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克劳斯｜技术的发展会留下一个尚需解决的问题：人性的堕落

《夜：格言与随笔1912—1919》

作者：[奥]卡尔·克劳斯

译者：吴秀杰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思

2026年1月

“……我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德语讽刺作家，在使用该语言创作的文学里，唯有他有资格与阿里斯托芬、尤维纳利斯、克维多、斯威夫特、果戈理相提并论。”

埃利亚斯·卡内蒂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1981年，卡内蒂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答谢致辞中谈到，至少还有四位奥地利文学家的贡献，配得上受此殊荣。他说出来的第一个名字，便是上面一段文字中所指的那个人。

令卡内蒂如此推崇的这位神秘文学家到底是谁？

他就是本书的作者卡尔·克劳斯。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奥地利著名作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创办并主编、主笔《火炬》杂志，对20世纪上半叶的德奥文学影响深远。

卡尔·克劳斯的生平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于1874年4月28日出生于波希米亚小城伊钦（在布拉格以北），于1936年7月12日在维也纳家中去世，享年62岁。

他在一个多子女的犹太大家庭中长大，九个兄弟姐妹当中他排行第八。父亲是成功的实业家，以经营青石颜料和造纸企业而致富，留给孩子们的遗产足以让他们一辈子衣食无忧。卡尔·克劳斯3岁时，全家迁居维也纳。他接受与所属社会阶层相应的教育。高中毕业后，依照父亲的愿望在大学法学系注册就读，两个学期之后转到哲学系。没有迹象表明他与父亲之间关系紧张，在这方面，他与卡夫卡的命运大不相同。有兄长参与家族产业的经营，他这个晚生子享有充分的自由。他几乎从不在文稿中涉及家庭成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太愿意介入自己的私人事务”。卡尔·克劳斯以文字工作为志业，却不必靠文字谋生计，这种优越条件颇为难得，但在当时的维也纳文学艺术圈里不算是特别的例外。

“作家”一词在当代德语中的对应词是Schriftsteller，按字面可以拆分成Schrift和Steller两个词，直译为“把字摆在一起的人”或者“写作者”。对卡尔·克劳斯而言，“写作者”这个职业标签更合适些。他眼中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诗歌，是戏剧，是形式短小而凝练、字少意深的随笔，而小说被他排除在文学之外。他的文字写作始于戏剧评论、讽刺专栏文章，并得到主流报刊的认可。1899年，他创立自己的期刊《火炬》（Fackel），刚开始还接受外稿，不久后变成由他独自承担从写作到编辑的全部工作，直到1936年停刊，总共出版922期，合计22600页，高峰时期的发行量达38000册。他是媒体人，是文学创作者、文化艺术批评者，也是社会政治变迁进程的犀利观察者、尖锐批判者。一些后来活跃在思想界的知名人物都曾经是他的忠实读者，都是在《火炬》的陪伴下成长起来的，比如本雅明、维特根斯坦、卡内蒂、阿多诺以及布莱希特。

成为戏剧表演者，曾经是卡尔·克劳斯的早年职业梦想。在演员梦破灭之后，他找到一种另类替代：面对台下鸦雀无声的观众，朗读自己的或他人的作品。在电影、无线电都尚未普及的时代，剧院是大众娱乐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他的朗读会有时会吸引多达千人的听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克劳斯在法国日渐得到关注。1925至1927年间，巴黎索邦大学邀请他每年前往那里举办作品朗读会。终其一生，他共举办了700场朗读会，其中260场朗读自己的作品，302场朗读他人的作品，另外138场既包括自己的也包括他人的作品。最后一场朗读会是在1936年4月，离他去世不到三个月。他的朗读会有少量录音文献保存了下来。

