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国“坑”了还要喊好？菲律宾这一波南海操作，看得人太心酸！

自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小马科斯）就任以来，中菲在南海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其南海政策由前任的“务实转向”重回“强硬对抗”轨道。这种政策转向在菲律宾政坛并非个例：从阿罗约时期的“温和务实”到阿基诺三世时期的“高调对抗”，再到杜特尔特时期的“务实转向”，菲律宾的南海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摇摆。这种总统更迭带来的政策巨变，其背后的政治动因与大国博弈逻辑究竟是怎样的？

分析框架：风险承受能力——民族主义回应需求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二维框架，以解释南海声索国为何对中国的反应各不相同。该框架整合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变量：国家的风险承受能力及其国内民族主义应对需求。

1.风险承受能力

本研究将风险承受能力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经济风险承受能力，指的是一个国家在不损害整体经济表现的前提下承受经济损失的能力。关键指标包括对中国贸易的依赖程度、中国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份额，以及多元化程度，例如进入其他市场和接触其他投资者的能力。第二个维度是安全风险承受能力，指的是一个国家在不削弱核心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这包括自卫能力，也包括借助外部盟友或伙伴力量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

2.国内民族主义回应需求

民族主义回应需求由两个因素驱动，第一个因素是公众对南海争端的关注度，即南海问题在公共话语中占据的显著位置。第二个因素是政权合法性对民族主义的依赖程度，即统治权在多大程度上与民族主义的认同和姿态相关。例如，一个将捍卫主权作为合法性基础的政权，将面临国内更高的期望，不得不对主权面临的外部威胁做出强硬回应。

1.菲律宾：高风险承受能力、强国内民族主义回应需求与政策钟摆

菲律宾始终展现出相对较高的总体风险承受能力。经济方面，在中国与东盟成员国贸易中，菲律宾处于中间位置。中国连续九年是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国，但并非其主导性的外来投资来源。2024年，菲律宾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总额为89.3亿美元，主要来源国包括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在安全方面，菲律宾的风险承受能力因其与美国的联盟而显著增强。尽管其本土军事能力在东南亚国家中仅排名第六，但其安全防卫能力以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石。

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的国内民族主义回应需求是多层次的，受到历史记忆、主权叙事和政治竞争的推动。自1995年美济礁事件以来，菲律宾民族主义情绪通过政治修辞、象征性行动和制度措施被煽动起来。民族主义压力在不同政府间有所变化，但始终对菲律宾领导人构成压力。在此背景下，民族主义既是一种制约因素，也是一种政治资源。领导人和候选人会不时援引主权叙事来展现强硬姿态，并与竞争对手划清界限，从而维持一种开放的动员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民族主义情绪可以左右各届政府的政策重点。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政策钟摆特征。在2010年至2016年阿基诺三世任内，马尼拉转向安全领域，并采取了显著强硬的立场，与阿罗约时期更为温和的态度形成对比。从2016年到2022年，杜特尔特调整了政策重心，转向经济发展，并采取了更为务实的策略。小马科斯于2022年就任总统以来，马尼拉重新调整了其战略重心，转向安全领域，中菲海上紧张局势再次升级。菲律宾多元化的经济联系和有力的联盟保障使其能够承受对抗的潜在成本，而选举激励、公众舆论和象征性政治则持续助长了对更强硬行动的需求。这些力量维系着政策钟摆，使马尼拉在南海问题上处于反复重新校准的轨迹上。

2.越南：低风险承受能力、强国内民族主义回应需求与谨慎维权

越南在经济和安全层面都面临着风险承受能力的制约。从经济角度看，与中国的任何实质性关系恶化都将给河内带来沉重代价。自1986年革新开放及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越南将吸引外国投资和融入全球市场作为其发展战略的重心。中国的地理位置和经济规模使其成为越南至关重要的经济伙伴。2024年，越南对华贸易额达2606.5亿美元，成为东盟成员国中贸易额最高的国家，同比增长13.5%。在安全方面，虽然越南军队是东南亚能力最强的军队之一，在区域内仅次于印尼，但其军力与中国相比仍相形见绌。

越南共产党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实现经济繁荣和维护国家独立。尽管绩效合法性是其执政的主要支柱，但对于越南共产党而言，通过回应民族主义诉求来巩固国内政治地位也是其应对复杂局势的必然选择。因此，越南共产党面临着持续的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压力。调查证据显示，越南民众对中国存在根深蒂固且持续的不信任。越南民众在“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做正确事的不信任”方面始终位居东盟国家前三，越南受访者经常担心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能威胁越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越南的南海政策可被描述为谨慎维权：既足够坚定以捍卫主张并满足国内民族主义需求，又足够谨慎以避免与中国发生全面危机。河内从菲律宾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通常避免高调对抗或国际法律攻势，更倾向于通过低调手段保护其利益。在实践中，越南运用了军事、外交和经济接触相结合的有分寸的措施。在军事上，它稳步增强了在南沙群岛的存在，并加快了填海造地。但实施时公开程度有限，以降低升级风险。在经济上，尽管存在战略不信任，越南继续与中国推进战略协作。在操作层面，越南通过外交抗议和执法行动维护其权利，也保持了与中国的党际联系，并赞同在“命运共同体”等框架下的合作。

3.马来西亚：低风险承受能力、弱国内民族主义回应需求与务实行动

在经济上，中国自2009年起连续十六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额达2120.3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11.4%，在东盟内仅次于越南。在安全方面，马来西亚武装力量在东南亚排名第七，缺乏远程力量投射能力。认识到这些制约，马来西亚采取了务实的行动策略：避免明确选边站队，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与美国和其他地区大国进行有限的防务合作。马来西亚也参与了1971年建立的《五国联防安排》，但该安排是一个协商性框架，提供了相对有限的保证，并非其强大外部安全支柱。

与菲律宾和越南不同，马来西亚面临的对抗中国的民族主义压力较小。南海问题很少主导公众话语或选举。马来西亚是1974年首批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国家之一，此后双边关系总体保持积极，南海争端在马来西亚人中引发的情感共鸣相对较小。这些因素共同赋予马来西亚领导人在处理该问题时相当大的空间，可以低调、务实地进行管理，而不会引发重大的国内反弹。

马来西亚长期以来在南海推行务实行动的战略，在不张扬的情况下维护其主张和权利，同时强调与中国的互利合作。自1990年代以来，吉隆坡刻意淡化其与北京的争端。它继续适时确认其主权权利，但避免高调对抗，并避免可能升级紧张局势的行动。同时，马来西亚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巩固其海上主张。2019年12月，它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扩展大陆架外部界限申请。这种方法反映了一种平衡逻辑：降低直接冲突风险的同时，保护国家利益。即使马来西亚与中国存在围绕油气开发的摩擦，但事件强度和持续时间通常也有较为有限。

风险承受能力涵盖经济维度和安全维度。民族主义回应需求涉及争端在公众舆论中的突出程度，以及政权回应民族主义来维持合法性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