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尿毒症撑了13年，两次脑溢血抢救35天，这次我真留不住他了！

讲述：吴 越 文：风中赏叶

ICU的门又一次在我面前打开，这次医生说：“可以进去多陪一会儿。”我明白这话的意思。

父亲躺在7号床上，身上连着呼吸机、血滤机、四五台泵。显示屏上的波形还在起伏，但医生两小时前告诉我：“脑干功能衰竭，自主呼吸已经消失。”现在维持着心跳的，是那些机器——就像过去十三年维持他生命的透析机一样。

母亲正在家里取父亲的中山装，她说要让他体面地走。病房里只剩下我和父亲，或者准确说，是父亲的身体。他的手指微微蜷着，指甲修剪得很干净，那是上周三护士帮他剪的。当时他还说：“剪短点，做血透时好扎针。”

十三年，四百七十六次透析

父亲确诊尿毒症那年我二十三岁，他五十五。确诊那天从肾内科出来，他坐在医院花坛边抽烟，抽到第三根时说：“以后不能吃西瓜了。”他最爱吃冰镇西瓜，夏天能一个人吃半个。

一周三次透析，雷打不动。最初去医院的路上他还和我聊天，后来渐渐沉默，只是看着车窗外。透析室的护士都认识他了，叫他“老吴”。他会在上机前给年轻病友讲：“扎瘘侧胳膊别压着，睡觉朝另一边。”

第十年，他的动静脉瘘闭了，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前夜，他摸着左臂上那个鸡蛋大小的隆起说：“这个老朋友要退休了。”新的瘘在右臂，护士第一次扎针时找不到血管，扎了三次才成功。他咬着牙，额头上全是汗，却说：“小姑娘别紧张，慢慢来。”

透析室的时光是以四个半小时为单位的。我陪他时，会看见血从淡紫色的管子里流出，经过机器，再流回去。有时他会睡着，头歪在椅背上，嘴角流出口水。我轻轻擦掉，想起小时候发烧，他整夜不睡用毛巾给我擦汗。

第一次脑溢血

去年立冬那天，父亲在透析中途突然说头疼。护士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开始呕吐，接着右半边身体不会动了。CT显示：左侧基底节区出血，出血量30ml。

神外医生找我谈话：“尿毒症患者血管脆弱，加上长期使用抗凝剂，出血风险本来就高。现在看，出血在功能区，就算清除血肿，也可能偏瘫。”

父亲在ICU住了八天。醒来后第一句话是：“透析耽误了。”他担心的是这个。

恢复缓慢。右腿能抬起来了，右手却始终握不住东西。他开始用左手吃饭，动作笨拙但坚持不要人喂。有天我听见他对母亲说：“要是好不了，就别治了。”母亲哭着骂他：“十三年都过来了，现在说这个？”

他最终能挂着拐杖走路了，虽然右腿拖着，像拖着一条沉重的沙袋。透析改为床旁血滤，费用翻了三倍。他算了账，一晚上没说话。

那个清晨

今年惊蛰，父亲说想吃荠菜馄饨。母亲起了个大早去买野菜，我陪父亲去做每周三次的康复训练。走到小区门口，他突然停下，左手捂住头。

“又疼？”我问。

他点头，脸色瞬间煞白。我想扶他去旁边长椅坐下，他整个人却像被抽掉骨头般软下去。120来的时候，他已经意识不清，右眼瞳孔开始散大。

第二次CT结果比第一次残酷得多：右侧大脑半球大量出血，脑疝形成。神外主任指着片子说：“出血量太大，位置太深，手术意义不大。”

但我还是签了手术同意书。父亲教过我：只要还有一丝可能，就要争取。

手术做了五个小时。清除了部分血肿，但术中发现脑血管像腐朽的水管，多处渗血。主任出来时说：“能做的都做了，看他自己能不能闯过来。”

35天

父亲再没真正醒来。

最初几天，他偶尔会睁眼，但眼神空洞。医生说那只是脑干反射。第九天，他出现抽搐，用了镇静剂。第十五天，肺部感染，气管切开。第二十二天，急性肾损伤加重，无尿，血滤改为持续透析。

我学会了看所有监护仪：心率、血压、血氧、颅内压。护士换班时会跟我说：“今天尿量50ml”“痰是黄绿色的”“手脚有点肿”。

母亲每天来，用棉签给父亲润嘴唇，给他刮胡子，跟他说话：“今天阳光很好。”“院子里的玉兰开花了。”“你儿子升职了。”父亲静静躺着，只有呼吸机在替他呼吸。

第三十天，医生找我长谈。“多脏器功能衰竭。肾、肺、肝、凝血系统……”他停顿很久，“医学上，我们尽力了。”

我没说话。医生又说：“有些家属会选择转到普通病房，让病人最后的时间……在家人身边。”

那天晚上，我在ICU外的家属休息区坐了一夜。想起父亲第一次透析回家，摸着胳膊上的纱布说：“以后就要靠这台机器活了。”那时我以为他说的是透析机，现在明白，他说的是整个生命。

撤机

母亲把中山装带来了，深蓝色的，父亲退休那年做的，他只穿过三次：我婚礼、孙子满月、上次脑溢血出院后全家福。

护士撤掉了升压药。血压从120/80慢慢降到90/60、70/40。心率从110降到80、60、40。

呼吸机还在工作，但监护仪上的呼吸波形已经平坦。主任说：“把呼吸机也撤了吧，让他自由呼吸。”