卡尔·克劳斯生前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与谦虚无缘，他从来都自信满满。他相信自己的洞察力，相信自己走在众人之前，相信自己的所言会在未来得到验证，相信只有后世读者才会在其作品中看到现实性。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误判。这种跨越时空的回响，并不限于德语世界。美国当代重量级作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是卡尔·克劳斯的拥趸，他翻译并注解了克劳斯的两篇文章，书名即为《克劳斯项目》，2013年英文版出版，2014年德文版出版。书中四分之一篇幅为译文，四分之三的篇幅是注解，其中包括对美国当代媒体景观和语言使用方面的批判、弗兰岑个人对克劳斯以及文学创作的理解。令他兴奋不已的是，在当下的美国语境下，竟然有那么多地方他可以与克劳斯跨越时空会心一笑。弗兰岑对克劳斯的推崇，源于他留学德国时在西柏林自由大学上过“克劳斯研究”的讨论课。此次翻译他还请到克劳斯研究者、德国语言文学教授保罗·莱特（Paul Reitter）以及德国著名作家、克劳斯的拥趸丹尼尔·凯尔曼（Daniel Kehlmann）把关，以帮助他尽量避免对克劳斯的过度解读和误读。克劳斯若地下有知，想必会十分欣慰。他生前曾多次拒绝剧院排演他的作品，因为信不过主创人员能恰当地阐释他的作品；他也曾经料想到身后自己的作品难免被肢解、被碎片化的命运。他曾经给自己写下墓志铭，其中不乏戏谑，也带着几分无可奈何的伤感：“我之所在，空荡如斯，一切努力皆枉然；我之所存，引文而已，出处何曾得申明。”这只是游戏之作，并没有真的刻写在他的墓碑上。

作为公众人物的卡尔·克劳斯，有忠实的读者和听众，也有众多的敌人和对手。他从不攻击底层，不以普通人为自己的对手。他的攻击目标，是文学艺术界、媒体界的自甘堕落，政界的虚伪和狂妄，贵族和上等市民阶层的双重道德。语言方面的天赋让他的批判犀利、尖锐、精准，往往令对手无力反驳，无计可施；打官司也是他常采用的手段，而这并不是每一个对手都能承担得起的。很多时候，他的犀利批评中难掩私人恩怨，这就让很多论战变得失之偏颇。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光辉形象，生前不是，身后不是，现在仍然不是。但在私人领域，据说他是一个非常谦虚、客气、体贴的人，有若干诚挚而忠心的朋友，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从来不乏红颜知己。

1936年7月12日，卡尔·克劳斯因心梗、脑梗并发而离世，比奥地利被吞并入“第三帝国”（1938年3月12日）早了20个月。他的遗嘱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死亡，正如我的生活——由于工作的缘故，并非家庭事务，所以我请求亲属们不要出现在我的入殓/安葬活动中。由于这是私人事务，我只能期望但无法确保其他人也不出现。我感谢所有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亲爱的朋友们。”他被安葬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的普通墓位，灰石质地的墓碑上没有生卒年，只有他的名字，字体仿照《火炬》封面上他的名字的形式。没有哪座墓碑的材质比他的更朴素；没有谁有这样的想象力，以拒绝的姿态来蔑视时间性。

《火炬》第一期封面。

关于本书：“词语是有生命的”

苏尔坎普出版社《卡尔·克劳斯文集》第八卷以“随笔集”（Aphorismen）为题，收入了属于这一文类的三个单行本文集。每个单行本最初都是由卡尔·克劳斯亲自选编并出版，其中的第一本《格言与反驳》于1909年初版，《为自己，为世界》于1912年初版，《夜》于1919年初版。这三个单行本都曾多次再版。

“随笔”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其开端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他的文字中既包括医学知识总结，也包括行医者需要恪守的保健和治疗准则。至中世纪晚期，这种表述方式进入西欧，在其他科学领域也被采用，伊拉斯谟、培根和帕斯卡尔都曾采用过这种文体。18世纪的法国作家如蒙田、拉罗什富科，用这一文体形式表述他们的观察或思考。德语中的这一文体，其开创者为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1742—1799），他了解法国作家们那些道德箴言式的写作，但相比于那些修辞华美、结构整齐的语言艺术，他更倾向于“尼德兰式”朴素而简单的表述。值得一提的是，利希滕贝格是莱布尼茨之后堪称“通才”的人物：他是哥廷根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也是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倡导者、推动者。他接受启蒙哲学家们对人性的看法以及启蒙时代的生活哲学，深受斯特恩、菲尔丁等英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影响，他的文学写作更注重表达对自身的反观和自省。这一文体形式在德国文学中得以延续，而且历来被高度看重，被当作一种高难度的语言艺术，因为它要求在简短的语言形式当中蕴含最为丰富的内容。尼采认为自己是精通这一“永恒之形式”的首屈一指的大师，他要用十个句子写出其他人需要用一本书来说出的东西，或者其他人用一本书也说不出来的东西。卡尔·克劳斯也颇为得意于自己能用这一文体写作，他认为自己是可以和利希滕贝格以及浪漫主义诗人让·保罗比肩的。

