟着赵秋生往外走。
身后传来几声低低的议论，像水泡一样冒起来，又迅速被机器的声浪盖下去。
公告栏在厂办公楼侧面，一面长长的水泥墙。
平时贴些安全生产标语、表彰通报。
此刻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
大多是各个车间的老师傅，也有不少中年、青年职工。
人群躁动着，像煮沸的一锅水。
有人伸着脖子往前挤，有人高声念着纸上的条款，更多人是沉默地看，脸色凝重。
空气里有烟味，汗味，还有一股说不清的焦灼。
“啧，你看这条，‘优先考虑双职工家庭’。”
“工龄折算分，这算法……”
“完了，我这条件悬。”
“老张，你两口子都在厂里，这次有戏啊！”
嗡嗡的议论声，裹着失望、期盼、算计，扑面而来。
我没往里挤，站在人群外缘。
目光掠过那些或兴奋或沮丧的后脑勺，落在公告栏那张崭新的白纸黑字上。
密密麻麻的条款，像一张巨大的网。
赵秋生已经挤了进去，踮着脚看。
我点了支烟，靠在旁边一棵梧桐树上。
树荫落下来，稍稍隔开那片燥热。
然后我就看见了沈忆柳。
她也在人群外，隔着七八个人的距离。
没穿工装，穿了件洗得发白的浅蓝衬衫，袖子挽到小臂。
她就那么安静地站着，微微仰头，看着公告栏的方向。
侧脸在午后的光里，线条清晰又柔和。
眼神很专注，嘴唇抿着，没什么表情。
风吹动她额前的碎发，她也没抬手去理。
一个刚进厂一年的技校生，按理说，分房这种事，轮不到她关心。
她看得太认真了。
不像是看热闹。
倒像是在那密密麻麻的条款里，寻找某条特定的缝隙。
有人从她身边挤过，撞了她一下。
她踉跄半步，站稳，目光没动。
只是那抿着的嘴唇，似乎更紧了一点。
我弹掉烟灰，收回目光。
心里那点被赵秋生勾起来的波澜，慢慢沉了下去。
双职工，工龄，职称，家庭人口……
哪一条，我都不占优。
一个离了婚，独自住在筒子楼单间的老钳工。
分房？
我吐出一口烟，烟雾在燥热的空气里扭动，很快散了。
那边，赵秋生从人群里钻出来，额头上都是汗。
他走到我边上，抹了把脸，重重叹了口气。
“看了，没戏。”
他摇摇头，压低声音。
“老梁，你这条件……除非天上掉馅饼。”
我没接话。
天上不会掉馅饼。
只会下雨，或者下灰尘。
就像此刻，公告栏前的人群渐渐散去，留下各种滋味的叹息和嘀咕。
沈忆柳还站在那里。
太阳偏西了一些，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她终于动了，低下头，转身，朝着车间方向走去。
步子不快，背影显得有些单薄。
阳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前面，她一步步，像是踩在自己的影子上。
我掐灭烟头，对赵秋生说。
“回吧，活还没干完。”
铸铁平台还等着我去刮平那几个“道”。
那才是我的世界，实实在在，一刮刀下去，就能看见效果。
02
机床是厂里前年咬牙引进的德国货。
精密，也娇贵。
夜里十一点多出的故障，主轴异响，加工精度直接飘了。
值夜班的维修工搞不定，电话一层层打上来。
车间主任把我和沈忆柳叫了过去。
“梁师傅，你带小沈去看看，这机器耽误不起。”
车间里只剩几盏值班灯亮着，巨大的机器影子投在地上，显得有些狰狞。
那台德国机床安静地趴着，像个沉默的巨兽。
我打开工具箱，沈忆柳已经默契地递过手电筒。
她没多问，只是跟在我旁边，光线稳稳地照着我需要查看的部位。
拆开防护罩，里面的结构复杂。
我皱了皱眉，凭经验摸索着可能的问题点。
“听声音，可能是轴承，或者传动齿轮。”我低声说。
“师父，你看这里。”沈忆柳的手电光定在一个角落。
她指着一处油渍的痕迹，很细微。
“漏油？不像，更像是装配时留下的润滑脂，受热后渗出。”
她的声音很平静。
我凑近看了看，确实。
但问题不在这里。
我伸手进去，用手指关节轻轻敲击几个关键的连接部位。
声音沉闷中带着一点不该有的杂音。
“帮我拿着。”
我把手电递还给她，拿起内六角扳手。
她接过，光线毫厘不差地跟着我的动作。
我卸下几颗螺栓，小心地移开一块盖板。
里面的齿轮组暴露出来。
借着光，能看到其中一个齿轮的边缘，有极其细微的磕碰痕迹。
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找到了。”我说。
可能是上次维修装配时留下的暗伤，在高负荷运转后终于显现。
“需要更换备用齿轮。”沈忆柳立刻说。
“嗯。你去备件库找老王，就说急用，我签过字的领料单在左边抽屉。”
她应了一声，把手电轻轻放在一旁的工具台上，转身小跑着离开。
脚步声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很快远去。
我蹲在原地，就着昏暗的灯光，看着那个受损的齿轮。
脑子里想的却是刚才她指出油渍时，那种笃定的语气。
那不是学徒该有的眼光。
更像是……干了很多年维修的老手。
她去年才从技校分配过来。
车间里很快又只剩下机器冰冷的轮廓和我自己的呼吸声。
大约二十分钟，沈忆柳回来了，怀里抱着用油纸包好的新齿轮，还有一套干净的棉纱。
她气息有点急，额角有细汗。
“库房老王睡了，叫了一阵。”
她把东西放下。
我们没再说话，开始配合更换。
她递工具，我拆卸安装；我抬手，她就把螺栓或垫片放在我手心。
默契得像一起干了很多年。
汗水顺着我的鬓角流下来，她也差不多。
车间里闷热，只有换气扇缓慢转动的声音。
安装到位，拧紧最后一颗螺栓。
我直起腰，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
“试试机。”
沈忆柳走到操作面板前，熟练地按下几个按钮。
她的手指在按键上移动，没有丝毫犹豫。
机器低沉地启动，运转声平稳顺畅。
主轴旋转，那恼人的异响消失了。
显示屏上的精度参数，回到了绿色区域。
她盯着屏幕看了几秒，然后转过头，对我点了点头。
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亮了一下。
“好了。”
我也松了口气。
看了看墙上挂着的钟，快凌晨一点了。
“收拾一下，回去休息吧。明天我跟主任说，给你报加班。”
她没说什么，开始整理工具，擦拭机器表面的油污。
动作利索，有条不紊。
我走到车间门口，点了支烟。
夜风灌进来，带着凉意，吹散了身上的汗气和机油味。
外面黑漆漆的，只有厂区路灯零星亮着。
远处的家属区，大部分窗户也暗了。
身后传来她收拾妥当的脚步声。
她走到我旁边，也看着外面的夜色。
沉默了一会儿。
“师父，那我先走了。”
“嗯，路上小心点。”
她点点头，朝着女工宿舍的方向走去。
刚走出十几米远，她身上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滴滴”声。
是别在腰带上的传呼机。
她停下脚步，低头按亮屏幕。
小小的液晶屏发出的荧光，映在她脸上。
就那么一瞬间。
我看着她侧脸的表情，像是被什么东西冻住了。
刚才干活时的那种专注和沉稳，消失得无影无踪。
嘴唇血色褪去，抿成一条苍白的直线。
捏着传呼机的手指，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她就那么站着，盯着屏幕，看了足足有十几秒钟。
夜风吹动她的衬衫下摆。
背影僵硬得像一尊雕像。
然后，她猛地按熄了屏幕，把传呼机塞回口袋。
