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时拒绝战争赔偿，周总理：这是对我们的侮辱

1945年8月15日傍晚，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东亚战场硝烟初散，满目疮痍的中国还来不及舒口气，便要为重建筹划每一袋水泥、每一块钢材。谁能想到，整整二十七年后，中日两国最高领导人会在北京的长桌旁坐下，谈到的不是赔偿数字，而是“放弃”二字。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多个场合抛出善意——北京机场随时准备欢迎日本首相的飞机。然而，冷战结构如同钢网，日本政坛“亲美反华”情绪浓重，鸠山一郎的访问意向被华盛顿一句话封存，双方错身而过，只剩书信往返。僵局，一拖就是十七年。

1960年代末，美苏对峙趋于尖锐，华盛顿忙于越南泥潭，对东亚盟友管理稍显松动。日本经济腾飞，市场亟须开辟大陆。田中角荣正是在这种裂缝里上台。1972年7月5日，自民党总裁选举落幕，55岁的他成为第64任首相，迫切想用一场外交突破证明自己不同于老派元老。

真正让这位“平民宰相”犹豫的，是战争赔偿。1952年签订的《日台和平条约》里，蒋介石以“中华民国”名义放弃索赔，东京外务省拿此当挡箭牌：若北京翻案，日本财政压力难以估量，朝野皆有顾虑。田中角荣一面筹划访华，一面派出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探路。

7月25日深夜，竹入乘航班抵达北京，踏入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会见刚落座，周恩来就开门见山讲明三条：北京代表全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日台条约》非法无效。竹入略显犹豫地问及赔偿，周恩来筷子一顿，答得干脆：“说一声谢谢就行，我们不拿日本人民的钱。”随后又补刀：“但别拿那个条约说事，我们根本不认。”此话回到东京，引起轩然大波。田中角荣放下茶杯，沉吟良久，只吐出一句：“动身。”

9月25日11时30分，日本政府专机滑入北京首都机场。北方初秋的空气透凉，田中角荣刚踏下舷梯，先用中文轻声道谢。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空调设在17度，房内摆着台湾香蕉、富有柿子、木村屋豆沙面包——全是他的心头好。外相大平正芳凑过去说了句玩笑话：“谈判要拼命喽。”田中角荣抿嘴没吭声，神情却更紧。

26日清晨，会谈在人民大会堂展开。气氛本算平和，直到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提到蒋介石已放弃赔偿，联合声明便可不写相关条款。发言完毕，隔着长桌，姬鹏飞面无表情地记下每个词。午休时，姬鹏飞直奔钓鱼台，把情况复述给周恩来。后者听完，只说了一句：“下午见。”

15时整，第二轮会谈开启。周恩来目光沉静，声音却如寒锋：“蒋介石早已退踞台湾，他无权代表中国。大陆付出巨大牺牲，我们决定不提赔偿，是为了两国人民的未来，不是因为那份非法文书。若把恩德当成蒋介石的慷慨，是对中国的侮辱。”短短数语，厅内骤冷，记录员的铅笔几乎停顿。

田中角荣立刻起身轻鞠一躬，道：“明白。日本感谢贵国的大局着眼，本国也将本着同样精神处理遗留问题。”随即示意高岛按下不表。之后几天，双方团队逐字推敲，最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一句上达成共识。

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正式签字。北京街头收音机反复播放消息，老百姓只听见“中日邦交正常化”两排铿锵字眼。日本各大报纸次日头版报道“东京与北京的握手”，外汇市场短暂波动又迅速回稳。战争的硝烟，似乎被文件的墨香覆盖。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声明虽有“放弃国家赔偿”，却对“个人索赔”只字未提。进入1990年代，一桩桩民间索赔案在东京地方法院立案，日本政府便援引1972年声明予以拒绝；中国外交部多次声明，个人受害者请求权未曾放弃。法律与情感在两国之间来回拉锯，这条灰色地带一直延伸至今。

田中角荣晚年口述回忆录时谈到北京之行，最深刻的印象并非长安街的宽阔，而是“对方的宽宏”。可真正决定让步的，并非单纯情谊。其时中国需要和平环境引进技术，日本则渴望大陆市场与资源，两厢都在算账。放弃赔偿固然痛，但换来的国际空间与合作红利，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铺垫。棋局落子，胜负不在一朝一夕，却早已影响几代人对“友好”二字的理解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