面罩摘下的瞬间，父亲的脸完全露出来。因为长期卧床有些浮肿，但表情平静，甚至像是睡着了。我握住他的手，还是温的。

母亲开始给他擦身体，从脸到脚，动作很轻，像在擦一件珍贵的瓷器。擦到左手时，她停住了——那是父亲唯一还能动一点的手，三周前，他最后一次有意识时，用这根手指在她手心画了一个圈。

“他说这是他画的月亮。”母亲声音很轻，“画完就再没醒过。”

最后的心跳

所有机器都安静了。病房里只剩下监护仪规律的心跳声：嘀、嘀、嘀。

母亲给父亲穿上中山装，扣子扣得很仔细。我帮他穿袜子，发现他脚踝上有一道旧疤，那是小时候爬树摔的，他常说“男人都要有点伤疤”。

心跳变成：嘀……嘀……嘀……

我凑到他耳边说：“爸，透析不用去了。西瓜可以吃了，冰镇的，管够。”

母亲说：“老头子，路上慢点走，等我。”

心跳：嘀…………

然后成了一条直线，发出长长的“滴——”声。

时间停在下午三点十七分。阳光正从西窗照进来，落在父亲花白的鬓角上，镀了层金边。他的嘴角似乎有极细微的上扬，也许是光线造成的错觉。

透析室里的空椅子

办完手续，我鬼使神差走到了血透室。父亲常坐的3号椅空着，护士正在消毒。她看见我，红着眼眶说：“吴叔这个月的水还没喝够。”

尿毒症患者要严格控水，父亲每天用带刻度的杯子喝水，多一口都不喝。他说：“多喝一口，透析时就多受一分罪。”但他总偷偷把额度让给爱喝茶的母亲：“你喝，我闻闻茶香就行。”

走廊墙上贴着肾友们的照片，父亲的在第二排中间。照片是五年前拍的，那时他还能自己走到透析室。下面有他写的一句话：“机器替我活着，我替家人活着。”

现在，机器停了。

抽屉里的药

回家整理父亲的东西，床头柜抽屉里塞满了药：降压药、促红素、磷结合剂、活性维生素D……最底下压着一个笔记本。

翻开，是父亲歪歪扭扭的字迹：

“2011.3.15 开始透析，医生说还能活10年，我赚了。”

“2018.9.2 孙子考上大学，多活了7年，值。”

“2023.11.8 第一次脑溢血，以为到头了，又捡了几个月。”

最后一页是今年春节：“2025.2.9 过了第13个年，赚大了。要是走了，别哭，我够本了。”

笔记本里夹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是我小学时画的父亲——戴着安全帽，在建筑工地上。背面父亲用铅笔写着：“儿子画的，我最帅的样子。”

我坐在地板上，哭出声来。十三年来，我第一次允许自己这样哭。以前不敢，怕哭了他会更觉得自己是负担。

告别式

告别式上，来了很多肾友。他们有的自己拄着拐杖来，有的坐着轮椅，还有几个是刚做完透析直接从医院来的，手臂上还贴着止血胶布。

王叔拉着我的手说：“你爸是我们这拨里最久的。他常说，活一天赚一天，活一年赚一年。”

透析室的护士长也来了，她记得每个细节：“你爸从来不在透析时睡觉，他说要看着自己的血，那是命在流动。”

母亲很平静，给每个来客鞠躬。只有当我念悼词时，她低下头，用手帕捂住嘴，肩膀轻轻颤抖。

我念了父亲笔记本里的话，念到“我够本了”时，下面很多老人都在抹眼泪。他们懂，真正经历过长期透析的人，都懂这种“够本”的庆幸与悲凉。

玉兰花落了

今天去墓地看父亲。墓碑很简单，只刻了名字和生卒年。我带了西瓜，切了一小块放在碑前。

“爸，冰镇的，你最爱的8424。”

风吹过，旁边玉兰树的花瓣落下来，落在西瓜上。我想起父亲最后能走路的那天，也是玉兰花开，他站在树下仰头看，说：“这花真好，一年一年，开了就落，落了又开。”

母亲蹲下来，把墓碑擦了一遍又一遍。“老头子，现在你可以随便喝水了。”她说，“喝河水，喝海水，喝雨水，都行。”

我握住母亲的手。她的手很小，很瘦，但很暖。

回家路上，经过医院。血透室的大楼依然亮着灯，又有一批人在里面，血液在管子里流动，机器在嗡嗡作响。生命以这种艰难的方式，继续着。

手机响了，是儿子发来的信息：“爷爷的照片我放在宿舍桌上了。”配图是他书桌的一角，那张戴着安全帽的画像被仔细装在相框里。

车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我忽然明白，父亲用十三年的抗争教给我的，不是如何延长生命，而是如何面对失去；不是如何战胜疾病，而是如何与疾病共处并依然爱这个世界。

透析机停了，呼吸机停了，心跳停了。但有些东西没停——比如他画在母亲手心的那个月亮，比如笔记本里“赚大了”的笔迹，比如我此刻心里涌起的、不是悲伤而是感谢的暖流。

到家时，母亲已经煮好了粥。很简单的白粥，配一碟酱菜。我们面对面坐着，安静地吃。窗外的玉兰花在夜色中泛着微光，一阵风吹过，又有几瓣落下。

像所有的告别，也像所有的开始，轻轻落地，无声无息。

而生活继续，以它最朴素的方式——一碗粥，一个夜晚，两个失去丈夫和父亲的人，在灯下慢慢地吃，慢慢地活。带着那十三年的重量，也带着终于可以放下的轻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