脚步有些凌乱地，加快了速度，几乎是小跑着，消失在通往宿舍楼的拐角。
我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传呼机上显示的是什么，我没看见。
但那一定不是什么好消息。
能让这个平时沉静得像水一样的姑娘，瞬间变了脸色。
我锁好车间大门，也朝着筒子楼走去。
路很长，脚步声孤独地响着。
想起她刚才看公告栏时的眼神，还有此刻仓皇的背影。
心里隐约觉得，这个女徒弟身上，藏着些很重的东西。
03
我那间屋子在筒子楼顶层最西头。
夏天西晒，热得像蒸笼；冬天西北风灌进来，冷得像冰窖。
好处是清静，没什么人打扰。
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木板床，一个衣柜，一张方桌，两把椅子。
角落里堆着些技术书籍和旧杂志。
墙上光秃秃的，只有一张很多年前的“先进生产者”奖状，颜色已经发黄。
桌上摆着昨晚吃剩的半碟花生米，还有两个空酒瓶。
赵秋生提着一瓶“红星二锅头”和用油纸包着的猪头肉进来时，我正在补一件工装的肘部。
“别忙活了，喝点。”
他把东西往桌上一放，拉过椅子坐下，熟门熟路地找出两个玻璃杯。
我放下针线，去水房把杯子洗了洗。
回来时，他已经拧开瓶盖，酒香混着卤肉的香气飘出来。
“这天热的。”他扯开领口，倒了满满两杯。
酒很烈，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就着猪头肉和花生米，几杯下肚，话就多了起来。
“老梁，今天我又去后勤处打听了一圈。”赵秋生抹了把嘴，脸色发红。
“周建那小子，口风紧得很，但架不住我软磨硬泡。”
他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
“这回，真没戏。名单虽然没最终定，但打分排位基本出来了。你呀，排在老后面。单身，工龄折算吃亏，住房困难户是多，可双职工、带小孩的，都排你前头。”
我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
酒是苦的。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个屁！”赵秋生有点急了。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周建管这个，他手指头缝里漏一漏，兴许……”
“他能怎么漏？”我打断他。
“规矩白纸黑字写着。我拿什么去让他漏？钱？我攒那点，不够看。关系？我梁永安有什么像样的关系。”
赵秋生被噎住了，张了张嘴，叹了口气。
“也是……你这人，太轴。”
屋里沉默下来。
只有风扇单调的嗡嗡声，和楼下偶尔传来的咳嗽、小孩哭闹声。
筒子楼的隔音很差，谁家有点动静，上下左右都能听见。
这就是我住了十几年的地方。
空气里永远有公共水房的潮气，楼道炒菜的油烟味，还有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陈旧气息。
赵秋生又给自己倒了杯酒，喝得有点猛。
他像是想起什么，忽然说。
“对了，你那个宝贝徒弟，沈忆柳。”
我抬头看他。
“她最近……有点不太对劲。”
“怎么不对劲？”
“有人看见，好几次下班，有个开小轿车、穿西装的男人在厂门口接她。”
赵秋生咂摸着嘴。
“车看着不便宜。那男的，四十来岁吧，有点派头。小沈上了车就走。”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
“厂里开始有人嚼舌根了。说啥的都有。难听。”
我没吭声，手指摩挲着粗糙的玻璃杯壁。
“她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在这城里无亲无故的。”赵秋生摇摇头。
“长得又俊，手艺也好，招人眼呗。就是……唉，到底是年轻，不知道人言可畏。跟那种人来往，名声坏了，以后咋办？”
“她不是那种人。”我说，声音有点干。
“哪种人？你看得清？”赵秋生斜了我一眼。
“老梁，不是我说你。你自个儿日子过成一锅粥，还操心别人？这徒弟，你带归带，别走太近。麻烦。”
他又喝了口酒，转移了话题，说起车间里别的闲事。
我听着，没怎么接话。
脑子里是沈忆柳的样子。
她在机床前专注的眼神，她凌晨看着传呼机时苍白的脸，她在公告栏前安静的侧影。
还有那个开轿车、穿西装的男人。
酒喝到后半程，赵秋生话都说不利索了。
我扶着他下楼，送他到他自己家楼道口。
回来时，夜已经深了。
筒子楼里大部分灯光都灭了。
只有零星几扇窗还亮着，像困倦的眼睛。
我站在漆黑的楼道里，没立刻进屋。
隔壁邻居家的收音机，还在吱吱呀呀地放着戏曲，声音调得很低。
楼下不知谁家的婴儿，哭了几声，又渐渐平息。
空气里混杂着各种生活的气味。
我摸出烟，点了一支。
火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
沈忆柳。
这个名字，连同她身上那些谜团，还有赵秋生刚才的话，一起堵在胸口。
吸进去的烟，也没能把它冲散。
04
沈忆柳请我吃饭，是在三天后的傍晚。
地点是厂区围墙外拐角的一家小馆子。
店面不大，只摆得下五六张桌子，墙壁被油烟熏得发黄。
老板是对老夫妻，主要做附近工人和家属的生意。
她提前跟老板打了招呼，留了最里面靠墙的一张桌子。
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了。
穿了一件素净的碎花裙子，头发扎成马尾，看着比在车间里精神些。
桌上摆了一盘拍黄瓜，一盘油炸花生米，还有两瓶啤酒。
“师父。”她站起来，脸上有点局促的笑。
“坐。”我摆摆手，在她对面坐下。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一直想谢谢您。”她给我倒上啤酒，泡沫溢出来一些。
“进厂这一年，您教了我很多。不止是手艺。”
她说得很诚恳。
我端起杯子，跟她碰了一下。
“是你自己肯学，悟性好。”
啤酒冰凉，稍微驱散了夏夜的闷热。
老板陆续把菜端上来。
一盘辣椒炒肉，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碗紫菜蛋花汤。
都是家常菜，分量实在。
“破费了。”我说。
“没有。”她摇摇头，拿起筷子，却没怎么夹菜。
“比食堂好点。您多吃。”
我们安静地吃了一会儿。
小馆子里人渐渐多起来，嘈杂的人声，碗筷碰撞声，炒菜滋啦声，混在一起。
但我们的桌子，好像隔开了那些热闹。
“师父，”她忽然开口，声音不大。
“您说，人是不是都得有个自己的窝？”
我夹菜的手顿了顿。
“怎么想起问这个？”
“就是觉得。”她看着碗里的米饭，筷子无意识地拨弄着。
“有个自己的地方，关上门，外面什么都进不来。踏实。”
她抬起眼，看向小馆子油腻的窗外。
天色还没完全黑透，街灯已经亮了。
昏黄的光晕里，下班的人流自行车流，来来往往。
“你看他们，”她轻轻说。
“急急忙忙的，都是往回赶。回那个不管是好是赖，但总归是自己的地方。”
她的眼神有些空，像透过窗户，看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外婆以前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她笑了一下，有点涩。
