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周扒皮”的高玉宝，被周家后人戳着脊梁骨骂，到底孰是孰非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一九四八年的辽沈战场，硝烟弥漫。在某个寒风刺骨的夜晚，一名年轻的通讯员手里攥着三封必须送出的急信，急得满头大汗。他不识字，分不清信封上“壹、贰、叁”的轻重缓急，只能凭运气瞎送。

如果当时有人告诉这个连名字都写不利索的大兵，他将来会写出一部影响几亿人的小说，还会把一个普通的农村地主变成全中国最著名的“反派”，恐怕连他自己都会觉得这是痴人说梦。

但历史就是喜欢开这种玩笑。这个大兵叫高玉宝，他后来创造了“周扒皮”。

想写“日本鬼子”，他就画个狗头；想写“杀人”，就画把滴血的刀。这种近乎原始的表达方式，透着一股子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蛮力。

他要把自己受过的苦，把那个吃人的旧社会，全都画在纸上。这种冲动不掺假，那份想要翻身做主人的渴望，滚烫得能灼伤读者的眼睛。正因如此，当《高玉宝》这本书问世时，它瞬间引爆了全国。

书里最让人咬牙切齿的角色，莫过于那个半夜躲进鸡窝学鸡叫、催促长工下地干活的地主“周扒皮”。这个形象太鲜活了，鲜活到没人去怀疑它的真假。在那个非黑即白的年代，“周扒皮”就是地主阶级的代名词，承载了人们对剥削制度的所有恨意。大家都在那个虚构的故事里，找到了宣泄现实苦难的出口。

可是，当故事的光环褪去，现实的阴影却笼罩了另一个人——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

在大连瓦房店的黄店村，周家后人背着“恶霸子孙”的黑锅，一背就是几十年。直到很多年后，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站了出来。他没有哭诉，而是拿出了一把名为“常识”的手术刀，试图解剖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咱们不妨放下情绪，用农民的思维去想一想。大半夜的，地里黑灯瞎火，长工被赶下地能干什么？锄草需要分辨秧苗和杂草，看不见光线，这一锄头下去，死的是草还是苗？周春富是个精明的富农，靠种地攒下的家业，他会蠢到为了多占点工时，就毁了自己的庄稼吗？

再说那个著名的“半夜鸡叫”。孟令骞查阅了大量资料，农业和生物学常识都告诉我们要理性：公鸡打鸣受生物钟和光照控制，不是人学两声就能骗得全村公鸡集体报晓的。如果真有那么容易，那生物学规律岂不是成了儿戏？

村里的老人们对此也有不同的记忆。在他们的印象里，周春富确实是个“扒皮”，但他扒的是他自己。这老头抠门到了极点，家里有好吃的舍不得吃，衣服补丁摞补丁，连过年都舍不得见荤腥。他是个典型的守财奴，也许刻薄，也许吝啬，但绝不是书里那个以折磨人为乐的变态恶魔。

这种巨大的反差，让历史变得尴尬起来。

但这恰恰是悲剧的核心所在。

高玉宝没有撒谎，他写出了那个阶级的残酷；周家后人也没有撒谎，他们证明了祖先的平庸与无辜。高玉宝要的是宏大的历史正义，而周家要的是具体的家族清白。这两者在不同的维度上，都是真的。可是，当宏大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具体的个人往往就像车轮下的石子，被无情地碾碎，甚至连喊疼的机会都没有。

为了唤醒千千万万受压迫的人，我们需要一个面目可憎的“周扒皮”。这个符号必须足够坏、足够蠢，才能激起足够的恨与力量。在这个目标面前，真实的周春富是不是真的学过鸡叫，似乎变得无关紧要了。

这留给我们一个至今无法在大庭广众下轻易定论的问题：为了大多数人的正义和解放，如果必须牺牲一个无辜者的名誉，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人唾骂，这笔账，到底算是正义的代价，还是历史的罪恶？或许，当你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而默许捏造事实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失去了指责谎言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