我在这里之所以简略地回顾Aphorismus这一文体流变的历史，是因为在翻译中很难找到对应的概念。格言？有些是，但有些则只是观察。箴言？有些是，但有些虽关涉道德，却并无训诫、规范之意。随笔？看似随意而发，实际上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完全不是随意而为。小品文？它们的确形式短小，而且具有讽刺、幽默的意味，但其出发点并不轻松。也有长达两三页的文章，其长度、内容和风格都与鲁迅先生的那些杂文相似，称其为“杂文”应该更合适。但是，统观克劳斯自己编定的、属于这一文体的三本书，我更倾向于将他的Aphorismen译成“随笔”。

卡尔·克劳斯的作品一直未被翻译成中文正式出版。在对比了国外出版的克劳斯的一些随笔选本后，出版社编辑与译者达成一个共识，即在首次译介卡尔·克劳斯时尽最大可能尊重作品的原貌。中文本《夜：格言与随笔 1912—1919》基于克劳斯三本随笔集中的第三本《夜》，选取了《夜》所包含的六章中的五章，这五章内容没有进行任何删减或拼接，完全按照克劳斯的原著来呈现。苏尔坎普文集版本中的《夜》采用了1924年的单行本，中译本即根据苏尔坎普的版本翻译。

《夜》写作于1912—1919年之间，这期间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是三本随笔集当中现实性最强烈的。如今，一百多年以后，当战争的阴云再度布满欧洲上空、商业利益集团祭出民族主义大旗之际，我选择从《夜》开始译介克劳斯。

卡尔·克劳斯。

“夜”（Nachts）是卡尔·克劳斯从1912年起在自己的期刊《火炬》上设立的栏目，刊登或长或短的文字。这个栏目名称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这些文字都是卡尔·克劳斯在深夜里完成的。这是他的作息节奏，深夜集中写作、编辑，直到清晨才睡觉，下午起床，到咖啡馆吃饭、读报、社交，夜深后回到家里继续工作。另一方面，卡尔·克劳斯对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扩张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从1912年开始，他越发强烈地意识到，那些政策会是一系列灾难的开端，黑暗时代正在降临。卡尔·克劳斯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他的反战态度从一开始就毫不动摇。他对鼓动、宣传战争的报界以及文化人深恶痛绝，这与当时知识界、文化界绝大多数知名人士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对此我们不得不敬佩克劳斯的深刻洞见。另一位维也纳的文化名人斯蒂芬·茨威格，比卡尔·克劳斯年轻七岁，他们算得上同代人，有相似的家庭出身背景（二人的父辈都是富裕商人、实业家）、相似的教育背景，我们从这两个人的文字中读到的维也纳，就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描述了那个风和日丽、宁静安详的美好夏天，人们在悠闲地读书、漫步，公园里的乐队演奏因为王储在萨拉热窝遇刺的噩耗传来戛然而止，仿佛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天降横祸。在翻译《昨日的世界》时，我已经感觉到那种“谁也想不到，谁也没想到”的叙事中呈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幼稚和天真，现在可以从克劳斯这里看到，祸端的蛛丝马迹早已尽显，并非一句“偶然”或者“意外”催生出20世纪的灾难之源。