“有个地方，心就能定下来。不用总是飘着，担心明天醒来，不知道该去哪儿。”
我听着，没接话。
心里某个地方，被轻轻戳了一下。
我懂那种感觉。
离婚后，我从那个曾经称作“家”的两居室搬出来，住进筒子楼的单间。
头两年，每天晚上醒来，看着低矮陌生的天花板，都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像个借宿的客人。
直到后来，才慢慢习惯了这种独一份的寂静和空旷。
“你想分房？”我问。
话出口，觉得有点直接。
她沉默了几秒钟。
“想。”她承认得很干脆。
“做梦都想。厂里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福利房了。以后……听说都要自己买了。”
她的手指攥紧了筷子，指节微微发白。
“可我条件不够。年限差得远，单身，没资格。”
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了很大决心，看向我。
“师父，您呢？您条件……怎么样？”
她的眼睛很清澈，直直地看着我，里面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混合着期待和焦虑的东西。
像溺水的人，看着一根可能漂过的浮木。
我避开了她的目光，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我？我也没戏。”
我把赵秋生打听来的情况，简单说了说。
单身，工龄折算后分数低，排队靠后。
她听着，眼神一点点暗下去。
那种光亮熄灭了，只剩下沉重的失望。
她低下头，夹了一筷子西红柿鸡蛋，慢慢送进嘴里，嚼了很久。
我们都没再说话。
这顿饭的后半程，吃得有些沉闷。
她似乎努力想找些别的话题，问问车间里的技术问题，说说最近看的书。
但总有些心不在焉。
我能感觉到，她身上绷着一根很紧的弦。
那根弦，可能和分房有关，可能和那个穿西装的男人有关，也可能和她半夜接到传呼时苍白的脸色有关。
但我问不出口。
结账的时候，她抢着付了钱。
走出小馆子，暑热扑面而来。
街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师父，谢谢您今天能来。”她站在路灯下，对我说。
“谢谢你的饭。”我说。
“回去吧，路上小心。”
她点点头，转身朝女工宿舍的方向走去。
走了几步，又停下，回过头。
路灯的光晕笼罩着她，碎花裙子在夜风里轻轻摆动。
“师父，”她喊了一声。
“要是……要是有什么办法，能让咱们都分上房，哪怕办法有点……出格。您会考虑吗？”
她的声音很轻，被晚风吹得有些飘忽。
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下，亮得惊人。
像是把最后一点希望，都凝聚在这个问题里。
我愣了一下。
办法？出格的办法？
我能想到什么办法？
“哪有什么办法。”我苦笑了一下。
“政策是死的。”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再次转过身，慢慢走远了。
背影融进夜色里，显得格外孤单。
我站在路边，看着她的方向，直到再也看不见。
心里那个模糊的念头，因为她的那个问题，忽然变得清晰了一点，又更沉重了一点。
夜风吹过，带着尘土和远处工厂淡淡的气味。
05
周建是在食堂后面的锅炉房旁边“偶遇”我的。
那里偏僻，没什么人。
他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点上。
“梁师傅，最近为分房的事，没少操心吧？”
他吐着烟圈，眼睛眯着，打量着我。
周建比我还小几岁，但在后勤处混得开，脸上总挂着那种模棱两可的笑。
“操心有什么用。”我接过烟，没点，夹在手指间。
“规矩摆在那儿。”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周建笑了一声，压低声音。
“这次分房，厂领导压力也大。僧多粥少，怎么分都有人闹。所以啊，这‘优先考虑双职工家庭’，可是条硬杠杠。”
他特意在“双职工”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我看了他一眼。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他摆摆手。
“就是闲聊。你看啊，梁师傅，你是厂里老人，八级工，技术骨干。这工龄分、职称分，其实不低。就是卡在‘家庭结构’这一项上，吃了大亏。”
他弹了弹烟灰。
“要是……我是说要是啊，你能把这‘单身’的帽子摘了，变成‘双职工’。那你加上对方的‘新职工基础分’，这总分一下子就上去了。两室一厅不敢说百分之百，但希望就很大了。”
他说得慢条斯理，像在分析一道数学题。
我的心跳，却不由自主地快了几拍。
“摘帽子？怎么摘？”我的声音有点干。
“那还不简单。”周建凑近了些，烟味喷到我脸上。
“领个证，不就行了？法律上承认了，就是双职工家庭。材料交上去，分数重新核算。”
他看着我，眼睛里闪着一种精明又世故的光。
“这年头，为了分房，临时搭伙领证的，也不是没有。各取所需嘛。等房子到手，过个一年半载，感情不和，再离了。谁也说不出什么。”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临时搭伙领证？
各取所需？
我想起沈忆柳请我吃饭时，那个关于“出格办法”的问题。
想起她看着公告栏时专注的眼神，想起她说“有个自己的窝”时那种渴望。
还有赵秋生说的，那个开轿车接她的男人。
周建还在继续说着，声音像隔了一层雾。
“……当然，这事儿得做得像样点。双方自愿，手续齐全。面谈的时候，别露怯。后勤处这边，材料过得去，我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毕竟，也算解决职工实际困难，对吧？”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梁师傅，我就是随口一说。你听听就行。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嘛。总比干等着强。”
他说完，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又恢复那种公事公办的笑脸。
“我还有事，先走了。你慢慢考虑。”
他转身走了，步子轻快。
我站在原地，手指间那支没点的烟，被捏得有些变形。
锅炉房巨大的铁罐子沉默地立着，发出低沉的嗡嗡声。
蒸汽管道嘶嘶地漏着白气。
周建的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死水，激起了一圈圈不断扩大的涟漪。
领证。
假结婚。
为了房子。
对象……沈忆柳？
这个念头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荒谬，离奇，简直不像话。
她才二十四岁，比我小了将近二十岁。
是我徒弟。
我们之间，除了师徒，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交集。
