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晚年透露：我潜伏国军多年，真正佩服的国军将领只有两人！

当郭汝瑰到了晚年，提起笔写回忆录的时候，那心境静得跟止水似的。

他在国民党那个核心圈子里，整整潜伏了一个半年代。

这十五年，他眼皮子底下过的脏事儿太多了——前线的士兵饿得啃树皮，后方的大佬们却在摆满汉全席；带兵的将军们忙活的不是打仗，而是把小老婆往国外送，把小黄鱼往保险柜里塞。

那时候的大环境，简直就是烂到了根儿里。

连蒋介石后来复盘，都拍着大腿承认，这盘棋输就输在“腐败”这俩字上。

可偏偏就在这堆发臭的烂肉里，郭汝瑰唯独对两个人高看一眼。

按常理，他是那边的特工，应该最瞧不上这些国民党高官才对。

可在书里提到这二位时，他一点不吝啬好词儿，甚至用上了“佩服”和“俊杰”这种极高的评价。

这俩人，一个是大家眼里的“傻木头”，一个是难啃的“硬骨头”。

你要是不懂他们当时面对的是什么鬼门关，你就看不懂国民党为什么会输个底掉，也看不懂那个年代到底有多纠结。

先唠唠那个“傻木头”。

在国民党那个官场染缸里，张治中简直就是个怪胎。

论资历，他老得吓人，1890年生人，辛亥革命、护法运动他都赶上了，跟蒋介石那是平起平坐的兄弟。

1924年黄埔军校刚搭台子，是蒋介石亲自登门请他去管入伍生的。

后来什么航校校长、军令部的大印、卫戍司令的交椅，他都坐过。

但他有个致命的“毛病”：手里攥不住权。

国民党的生存法则是啥？

枪杆子就是腰杆子。

想在那个圈里混出人样，头一件事就是抓兵权，把队伍变成自家护院的，把手下变成家奴。

可张治中是个什么路数？

每次战事一平，硝烟还没散尽，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屁颠屁颠跑到蒋介石跟前，把兵权交出去。

这在旁人眼里，简直是脑子进了水。

没了兵权，你在国民党政府里也就是个摆设，谁听你的？

但张治中心里有另一本账。

他骨子里是个教书先生，站在讲台上那是兢兢业业。

在他眼里，军队那是国家的公器，哪能是个人的私产？

就这一个念头，把他和那一帮子忙着扩编、忙着吃空饷的同僚，划出了一道银河那么宽的界限。

更有嚼头的是他跟那边的关系。

早在黄埔的时候，他就敲过周恩来的门，申请加入共产党。

那时候两党有君子协定，中共不收国民党的高干，周恩来只能婉拒。

这一拒绝，就是一辈子。

虽说没入党，但张治中这辈子手里的枪，从来没把准星对准过共产党。

只要桌子上能谈，冲在最前头的准是他。

1944年，他和王世杰代表国民党，在重庆、西安跟林伯渠磨嘴皮子。

虽说没谈成，但连对面的对手都得竖大拇指，夸他一句实在人。

1945年，又是他主动揽活儿，飞到延安去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重庆。

毛泽东看人那是相当准，亲口说过：张治中为和平奔走，那是真心实意的。

最要命的考验出在1949年。

那会儿国民党政权眼看就要塌了。

蒋介石突然喊出“和谈”，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缓兵之计，就是为了喘口气。

张治中能不知道吗？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有两条道：

一是当个缩头乌龟，明哲保身，反正大势已去，何必去蹚这趟浑水？

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那万分之一的和平希望，再去北平碰碰运气。

他选了后者。

当他头也不回地飞往北平时，其实已经把自己在国民党那边的政治老本全押上了赌桌。

谈判最后崩了，蒋介石的小算盘被戳穿。

这时候，张治中的处境尴尬到了极点。

回南京？

那是给蒋家王朝陪葬。

留北平？

他是国民党的代表，立场往哪儿摆？

节骨眼上，是周恩来拦住了他。

周恩来说，不能让这样一位赤胆忠肝的爱国人士给蒋介石陪葬。

这一留，让张治中彻底跳出了那个烂泥潭。

郭汝瑰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我给他当助手的时候，竟然被他不辞辛苦、死磕和平的那股劲头感动了，我是真服他。”

