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历翻回1976年,有个68岁的老头儿,干了一桩让街坊邻居都摸不着头脑的事儿。
那会儿,他在济南已经扎根快四十年了,千盼万盼终于等到个回日本探亲的机会。
临走的时候,大伙儿都寻思着,按照当时归国华侨的惯例,他怎么着也能从日本带回点彩电、冰箱这类稀罕货。
谁承想他回来了,箱子倒是提得死沉死沉的。
至于给家里人带的“大件”,就只有一台旧得掉漆的14寸电视机。
更绝的是,虽说是个二战老兵,日本那边每年都会给他汇过来一万多块人民币的养老金。
这笔钱搁在当年,那绝对是笔巨款,可他愣是一分钱没往自己身上花,转手全捐了出去。
这老头名叫山崎宏。
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却在济南当了一辈子的“大夫”。
不少人背地里嘀咕他“缺心眼”,放着日本的好日子不过,非赖在中国赎罪。
可要是把他这辈子几个紧要关头的拍板定案拿出来拆开看,你会明白,这不光是个好人好事的故事,更是一个人在绝境里,怎么通过一次次看似“赔本”的买卖,把自己的良心给救回来的过程。
这就得把镜头切回到1945年。
那年9月,日本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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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滞留在中国的一百多万日军来说,路只有一条:卷铺盖回家。
家里头催命似的来了好几封信,让他赶紧带着老婆孩子回日本团聚。
按常理说,这压根就不叫个选择题:一边是战败国侨民的帽子,随时得挨整受气;另一边是老家的亲人和安稳日子。
可偏偏他挑了条最难走的道:留在中国。
这笔账,他到底是怎么算的?
乍一看,这简直是跟生存本能对着干。
可往深了挖,你会发现撑着他做这个决定的,是他在1937年经历的一场精神大崩塌。
1937年11月,29岁的山崎宏跟着部队到了河南郑州。
当兵前,他在冈山县刚考上医学院,一心想着悬壶济世。
可套上那身黄皮军装后,却被迫成了个给马看病的兽医。
在这个大染缸里,他看见了啥?
那天在郑州街面上,几个日本兵踹门闯进去,不光糟蹋了妇女,还当场把个两三岁的娃娃给掐死了。
山崎宏脑子一热冲上去想拦,结果被人一把推了个跟头,还挨了一顿臭骂羞辱。
就在那一瞬间,那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大东亚共荣圈”,在他心里头稀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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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白了,自己待的压根不是啥军队,就是个披着人皮的野兽窝。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是人生头一个要命的岔路口。
路子A:忍着。
随大流,混到仗打完。
这也是绝大部分鬼子的活法,安全,而且大伙都这样,心里也没啥负担。
路子B:跑路。
这纯粹是拿命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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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被抓回来,直接枪毙;要是跑脱了,两眼一抹黑,语言又不通,在中国这片满是仇恨的地界上,随时可能被愤怒的老百姓给打死。
山崎宏咬咬牙,选了B。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他溜了。
为了保命,他把自己弄得满身是泥,装成哑巴沿街乞讨。
说实话,这伪装挺蹩脚的,没过多久就有中国老百姓看出来他是个日本人。
照着当时的仇恨劲儿,弄死个落单的鬼子简直太解恨了。
可奇了怪了,中国老百姓没戳穿他,反倒给了他一口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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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他饿晕在路边那会儿,一对老实巴交的农民夫妇把他救了起来,还给了身衣裳和干粮。
这回“捡条命”的经历,彻底把山崎宏的三观给重塑了。
他本来是来“侵略”的,结果反倒被“敌人”给救了。
这笔良心债,成了他后半辈子怎么也卸不掉的担子。
一路逃到济南后,他在火车站谋了个看仓库的差事。
这会儿,第二个棘手的难题又来了。
那个年头,济南老百姓日子苦得过不下去,经常有人来仓库顺点毛毯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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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给山崎宏下的令死得很:看见偷东西的,直接开枪崩了。
作为一个逃兵,这时候最精明的做法就是听喝儿,把嫌疑洗干净,把饭碗端稳了。
但山崎宏心里的算盘不是这么打的。
他是学医的底子,本能是救命,让他为了几条破毛毯杀人,他下不去手。