可是……
如果只是为了分房呢？
像周建说的，各取所需。
我需要房子，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不用再忍受筒子楼嘈杂和逼仄的窝。
她呢？她想要什么？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摆脱某种困境？
那个西装男人，还有半夜的传呼，是不是就是她的困境？
如果我们协议好，假结婚，真分房。
拿到房子后，过段时间再离。
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这个念头一旦生出来，就顽固地盘踞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整个下午在车间，我都有些心神不宁。
刮研的时候，差点手滑。
沈忆柳还是像往常一样，话不多，活干得仔细。
偶尔我看向她，她也只是平静地回望一眼，眼神清澈，看不出什么特别。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周建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我从未想过要推开的门。
门后面是什么，我不知道。
是解脱，还是更大的麻烦？
下班铃响了。
工友们说说笑笑地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沈忆柳也脱下工装，换上自己的衣服。
她走到我工位旁边，停了一下。
“师父，我走了。”
“嗯。”我点点头。
她转身离开，马尾辫轻轻甩动。
走到车间门口时，她回头看了一眼。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短暂地碰了一下。
她的眼神很深，里面像是藏着千言万语，又像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她就走了。
我慢慢收拾着工具，心里乱糟糟的。
周建暗示的门路。
沈忆柳那欲言又止的试探。
还有我自己，对那间可能的两室一厅，无法抑制的渴望。
这一切搅在一起，让我喘不过气。
窗外天色阴沉下来，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
要下雨了。
我锁好工具箱，最后一个走出车间。
豆大的雨点开始砸下来，噼里啪啦，越来越密。
我没带伞，快步朝筒子楼走去。
雨幕很快模糊了视线。
脑子里却异常清醒。
那个关于“领证”的荒谬想法，在雨声的冲刷下，非但没有褪去，反而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具有诱惑力。
像黑暗中一点微弱的光。
明知可能引火烧身，却还是忍不住想靠近。
雨越下越大了。
06
雨是傍晚开始下的。
到了晚上，成了瓢泼之势。
风卷着雨点，猛烈地敲打着窗户，发出密集的鼓点声。
筒子楼的电路似乎受了影响，灯泡忽明忽暗，滋滋作响。
我坐在屋里唯一那把还算舒服的旧藤椅上，就着昏暗的光线看一本过了期的《机械制造》。
书页上的字迹有些模糊，看了几行，心思就飘远了。
雨声太大，反而衬得屋里格外寂静。
寂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墙上那只老式挂钟缓慢的“嘀嗒”声。
敲门声就是在这时候响起的。
很轻，但在风雨声的间隙里，清晰得让我愣了一下。
这个时间，这种天气，谁会来？
我放下书，走到门边。
“谁？”
门外没有立刻回答。
只有风雨呼啸的声音。
然后，一个带着水汽的、有些发颤的声音响起。
“是我，沈忆柳。”
我心头一跳，连忙打开门。
她站在门外楼道昏暗的光线下，浑身湿透。
头发紧紧贴在苍白的脸颊和脖颈上，还在往下滴水。
浅色的衬衫和裤子湿透了，勾勒出单薄的身形，不停地往下淌水，脚下已经积了一小滩。
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塑料文件夹，也被雨水打湿了。
她没打伞。
眼睛却异常地亮，像有两簇火苗在里面烧。
嘴唇冻得有些发紫，微微颤抖着。
“师父……”她声音沙哑，顿了一下，改了口。
“梁永安。”
她叫了我的全名。
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叫我。
我侧开身。
“快进来，怎么淋成这样？”
她没动，还是站在那里，看着我。
雨水顺着她的发梢、下巴，一滴一滴往下掉。
楼道里灌进来的风，吹得她打了个寒颤。
“我能进去说吗？”她问，声音很轻，却很坚定。
“进来吧。”
她走进来，站在屋子中间。
水渍从她脚下迅速蔓延开。
我关上门，隔绝了外面大部分的风雨声。
屋里一时只剩下她身上滴水的细微声响，和我们两人的呼吸。
灯光依然不稳定，让屋里的一切都蒙上一层晃动的阴影。
我抓过一条干毛巾递给她。
“擦擦。我去给你倒杯热水。”
她接过毛巾，没擦，只是攥在手里。
我转身去拿暖水瓶，手有点不稳。
心里隐约预感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
倒了一杯热水，转过身。
她还站在原地，湿漉漉的，像个迷路的孩子。
但她的眼神，却锐利得像刀。
我把水杯递给她。
她接过去，双手捧着，暖意似乎让她稍微松弛了一点。
但她的目光，一直没离开我。
“坐吧。”我指了指床边，那是屋里唯一能坐两个人的地方。
她自己拉了那把方凳，坐下了。
把塑料文件夹小心地放在膝盖上，又用毛巾垫着，怕弄湿。
我坐在床沿，看着她。
屋里很安静，只有雨声和偶尔灯泡的滋啦声。
沉默持续了半分钟。
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鼓足了毕生的勇气。
然后，她打开了那个湿漉漉的塑料文件夹。
从里面抽出几张同样被雨水洇湿了边缘的纸。
纸张很新，是油印的。
她双手有些抖，但努力平复着，把纸张在我面前摊开。
“这是厂里刚下发到各班组、要求传阅的最终分房细则和评分表。”
她的声音平直，没有起伏，像在宣读一份技术文件。
手指点在纸张的某一行。
“您看这里，‘双职工家庭，基础分加15分，且工龄可按较高一方计算。’”
她的手指移到另一处。
“还有，‘对具有高级技工职称且工龄二十年以上的双职工家庭，在房源允许情况下，可优先考虑两室一厅户型。’”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去。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她的指尖冰凉，微微有些颤抖。
“您的工龄，到今年十一月，正好满二十二年。八级钳工，属于高级技工。”
她抬起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雨水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还没干，灯光下泛着湿漉漉的光。
“我进厂一年零三个月，新职工基础分低，但我有‘双职工’的资格。”
她的语速加快了一些，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如果我们把结婚证领了。”