一个潜伏的特工，被他的“对手”给感动了。

这事儿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再说说那个“硬骨头”。

郭汝瑰佩服的第二位，是傅作义。

如果说张治中赢在“德行”，那傅作义就是赢在“谋略”。

傅作义那家伙，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1895年生人，才15岁就敢带着排去娘子关跟人干仗。

从保定军校出来后，他投到阎锡山的晋军门下，成了那拨人里最能打的一个。

他这辈子最受不了的，就是外敌欺负到家门口。

“九一八”刚过十天，国民党上面还在装聋作哑，傅作义就坐不住了。

他拉着宋哲元一帮老哥们通电全国，嗓门扯得老高：咱们得团结抗日！

到了1936年，火烧眉毛了。

日本人步步紧逼，蒋介石还是那个调调：“忍让退避”。

这时候，傅作义面临一道选择题：听老板的话，当个乖宝宝将军；还是违抗军令，当个有种的中国军人？

他在秘密会上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小鬼子占我察北，又犯我绥远，这是咱们当兵的耻辱。

守土有责，这仗必须打！”

他还撂下一句狠话：“岳飞38岁死的，我都过了38了，为了抗日死在这里，值了！”

既然老板不让打，那就自己单干。

四天后，他直接冲到集宁前线。

这一仗干了整整12个钟头，把五千多个鬼子打得爹妈都不认识，溃不成军。

这就是那场有名的绥远抗战。

后来的五原大捷，他更是打出了威风。

不光把日军特务机关一锅端了，还干掉了一个叫水川伊夫的中将。

这可是晋军抗战史上宰掉的最高级别的鬼子官儿。

可真正的鬼门关，不在战场上，而在人心里。

镜头转到1949年。

傅作义成了华北“剿总”司令，手握六十万大军，坐镇北平。

这会儿蒋介石已经输红了眼。

给傅作义的暗示很露骨：哪怕把北平打成废墟，也不能便宜了共产党。

对傅作义来说，这是一道极难算的账。

要是打，手里六十万人，靠着北平的城墙，绝对能让解放军啃一嘴泥。

但这也会让这座千年古都化成灰，故宫、天坛、老百姓，全得成炮灰。

要是不打，选择投降，他前半辈子攒下的“抗日名将”招牌，在国民党的宣传里立马就得变成“叛徒”。

天平两端，一边是个人面子和对蒋介石的“愚忠”，另一边是民族大义和无数条人命。

蒋介石以为傅作义会选前头那个，毕竟军人嘛，服从命令是天职。

但郭汝瑰看懂了傅作义。

他在书里评价傅作义是“识时务的俊杰”。

这个“识时务”，不是墙头草，而是看清了历史往哪儿流。

傅作义最后没被高官厚禄迷住眼。

他选择了背黑锅，接受那边的条件。

北平和平解放。

这一个点头，保住了无数人的脑袋，也保住了中华民族的宝贝疙瘩。

毛泽东后来评价极高，说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功劳大了去了，应该给他发个像天坛那么大的奖章。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昔日的封疆大吏脱了军装，去当了水利部部长。

这可不是吃闲饭的虚职。

他在这个位子上踏踏实实干了23年，经常跑到抗洪抢险第一线去踩泥巴。

从拿枪杆子到拿图纸，他转行转得一点都不违和。

1969年，张治中走了，79岁。

1974年，傅作义也走了，也是79岁。

这两个让郭汝瑰竖大拇指的国民党高官，虽然出身不一样、脾气不对路，结局却惊人的相似。

他们都在国民党最烂的时候选择了洁身自好，又在国家命运的岔路口上选了最对的那条道。

说白了，郭汝瑰佩服的不光是这俩人，而是那一类人。

那一类在浑浊的世道里，依然能把家国大账算得清清楚楚的人。

在那个年头，想升官发财容易，想随大流容易。

难的是在所有人都忙着捞钱的时候，把兵权交出去；难的是在所有人都准备同归于尽的时候，把枪口放下来。

这才是真爷们，真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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