于是,他开启了“装聋作哑”模式。
只要有人来偷,他就假装听不见,眼皮子都不抬。
最悬的一次,是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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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小伙子来偷毛毯,结果东西挂在铁丝网上死活弄不下来,折腾了半天。
眼瞅着巡逻队就要过来了。
这下子,山崎宏陷入了两难:
要是撒手不管,这三个人肯定被巡逻队抓走,命大概率是保不住了;要是搭把手,一旦漏了馅,自己就是“通敌”,那下场更惨。
山崎宏几乎没打磕巴,推开窗户嗓子眼挤出一句:“赶紧进屋,巡逻队马上就到了。”
甚至等巡逻队走远了,他还去仓库里抱了三卷崭新的毛毯,塞给这三个吓得哆嗦的小伙子。
这种“反向操作”的报应来得特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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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东西老丢,上头怀疑他监守自盗,把他绑在柱子上往死里打。
换个人早就招了,或者把那几个人给咬出来了。
但山崎宏咬碎了牙也只说是自己没看好,跟旁人没关系。
为啥?
因为他觉着自己在赎罪。
这顿打,是他替那个造孽的国家在还债。
但这顿皮肉之苦没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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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个被他救下的小伙子知道真相后,感动得不行,后来干脆跟他磕头拜了把子,成了异性兄弟。
其中一个的爹妈甚至收他当了干儿子,还要张罗着给他娶媳妇。
你看,这就是人跟人之间最奇妙的化学反应。
在那个炮火连天的岁月里,一个日本逃兵和一群中国老百姓,竟然结成了比血缘还亲的纽带。
这也是为啥1945年他迈不动腿的原因。
他在中国有了干爹干妈,有了把兄弟,后来还娶了一位带着闺女的刘姓寡妇,有了一个热乎乎的家。
他给继女起名叫“山雍蕴”,当亲闺女一样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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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回日本,他就是个败兵;留在中国,他才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后半辈子的山崎宏,把“赎罪”这两个字算是刻进骨头缝里了。
他在济南开了个诊所,刚开始没人敢找“鬼子大夫”看病。
他就自己找上门,给穷苦人免费治。
这一干,就是几十年如一日。
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了卫生院,拿着83块6毛的死工资,干了20年,一直干到退休。
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了,有外交官怎么也想不通,问他:“现在还有人喊你‘日本鬼子’,你图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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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宏回答得心平气和:“他们恨的是当年的日本人,正因为这样,我才得留下来替日本人赎罪。”
这话听着像场面话,但他用实打实的行动证明了这绝不是作秀。
除了把日本那边发的养老金一分不剩全捐给中国公益事业外,他在百岁大寿那天,做了人生最后一次重大拍板:捐献遗体。
2010年12月1日,山崎宏在济南走了,活了102岁。
转天,家里人照着他的遗愿,把遗体捐给了济南市红十字会,拿去给医学做研究。
从1937年那个想当医生的逃兵,到2010年捐献遗体的老人,山崎宏用了73年的光景,在中国画完了一个圆满的圈。
他这一辈子,好像总在做“赔本买卖”:不回国、不要好日子、不要养老金,甚至最后连入土为安都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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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是从生命的厚度来算这笔账,他又赚翻了。
他赢了济南人的敬重,赢了心里的踏实,也用一种最决绝的方式,洗干净了那身军装带给他的耻辱。
正如那句老话讲的:人这一辈子,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
而对山崎宏来说,这不光是做好事,更是一场漫长而又坚定的自我救赎。
这笔账,他心里比谁都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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