她停顿了一下，喉咙滚动。
“法律上，我们就是双职工家庭。您的工龄分数可以带上我，我们还能加上那15分的基础加分。再加上您的职称优先权。”
她的眼睛亮得灼人，紧紧盯着我的反应。
“我算过了，按这个算法，我们的总分，足够排进这次两室一厅的候选名单前列。只要……只要操作上不出纰漏。”
她说完，屋子里陷入一片死寂。
只有窗外倾盆的雨声，哗哗地灌进来。
我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心跳得厉害，擂鼓一样敲打着耳膜。
她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懂了。
组合在一起的意思，我也听懂了。
荒谬绝伦，却又……严丝合缝。
像一套精密的齿轮，咔嚓一声，咬合在一起。
她看着我脸上的震惊和茫然，抿了抿嘴唇。
那苍白的唇上，终于有了一点血色，是被她自己咬出来的。
她低下头，又从文件夹里抽出另外两张纸。
是两份空白的、打印好的“协议”。
标题是：《关于双方协商登记结婚及婚后财产、事务处置的协议书》。
条款列了几条。
大意是：双方自愿登记结婚，目的是获取福利分房资格。
婚后不同居，经济独立，互不干涉彼此生活。
房子到手后，共同持有，但两年后办理离婚手续，房产按出资比例分割。
若因一方原因导致分房失败，另一方不承担责任等等。
下面留着签名和日期的空白。
她把协议推到我面前。
连同那份湿漉漉的分房细则。
然后，她抬起眼。
雨水把她额前的碎发粘在皮肤上，显得那双眼睛格外大，也格外深。
里面有破釜沉舟的决绝，有孤注一掷的赌性，还有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深藏的哀求。
她迎着我的目光，没有躲闪。
声音很轻，却像惊雷一样，炸响在这间狭小、潮湿、被风雨包围的屋子里。
她顿了顿，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像是带着胸腔里全部的颤抖。
07
雨还在下。
但屋子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
只有膝盖上那份协议书冰冷的触感，和沈忆柳那双亮得惊人的眼睛，是真实的。
我拿起那份协议，纸张被雨水浸得有些绵软，墨迹也有点晕。
但条款清晰，措辞严谨，甚至考虑到了失败的可能性。
这不是一时冲动的产物。
她准备很久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的？”我的声音有些哑。
“看到第一次公示方案的时候。”她回答得很快，没有隐瞒。
“我研究了好几天政策，又去图书馆查了资料，还……问过懂行的人。”她说“懂行的人”时，眼神闪烁了一下。
我想起周建的暗示。
或许，不止周建。
“为什么找我？”我问。
这个问题似乎让她愣了一下。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还在滴水的裤脚。
“因为您需要房子。”她的声音低了些。
“我能看出来，您不想再住这儿了。而且……”
她停顿了几秒。
“而且您人好，实在。不会……不会趁机要挟，或者事后纠缠不清。”
这话说得直白，甚至有些残忍。
把我所有可能萌动的、超出协议范围的念头，都提前扼杀了。
但我心里清楚，她说的是事实。
也是她能找我的最大理由。
安全。
一个年老、本分、同样渴望房子、并且看起来不会给她带来额外麻烦的男人。
“那个人呢？”我还是问了出来。
“那个开轿车接你的男人。”
她身体猛地一僵。
抬起头，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随即被一种深重的疲惫和厌恶覆盖。
“他不行。”她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
她嘴唇抿得更紧，手指无意识地揪着湿透的衣角。
“他……他有家。而且，他要的不是协议。”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冰冷的嘲弄。
“他要的是别的。我惹不起，也不想惹。”
屋子里再次沉默下来。
窗外的雨势似乎小了一点，但风还在呼啸。
我看着她苍白的脸，湿漉漉的头发，单薄的身躯。
还有她眼里那份沉重的、不属于她这个年龄的负担。
赵秋生的话，半夜的传呼，她对“有个自己窝”的极度渴望……
碎片渐渐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轮廓。
她在逃。
逃开某个具体的人，或者某种处境。
而房子，是她能想到的，最近也最可能的避风港。
哪怕这个避风港，需要她用一纸荒谬的婚约来交换。
“协议是你写的？”我问。
“找学法律的同学帮忙看过。”她承认。
“你想得很周全。”
“必须周全。”她轻声说。
“我……输不起。”
这四个字，她说得很轻，却像石头一样砸在地上。
我拿起笔。
是那种老式的英雄钢笔，灌着蓝黑墨水。
笔尖悬在协议签名处的上方。
手很稳。
心里却翻江倒海。
这是一场交易。
用我的名声、我未来两年的婚姻状态，去赌一套可能属于我的两室一厅。
用她的青春、她的清白名声，去赌一个安身之所和两年后的解脱。
我们各取所需。
谈不上谁占便宜，谁吃亏。
都很可悲，也很现实。
笔尖落下。
“梁永安”三个字，蓝黑色的墨迹，洇在略微潮湿的纸上。
我签好了。
把笔递给她。
她接过笔，手指冰凉。
在她自己那份协议上，也签下了名字。
“沈忆柳”。
字迹娟秀，但最后一笔，有些用力过猛，划破了纸。
我们交换了协议。
各自收起。
像完成了一桩严肃的商业合同签署。
“接下来怎么做？”我问，语气尽量平静。
“先把证领了。”她收起协议，动作小心。
“需要户口本，单位证明，照片。我这边……户口在厂集体户，证明好开。照片，明天下午请假去拍？”
“行。”
“然后，把结婚证复印件，和我们的申请材料，一起交到后勤处周建那里。”她条理清晰。
“他那边，可能需要打点一下。确保材料顺利进名单。”
“打点的钱，我来出。”我说。
这是我作为“男方”，在这桩交易里，理应承担的部分。
也是协议里模糊涉及，但并未明确的“活动经费”。
她看了我一眼，没反对。
“大概需要多少？我手里有一些。”她问。
“不用你的。”我摇头。
“我还有些积蓄。不够再想办法。”
她沉默了一下，点点头。
“面谈的时候，我们得对好口径。怎么认识的，为什么结婚。不能出差错。”
“就说……车间相处，觉得人踏实，自然而然。”我想了想。
“嗯。少说细节，越简单越好。”
事情一件件敲定。
语气平静，像在安排车间里的生产计划。
但我们都清楚，这计划一旦启动，就没有回头路了。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窗外的世界，被雨水洗过，一片漆黑的宁静。
只有屋檐还在滴水，嗒，嗒，嗒，规律而清晰。
沈忆柳站起身。
她的衣服还没干，但神情已经恢复了惯常的平静。
只是眼底深处，那根紧绷的弦，似乎稍稍松动了一点点。
“那我回去了。”她说。
“我送你到宿舍楼下。”
“不用，雨停了。”
她还是坚持。
我拿了件旧工装外套给她。
“披上吧，别着凉。”
她接过，披在潮湿的身上。
走到门口，她回过头。