卡尔·克劳斯善于把自己的观察和观点提炼成精致的短句，他也能纯熟地使用不同类型的文字游戏，通过字形或者音节上的并置或转换，构成反讽效果。他把语言和言语予以区分，前者具有形而上的性质，后者则具有工具性质。在他看来，语言要义不在沟通，而是让思想在其中得以生长，让想象力获得空间。他曾经苦心推敲的作品实际上所遭受的命运，不出他生前所料：他的许多“金句”变成了“民间文学”，人们乐于引用，却不知道也不在乎出自何处。在德语环境下，甚至在时事评论或者讽刺性质的脱口秀节目中，不时会出现他的句子，或者被重新阐释，或者被缩减为一句轻飘飘的“俏皮话”。卡尔·克劳斯曾激烈地抨击后世对利希滕贝格作品缺少尊重的态度：出版商将原作者在不同场合、出于不同目的、以不同形式写下的文字胡乱地汇编在一起，读者为自己的需要而援引他的句子，对其内容进行任意阐释。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没有收入《夜》的第一章，是由于这一章关涉两性关系以及对女性的评价。受制于其所处的时代，卡尔·克劳斯在这方面的一些观点放在今天来看已不合时宜；如果被断章取义，更会产生不必要的争议和误解。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的克劳斯对女性颇为尊重与欣赏，他与数位女性知己的关系长久而且深情。他曾经悉心照料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初恋情人、话剧演员安妮·卡尔玛（Annie Kalmar），直至后者去世。1909年出版的《格言与反驳》的扉页题记中，将该书献给海伦娜·坎（Helena Kann），正是这位女性朋友陪着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夜》的单行本扉页题记为“纪念朋友伊丽莎白·赖特勒”，这是一位在前一年自杀身亡的女性朋友。此外还有他苦恋但终究未成眷属的茜多妮·纳德赫尔尼（Sidonie Nadherny，克劳斯称其为“茜迪”）。他与茜迪之间的信件已经出版。后者来自波希米亚的贵族家庭，是一位年轻（比克劳斯年轻11岁）漂亮，热爱运动和音乐，理解文学和艺术的沙龙主持人、文学艺术界的资助者。二人于1913年在咖啡馆相识，从此开始了扯不断、理还乱的绵绵情缘。茜迪赶来参加了克劳斯的葬礼，并把婚戒扔进克劳斯的棺内，以此来给尘世间未能缔结的姻缘一个圆满的结局。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卡尔·克劳斯所言与所行并不一致。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不久前去世的“重金属教父”奥兹·奥斯本，他曾经在访谈中提到自己其实是个非常看重家庭的人，叛逆而极端的生活是职业形象而已。

卡尔·克劳斯的写作，以戏剧评论为开端，逐步从剖析、讽刺语言的空洞和腐朽，转向文化批评和社会批判，尤其是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六七年间目睹之各种怪现状的观察和分析，极其犀利和尖锐，直击要害。卡尔·克劳斯不忌惮任何论战，是出了名的“毒舌”。他攻击的目标是自身所属的文化精英阶层，因此他也被视为弄脏自己巢穴的“坏鸟”。他的文字中带着一种“怒其不争”的愤怒：报界（这是当时的主流媒体）自甘堕落为商人和政客的帮凶；文学界那些既无生存之忧又具备才情天赋的年轻人却选择走媚俗的道路，靠一些新词语新概念来装点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的这种愤怒与日俱增，因为文化精英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陷入极度的兴奋之中，诗歌变成了战争动员的口号，而鼓动和颂扬战争的精英阶层，却在想尽办法逃避兵役。即便被征兵，他们也会利用各种关系进入后方机构，避免进入前线的战壕送死。克劳斯对所有鼓吹战争的人都嗤之以鼻，不分男女。

这也是译者在翻译克劳斯作品时会不时遇到的难题。一个句子背后所指的人际关系、个人恩怨，并非一下子就能明了的。况且，克劳斯发起的有些论战，很难排除其中包含的个人恩怨因素。尖刻伤人，有失公允，卡尔·克劳斯自己对此也心知肚明，但是他也并不在意。1936年4月，卡尔·克劳斯骑自行车时摔倒，之后经常出现剧烈头痛，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为了鼓舞他的情绪，海伦娜·坎和医生商定好，在让他能听到的场合下，来一场“背地里”讨论其病情的谈话。她向医生询问他的健康状况，问是否有可能在近期做一次远途旅行，医生回答说：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完全没问题，敢对着奥丁（北欧神话中的最高神）发誓。克劳斯听到后，大声说：“见鬼去吧！”随后，他对海伦娜·坎抱怨说，得换医生，这个医生水平太差。她为医生辩护说，他这么做对医生不公平。克劳斯回答说：“我这辈子，何曾有过待人不公平的时候！”这是在他去世前不久，身体已经相当虚弱、自知来日无多时说出来的话。回首一生往事，即便临终之际，也似乎并无悔意和善言，与鲁迅先生那句“一个也不原谅”有异曲同工之处。

