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宴请高玉宝，他却违令和主席碰杯，肖华说：你的运气真好啊

1952年9月30日晚七点，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陆海空各军代表依次入席，一名身着军装、个头并不高的上等兵显得格外紧张，他就是凭借小说《半夜鸡叫》走红军内外的“战士作家”高玉宝。宴会开始前，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再三叮嘱所有基层代表，只举杯不碰杯，时间紧，别耽误首长日程。谁也没想到，稍后发生的小插曲，会成为军中津津乐道的趣事。

椰枣与花生刚端上桌，周总理便带高玉宝走到毛主席身旁，简单一句“这是写《半夜鸡叫》的同志”，勾起主席兴致。“战士作家，干杯！”毛主席话音一落，自然举杯示意。高玉宝脑子里“纪律”两个字还没消化，却已被热情包围，他下意识与主席的酒杯轻轻一碰，一饮而尽。短短几秒，台下发出轻微倒吸气声。宴会散场，高玉宝满头大汗地找到肖华请求处分，肖华爽朗一笑：“小高，你的运气真好，主席高兴，比什么规定都重要。”一句话，化解尴尬，也定格了高玉宝传奇人生的又一幕。

若把时间拨回二十五年前，人们很难把这个在矿井里挖铜渣的瘦弱少年，与怀仁堂那个自信碰杯的写作者联系起来。1927年4月6日，高玉宝出生在辽宁瓦房店孙家屯，一个月学堂没能改变贫寒境遇。1936年父母逃荒至大连，他在日企纱厂、炭矿之间辗转，十二岁便跟着大人下到九十多米深的井底，十几个小时粉尘与汗水交织，旧社会的黑暗被他一铲一铲挖进眼睛，也刻进骨头。

抗战胜利后，他背着土布包回到阔别已久的孙家屯。1946年冬，东北解放，乡亲们分到土地，贫雇农第一次扬眉吐气。翌年春，他毫不犹豫报名参军，被编入东北野战军四纵十师。初到连队，伙食虽改善，可十多年饥饿造成的虚弱让他连步枪都没分到，只能帮班长背“三八”大盖子。那一次误触扳机，子弹贴着树梢飞过，惊得他一个激灵，从此死按安全机，不敢再犯。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平津战役，一道道火线让小个子迅速成长，六大功两小功接踵而来，军帽上的红五星越擦越亮。

1948年2月鞍山战斗结束，地方群众送来布鞋和慰问金。领完钱的战士排起长队交党费，高玉宝把全部钱往桌上一推，自信声称自己是党员。指导员哭笑不得，让他写申请书。识字不过寥寥的他只好动手画象形符号：“我从（虫）心眼里（眼）要（咬）入（鱼）党（铃铛）”。质朴到近乎稚气的八个符号，传递的却是炽热信仰。同年6月8日，组织批准他入党，他编了朗朗上口的小调：“党是妈妈我是娃，叫我干啥就干啥。”

战争紧，行军苦，但高玉宝闹腾着要写书。敌人“鬼”字不会写，他干脆画个长舌头鬼脸；“飞机”写不全，就画两个螺旋桨。有意思的是，纵队司令吴克华路过阵地，被拦下教字，他并未责怪，“怕啥？求知心最可贵嘛。”独特的“图画手稿”很快传到宣传部门，中南军区文化部科长荒木（郭永江）将他调入文艺科专门创作。1951年1月28日，二十余万字的小说初稿寄往武汉政治部，随后又在《解放军文艺》连载。毛主席批阅时连连点头，把稿子推荐给孩子们当课外读物。

得到首长支持虽令人振奋，改稿却是煎熬。一个词推敲半天、一个情节打磨数周，高玉宝累到写字手抽筋，就用左手按住右手腕继续写。周总理托人转话：身体是革命本钱，书一定要改好。1954年至1956年，他被送入中国人民大学补习，本科就读新闻系，算数、地理、逻辑学补得扎实，视野也宽了许多。

1955年春，总政治部专门议定小说书名。有人提“半夜鸡叫”，有人提“血与火”。罗荣桓一句：“就叫《高玉宝》，人就是最好的题目。”定名拍板，作品出版，三个月加印七次，海外译本相继登场。前苏联作家费德林评论其“真实得像纪录片”，段落虽朴，却透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锋芒。

文字成功带给高玉宝的不止是荣誉，还有爱情。海军文工团女青年姜宝娥在杂志上读到连载，被苦难与坚忍震动，写信鼓励“不识字的作家”。两人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第一次见面，互换了钢笔，小小仪式感确立了感情。1962年大学毕业时，虽有人劝他留在北京文学圈，他执意申请去大连高炮师，“边疆也需要文化火种”。此后数十年，北风吹红了他的面庞，也磨亮了文字。

离休后，他仍奔走各地中小学，宣讲旧社会的饥饿与战火。学生问他：“当年为什么不用手表看几点再干活？”童真的提问让他苦笑：今天的孩子很难想象没有表、没有灯的岁月。正因如此，他坚持“三不”：不收酬金，不收礼物，不吃请，只要红领巾、鲜花和聘书。稿费大多悄悄买成书送到贫困山区，十多万元捐款分给塔山阻击战纪念馆与烈士墓，数字记录不完他的热心。

2019年12月7日，92岁的高玉宝在大连病逝，师级离休干部的简易布棺旁，静静摆放着那支当年和主席相碰的酒杯与一本翻旧了的《高玉宝》。有人感叹：从矿井到怀仁堂，他走了几十年，也写了几十年，而那个不合规定的一碰杯，恰好映照了战士作家最真实的胆气与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