“梁永安，”她又叫了我的名字。
“谢谢。”
说完，她拉开门，走进了依旧弥漫着潮湿水汽的楼道。
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慢慢滑坐到地上。
屋里还残留着雨水和湿衣服的味道。
桌上，是那份墨迹未干的协议书。
我抬手，捂住了脸。
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哭。
最后，什么表情也没有。
只是觉得很累。
像刚干完一场重体力活。
但心里某个地方，又隐隐地，生出一点渺茫的、可耻的期盼。
为了那套还没影子的两室一厅。
08
过程比想象中顺利。
拍照，开证明，去民政局。
工作人员是个中年大姐，看了看我们悬殊的年龄差，又看了看我们之间隔着至少半米、毫无交流的生疏样子。
她皱了皱眉，但没多问。
钢印咔哒一声压下去。
两个红本本递了出来。
摸上去还有点烫。
我拿着属于我的那本，翻开。
照片上，我和沈忆柳并肩坐着，都穿着白衬衫。
我表情僵硬，她微微侧着头，没看镜头，嘴角有一丝极淡的、像是练习过的弧度。
像两个被临时拉来凑数的演员。
“结婚照”下面，并排写着我们的名字。
法律意义上，从现在起，我们是夫妻了。
走出民政局，阳光有些刺眼。
我们各自把红本本收好，像收起一件重要的工具。
“我去交材料。”她说。
“钱我已经给周建了。”我告诉她一个数字。
她点点头，没问具体多少。
“面谈时间定了，他会通知。我们提前半小时对一下说法。”
“好。”
分开时，她朝公交站走去。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混入人群。
手里的红本本，隔着衣服口袋，像一块烙铁。
接下来是等待。
车间里一切照旧。
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我和沈忆柳之间，多了一层心照不宣的秘密。
偶尔目光接触，会迅速移开。
工友们的玩笑话，听着也有了别样的滋味。
赵秋生有次拍着我肩膀说：“老梁，听说后勤处那边你材料递上去了？行啊，有戏？”
我含糊地应着。
不敢去看旁边沈忆柳的表情。
面谈在一个周三的下午。
地点在厂办公楼一间小会议室。
对面坐着三个人：后勤处周建，工会的一位女干部，还有一位厂办的老同志。
气氛不算严肃，甚至有些家常。
问我们怎么认识的，认识多久了，为什么决定结婚。
我按商量好的说，车间同事，日久生情，觉得彼此可靠。
话说出口，自己都觉得干巴巴的。
沈忆柳低着头，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梁师傅人很好，肯教我，生活上也关心我。我一个人在这里，觉得……有个依靠。”
她说话时，手指绞在一起。
那样子，竟真有几分新嫁娘的羞涩和不安。
我侧目看了她一眼。
她垂着眼睫，脸颊似乎有一点点红。
不知是真的紧张，还是演技。
周建打着圆场，说些“郎才女貌”、“安定下来好”的套话。
工会的女干部多看了沈忆柳几眼，问了句：“小沈啊，以后家务谁做啊？梁师傅年纪大些，你多照顾点。”
沈忆柳轻轻“嗯”了一声。
整个过程不到二十分钟。
结束的时候，周建送我们出来，在走廊上对我使了个眼色，微微点了点头。
我知道，这一关算是过了。
名单公示那天，我和沈忆柳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两室一厅拟分配名单（第二批）”里。
排名中游。
不高不低，刚好够上。
厂区公告栏前，依旧围满了人。
我和沈忆柳都没去看。
消息是赵秋生咋咋呼呼跑来告诉我的。
“老梁！行啊你！闷声不响干大事！恭喜恭喜！”
他捶了我一拳，满脸羡慕。
“这下好了，总算熬出头了！请客！必须请客！”
我应付着，心里没有预想中的狂喜。
只有一种虚脱般的，尘埃落定的感觉。
沈忆柳那边，似乎也平静地接受了工友们的祝贺。
她只是淡淡笑着，不多说。
拿到钥匙，是在一个多云的中午。
两把崭新的、挂着编号牌的黄铜钥匙。
沉甸甸的。
房子在新建的职工小区，三楼，东边户。
六十五平米，两室一厅，一厨一卫。
南北通透。
打开门的那一刻，阳光正好从阳台照进来，落在空荡荡的水泥地面上。
光洁，明亮。
墙壁刷得雪白，窗户很大。
能闻到淡淡的石灰和油漆的味道。
那是“新”的味道。
和我那间终年昏暗、充满陈旧气味的筒子楼单间，天壤之别。
我们站在门口，谁都没先踏进去。
“进去看看吧。”我说。
她点点头。
我们走了进去。
脚步声在空荡的房间里回响。
客厅方正，两个卧室大小相当，厨房有独立的窗户，卫生间贴了白色的瓷砖。
一切都是崭新的，等待被填满。
也等待着，被两个怀着各自心思的“主人”，赋予不同的定义。
我们没有说话，各自看了一圈。
然后开始打扫。
我提来水，她带了抹布和扫帚。
沉默地擦窗，扫地，清理建筑垃圾。
汗水很快湿了衣服。
但谁也没喊累。
好像这劳作本身，就是一种必要的仪式。
将某些纷乱的情绪，暂时压制下去。
黄昏时分，屋子基本收拾干净了。
夕阳的余晖给白色的墙壁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
沈忆柳直起腰，擦了擦额头的汗。
“我回去拿点东西，今晚……就不过来了。”她说。
协议里写了，不同居。
“好。”我应道。
她走到门口，又停下。
“明天，我去买点简单的家具。床，桌子，椅子。钱……”
“我来。”我打断她。
“算是……家用。”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争辩。
“那我先走了。”
她离开后，屋子里彻底安静下来。
我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
夕阳的光线慢慢移动，拉长我的影子。
这套房子，现在有一半属于我了。
因为我那本红色的结婚证。
因为我身边，多了一个法律上的“妻子”。
这个认知，让我心里涌起一阵极其复杂的情绪。
有得偿所愿的轻松，有空虚，还有一种深重的不安。
晚上，我从筒子楼搬来了被褥和几件日常用品。
暂时铺在次卧的水泥地上。
主卧，我留给了她。
虽然她可能根本不会来住。
但我还是这么决定了。
躺在地上的被褥里，看着陌生的、高耸的天花板。
月光从没挂窗帘的窗户照进来，一片清冷。
我很久都没睡着。
隔壁，对门，楼上楼下，都还是空房。
整个单元，似乎只有我这一户，亮着灯，住了人。
孤独感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为这偌大的、空荡的空间，被放大了。
但这一次的孤独，是崭新的。
带着石灰味和希望的孤独。
我闭上眼。
脑子里是沈忆柳低头签名时的侧脸，是她面谈时绞在一起的手指，是她今天打扫时沉默的背影。
还有那本红得刺眼的结婚证。
这一切，真的只是一场交易吗？
这个疑问，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心底。
隐隐作痛，却又无法忽视。
09
日子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步入了新的轨道。
我依旧上班下班。
沈忆柳也是。
但下班后，我不再回筒子楼，而是回到那个空旷的新家。
沈忆柳大多数时候回女工宿舍，偶尔周末会过来。