卡尔·克劳斯。

卡尔·克劳斯年轻时曾经梦想当戏剧表演者，晚年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他是否在做演员与做文字译者之间看到了可类比之处，我们今天无从知晓。但是，这两个行当之间的异曲同工，是本书译者切身的从业感受：原作是脚本（作者+作品），译者的任务是在另一种语言中（舞台上）把角色呈现出来。拿到卡尔·克劳斯这份脚本时，我就知道本色出演的路是行不通的。我的本色声音难以传达出他的底气：上天赋予的才情，令他足以对庸众居高临下。于是，我只能通过了解他而去“模仿”他。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读他的传记，努力去把握他所在的时空背景（其实，在翻译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时，我已经做过不少功课）。但是，翻开他的随笔作品，仿佛是面对一块块恐龙化石，你只能透过这些骨架去想象那巨型身躯，那曾经存在过的血肉筋腱。那是将近一千册的《火炬》，是比这还要大几百倍、几千倍的卡尔·克劳斯的阅读量，是他同时代人的作品。总之，那是个巨大到我无法把握的世界。此时，译者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理解到的内容呈现出来。注脚是译者与潜在的读者分享自己体会到的那些微妙之处，或多余，或不足，总不能尽如人意。

卡尔·克劳斯作为编辑和作者，也从来不惮于挑战读者的阅读能力，并且享受发出这种挑战给他带来的乐趣。他曾明言，他要求读者至少需要读上两到三遍来理解他的每一句话。他给自己划定的写作红线是：“落在笔下的词语，应该是给思想以天然而必要的呈现形式，不是给意见以能够通行社会的外壳。”他生前毫不讳言，自己的文字当中蕴含的价值会在后世得到验证，因为他的思想超前于他生活的时代。

1933年1月，德国纳粹党上台，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维也纳文化界以及多年追随着卡尔·克劳斯的读者们，都在期待他对这一事件的尖锐评论。但他沉默着，直到1933年10月才推出新的一期《火炬》（第888期），整期的篇幅只有四页，除了追忆艺术家阿道夫·洛斯的悼文以外，还有一首短诗，只有10行：

人们不问，这些时候我在做什么 我缄口不言 并不说为什么。 一片静谧，因为大地在崩裂 没有词语能捕捉到。 人只在睡中说话 梦见太阳在笑。 会过去的， 之后一切都无所谓。 那世界醒来之时，词语已经长眠。

丹尼尔·凯尔曼认为这首诗关乎“适度以及在适当的场合使用适当的词语”。几十年来，卡尔·克劳斯把自己的犀利和愤怒指向那些滥用语言的记者、糟糕的艺术家、腐败的媒体、愚蠢而自负的贵族阶层和市民社会。然而，纳粹政权之恶与他此前的抨击对象完全不在同一维度，用此前那些愤怒的语调和词汇去抨击戈培尔、戈林、希特勒，在他看来完全不合适。他已经不抱任何幻想，除了骇人的大灾难之外，他看不到还有什么出路。这种过于庞大、过于黑暗的事件，让讽刺艺术变得完全无措。

在外界以为他保持沉默之时，其实他一直在阅读和写作。他不再论战，而是在分析和梳理那些在德国和奥地利正在发生的事情，部分思索内容在1934年7月发表，题为“为什么《火炬》不出版了”，全部内容在他去世后才出版，即《第三个瓦尔普吉斯之夜》。克劳斯的这本书可以向后世表明，那些声称“在纳粹上台之初，人们无法知道这个政权会多么危险”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克劳斯知道得很清楚。

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克劳斯是严肃对待语言的人：“在克劳斯那里，词语是有生命的：不可以被滥用。”这种态度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被表述为：词语只有在得到正确使用时才具备意义，滥用词语不仅仅是逻辑错误，也是道德错误。在这一意义上，克劳斯是一位天才的道德家。

本文为卡尔·克劳斯《夜：格言与随笔1912—1919》一书的“中译本前言”，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大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原文作者/吴秀杰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