她真的买了一些简单的家具。
两张单人木床，两个衣柜，一张饭桌，四把椅子。
都是最便宜的款式，但结实。
她把自己的那份，搬进了主卧。
我的放在次卧。
客厅依然空着，只有那张饭桌和椅子。
我们像两个合租的陌生人，严格遵守着界限。
她来的时候，会带上一点菜，在厨房做饭。
厨房里渐渐有了油盐酱醋，有了烟火气。
饭好了，我们会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对着那张孤零零的饭桌，安静地吃完。
偶尔说几句话，也是关于厂里的事，或者家具还缺什么。
客气，疏离。
但比起最初纯粹的协议关系，似乎又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共同经营着什么的微妙牵连。
“丈夫”这个身份，开始在某些时候，产生它真实的分量。
第一次，是在厂门口。
那天我下班稍晚，推着自行车出来，看见沈忆柳站在厂门外不远处的树下。
她面前停着那辆我听说过但没见过的黑色轿车。
一个穿着西装、微微发福的中年男人，正拦着她说话，脸上带着笑，伸手似乎想拉她。
沈忆柳侧着身子，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能感觉到她全身的抗拒。
脚步在往后挪。
旁边有几个下班的工人走过，好奇地瞥几眼，没人停下。
血一下子冲到了我的头顶。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或者说是“丈夫”这个身份赋予我的某种正当性。
我蹬上自行车，猛地冲了过去。
车轮在男人脚边刹住，发出刺耳的声音。
男人吓了一跳，后退一步，皱眉看向我。
“你谁啊？”
我没理他，看向沈忆柳。
“忆柳，下班了怎么不回家？饭好了。”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稳。
沈忆柳抬起头，看到是我，眼睛里飞快地闪过一丝如释重负，随即是复杂的情绪。
她没说话，只是往我身边靠了一步。
那个西装男人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带着审视和不屑。
“你是她什么人？”
我挺直了腰板。
“我是她爱人。”我说。
这个词从嘴里说出来，有点陌生，但异常清晰。
男人明显愣了一下，脸色变了几变。
他看看我，又看看沈忆柳，似乎想从我们脸上找出破绽。
我和沈忆柳并排站着。
她的手，不知何时，轻轻攥住了我自行车后架的边缘。
指尖有些发白。
“爱人？”男人嗤笑一声，但语气已经不那么笃定。
“没听说小沈结婚了啊？”
“刚结不久。”我迎着他的目光。
“厂里分的房子钥匙都拿到了。这位同志，你找我爱人有什么事吗？没事的话，我们得回家吃饭了。”
我把“我爱人”和“回家”这几个字，咬得很重。
男人脸上的笑容挂不住了。
他又盯了沈忆柳几秒。
沈忆柳垂着眼，没看他，只轻轻说了句：“李经理，之前的事，我已经说清楚了。以后……请您别再找我了。”
那个被叫做李经理的男人，脸色阴沉下来。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又看看沈忆柳，终于什么也没说，转身上了车。
黑色轿车发动，喷出一股尾气，汇入了车流。
直到车看不见了，沈忆柳攥着车架的手，才慢慢松开。
她轻轻吐出一口气，肩膀微微垮了下来。
“谢谢。”她声音很低。
“没事。”我说。
心里却并不平静。
刚才那个男人看沈忆柳的眼神，让我很不舒服。
那不是简单的追求或者纠缠。
里面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带着掌控欲的东西。
“他就是……”我问。
“嗯。”她点点头，不愿多谈。
“快走吧。”
我们并排推着自行车，朝家属区走去。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偶尔交叠在一起。
谁也没再说话。
但有些东西，在沉默中改变了。
第二次，是在她接到一个长途电话之后。
电话是打到车间办公室的，找她。
她接完回来，脸色很不好，眼圈有些红。
强撑着干完了下午的活。
下班时，她问我：“今晚……我能去那边住吗？”
“当然。”我说。
那晚，她做了饭，但吃得很少。
洗碗的时候，我听见厨房里传来极力压抑的、细碎的哽咽声。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轻轻颤抖。
没有进去。
过了很久，水声停了。
她擦干手，转过身，眼睛还是红的。
“我外婆……”她开口，声音沙哑。
“病又重了。住院，要钱。”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泪终于滚落下来。
不是嚎啕大哭，只是静静地流。
“家里欠了很多债。我爸走得早，我妈……身体也不好。弟弟还在上学。”
她断断续续地说着，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稍微宣泄的缺口。
“那个李经理，是我妈厂里以前的领导。他……他能帮忙解决一些借款，但条件……”
她没说完，但意思已经明了。
“所以你想分房，想有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我低声说。
“不只是地方。”她摇头，泪光后面，眼神倔强。
“是资格。是能让我妈和我弟抬起头走路的资格。是能让我外婆在医院里，用上稍微好一点的药的资格。是我能不靠任何人，也能活下去的证明。”
她的话，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
我之前所有的猜测，都只触及了皮毛。
她身上的负担，远比我想象的沉重。
二十四岁的年纪，扛着一个摇摇欲坠的家。
还有那些觊觎着她的、不怀好意的目光。
分房，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窝。
那是一根救命稻草，是她能抓住的、为数不多的、可以改变自身和家庭境遇的杠杆。
而我们这场荒诞的婚姻，是她撬动杠杆的支点。
我心里堵得难受。
想说什么安慰的话，却觉得任何语言都苍白无力。
最后，我只是说。
“需要多少钱？”
她猛地摇头。
“不用。你的钱……留着。协议里写了，经济独立。”
“这不是协议。”我说。
“这是……帮忙。”
她看着我，眼泪流得更凶了。
但她还是摇头，很坚决。
“不行。梁永安，不行。我们已经……已经这样了。不能再欠你更多。”
她叫我名字的时候，带着哭腔。
那声音里，有感激，有坚持，也有一种深藏的、不肯折损的自尊。
那天晚上，她睡在主卧，我睡在次卧。
隔着一道墙。
我听到那边传来低低的、持续的啜泣声，很久才平息。
我睁着眼，看着天花板。
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睡在隔壁的那个年轻女人，不仅仅是我的“协议妻子”，我的徒弟。
她是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却依然咬牙站着的、活生生的人。
而我和她之间，那纸协议划下的界限，正在被这些真实流淌的眼泪和痛苦，悄无声息地侵蚀，模糊。
一种陌生的、带着钝痛的责任感，混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怜惜，在我心里滋生出来。
不受控制。
10
秋天快过完的时候，家里的东西慢慢多了一点。
沈忆柳买回来一对淡绿色的窗帘，挂在了客厅窗户上。
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变得柔和了许多。
她还弄来几盆绿萝，放在窗台和饭桌上。
生机勃勃的绿色，给空旷的屋子添了些活气。
我们依旧各住各的屋，但一起吃饭的次数多了起来。
有时是她做，有时我提前回来，也会简单弄点。
饭桌上的话，依旧不多。
但沉默不再那么难熬。
偶尔，她会说起车间里某个技术难题的解决思路，眼睛发亮。
我会说起年轻时跟着师父跑设备安装的趣事。
我们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开某些敏感的话题。
比如未来，比如那两年的期限，比如彼此心底那些悄然滋长、又不敢深究的东西。
那个李经理，没再出现在厂门口。
但沈忆柳的传呼机，偶尔还会在深夜响起。
每次响起，她都会沉默很久，然后默默地删掉信息。
眉头蹙着，像解不开的结。
我知道，压力还在。
只是换了种方式，潜伏着。
厂里关于我们“闪婚”的议论，渐渐平息了。
人们接受了这个事实，甚至开始有人说：“梁师傅老来得福，小沈这孩子不错，踏实。”
听到这些话，我心里五味杂陈。
老来得福？
或许吧。
但这“福气”的基础，是那样一份冰冷的协议，和一个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的秘密。
我发现自己开始习惯进门时，看到窗台上绿油油的叶子。
习惯周末早晨，听到隔壁房间轻微的响动。
习惯饭桌对面，那个安静吃饭的身影。
甚至开始留意，她喜欢吃什么菜，不喜欢吃什么。
有一次她感冒了，没去上班。
我中午回来，煮了一碗姜丝面条，加了两个荷包蛋，端到她房间门口。
敲门，放在门口的小凳上。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条缝，碗被拿进去了。
那天傍晚，我下班回来，发现我的床单被套都洗了，晾在阳台上，随风轻轻摆动。
饭桌上摆着温热的粥和炒青菜。
她坐在桌边，脸色还有点白，但精神好些了。
“谢谢。”她说。
“你也……谢谢。”我说。
我们都没有看对方，各自拿起筷子。
粥的味道，很清淡，也很暖。
那一刻，我忽然有种错觉。
好像这不仅仅是一场交易。
好像这个空旷的、渐渐被填满的屋子，真的可以称之为“家”。
但这个错觉，很快就被现实敲碎了。
初冬的一个早晨。
我像往常一样起床，准备去上班。
推开卧室门，发现客厅饭桌上，用那只她平时喝水的玻璃杯，压着几张纸和一把钥匙。
我走过去。
是那把她一直拿着的、属于这个家的黄铜钥匙。
钥匙下面，是一张存折，和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条。
存折是中国银行的。
我翻开。
户名是沈忆柳。
余额那一栏，打印着一个数字。
那是我之前给周建“活动经费”后，剩下的所有的钱。
一分不少。
甚至好像……还多了一点零头。
我手指有些抖，拿起那张纸条。
纸条上的字迹，是她的，娟秀，但笔画有些匆忙，带着力透纸背的痕迹。
只有寥寥几句话。
“梁师傅：钱还您。协议作废。
对不起。
房子归您。我的东西不多，带走了。
勿找。
忆柳”
没有日期。
我捏着纸条，站在原地。
脑子里一片空白。
环顾四周。
客厅窗帘还是淡绿色，窗台上的绿萝叶子在晨光里舒展。
饭桌椅子摆放整齐。
一切看起来都和昨天一样。
但又完全不一样了。
主卧的门开着。
我慢慢走过去。
里面收拾得很干净。
床铺平整，枕头上没有一丝褶皱。
衣柜门敞着，里面空荡荡的。
属于她的衣服，鞋子，那些零碎的小物件，全都不见了。
只有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极淡的、她常用的那种皂角的清香。
她走了。
在我毫无觉察的夜晚，或者清晨。
带走了她所有的痕迹。
只留下这把钥匙，这张存折，和这张写着“对不起”的纸条。
还有这套突然变得异常空旷、冰冷的房子。
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冰冷的空气涌进来。
楼下的小区路面上，早起锻炼的人三三两两。
自行车铃声清脆。
一切如常。
没有人知道，这间三楼的屋子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无声的溃退。
一场单方面的、彻底的撤离。
我握着那把冰凉的钥匙，和那张轻飘飘的纸条。
纸条上的“对不起”三个字，像针一样刺着我的眼睛。
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利用了这场婚姻？
对不起中途毁约？
还是对不起……别的什么？
我忽然想起昨晚。
我们像往常一样吃了晚饭。
她似乎没什么异样，只是话更少些。
洗碗的时候，她背对着我，忽然问了一句。
“梁永安，如果……如果没有分房这件事，你会怎么看我？”
我没料到她会这么问，愣了一下。
“你是个好徒弟。”我说。
然后，我好像又低声补充了一句。
“也是个好姑娘。”
她没回头，只是肩膀似乎轻轻动了一下。
水龙头哗哗地流着。
“是吗？”她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
“睡吧，不早了。”她关掉水龙头，擦干手，走进了主卧，关上了门。
那竟是我们的最后对话。
原来，那已经是告别。
我站在空荡荡的客厅中央。
阳光透过淡绿色的窗帘，在地板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影。
屋子里安静得可怕。
只有我的心跳声，沉重地敲打着胸腔。
协议作废了。
房子归我了。
我得到了最初想要的东西。
两室一厅，完全属于我。
可为什么，心里那个窟窿，却比以前住在筒子楼时，更大，更空了？
我慢慢地，在饭桌旁坐下。
椅子上似乎还有她残留的体温。
存折和纸条放在桌上，旁边是那把孤零零的钥匙。
窗外的市声远远传来，模糊不清。
我想起她第一次在这里做饭，厨房里飘出的油烟味。
想起她半夜压抑的哭声。
想起她站在厂门口树下，那个仓皇又倔强的背影。
想起红本本照片上，她那个练习过的、僵硬的微笑。
一切都结束了。
以一种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
她去了哪里？
为什么突然离开？
那个李经理，还是她家里的债务，又或者是别的什么，迫使她必须切断这里的一切联系，包括这场她曾经视作救命稻草的荒诞婚姻？
我不知道。
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这个我用一场虚假婚姻换来的家，此刻像一个精美的、没有温度的壳。
而我坐在壳的中央，手里攥着那把开启它的钥匙。
却不知道，该用它打开哪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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