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岁离开甘肃老家，六十岁仍然不愿回去的心结！

我离开家那年，十八岁。背了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头塞了两件换洗衣服、一本卷了边的《读者》合订本，还有母亲半夜起来烙的三个杂面锅盔。我没等高考预选张榜——我们那个时代，要想参加高考跳出农门，必须先过了预选这一关。全校应届生能挤进预选名单的，从来超不过二十五个。我知道，那里头不会有我的名字。

天还没大亮，我踩着崎岖山路草丛里冰凉的露水，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村口。回头望最后一眼时，启明星还冷冷地钉在东山梁上，像我那些年里怎么也咽不下去的一口气。

我的家乡，在甘肃陇中。那地方，地图上就是黄土高原皱得最深的那一块。山是焦黄的，一层叠一层，像是大地累极了喘不过气来的皱纹。十年里头，有九年盼不来几场像样的雨。水金贵啊，记得小时候，早上妈妈端出一碗水，一家人轮流含一口，吐在手掌里抹一把脸，就算全家七八口人洗过脸了。洗锅洋芋疙瘩的水，晌午澄清了再洗菜，到了晚上，还得留着给驴喝。路是羊肠子似的土路，如同一条蜿蜒而行的蛇，一会儿盘旋在山脊、一会儿蜿蜒曲折在沟底，一下雨就成了黏稠的泥浆，能把你的希望和鞋子一起牢牢吸住。我总觉得，那连绵的大山，隔断的不只是外头的消息，连风到了我们这儿，吹起来都带着一股子干涩的叹息。

所以，当我挤上那列西行的绿皮火车时，心里没有怕，只有一股子蛮横的决绝。车厢里弥漫着汗味、旱烟味和方便面味，人挤得像沙丁鱼。我靠着车门，脸贴着冰凉的玻璃，看着窗外熟悉的、令人窒息的黄色山峦一点点后退，变淡，最终被甩得不见踪影。火车喘息着爬上了乌梢岭，穿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隧道，每进一次黑暗，我都觉得是把一段旧日子彻底甩在了身后。我知道，我是不会再回头了。火车终于西出阳关，进入星星峡，我彻底离开的我的家乡——甘肃。

家乡变故乡、他乡成家乡。天山北麓的那个小县城，成了我新的家乡。刚到新疆的那些年，这里的天，蓝得透明，蓝得让你觉得以前在老家看到的，都是蒙了层灰布。空气是清冽的，带着松针和雪水的味道。水更是不缺，渠水哗哗地流，随便顺流一挡，就是多半筐半大的野生草鱼和鲫鱼。我在这里落了脚，先是当娃娃头，教孩子们识字念书；后来在乡里写材料，跑田埂，从秘书干事一路干到书记。

几十年，我骑着自行车、摩托车，后来坐着小汽车，跑遍了这里的每一个村子，喝过哈萨克族老乡的奶茶，处理过牧民转场的纠纷，也看着戈壁滩上一点点长出棉花、葡萄和崭新的房舍。我把根，慢慢地、试探地，扎进了这片曾经陌生的、却慷慨接纳了我的土地。

如今，我退休了，闲了下来。老家那边的消息，却像掐准了时间似的，多了起来。亲戚在电话里说，村村通的水泥路修到家门口了，以前政府补贴的母亲水窖还用着，但主要是洗衣饮牲畜。停摆了70年的洮河引水工程交付使用，自来水通到了锅沿口。再不用跑十几里路去驮水。手机拍的照片发过来，老屋翻新了，贴着光亮的瓷砖。昔日的同学，有的当了老板，有的孙子都上了大学。他们总说：“老哥，啥时候回来看看？变化大着哩！”

我嘴里应着“好好，有空一定”，心里却像一潭被搅动了的深水。我知道他们说的大半是真的，国家发展快，老家肯定也不是从前模样了。可我心里头梗着的，好像又不是那些看得见的“穷”。

我害怕回去。怕看到那些山，它们即便披上了些人工的绿色，骨子里是否还是我记忆里那般沉默而威严的挤压？怕走上那条不再泥泞的硬化路，它是否还能认得我这个当年仓皇出逃的少年？更怕见到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在酒桌上，他们会如何打量这个离开四十年的游子？是羡慕我“出去了”，还是惋惜我“忘本了”？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万水千山，更是整整四十年的、截然不同的人生滋味。

在新疆待久了，我习惯了这里的开阔。这里的生活，像这里的天空和原野一样，一览无余，没什么遮拦，心口是敞亮的。而关于故乡的记忆，却永远停留在十八岁以前：那是干裂的土地，是深夜里为一口水发出的叹息，是面对大山时感到的自身渺小与无望。那种浸到骨头里的匮乏感和束缚感，是我青春期的全部底色，我花了四十年，才一点点用新疆的风雨、雪水、和无边无际的地平线，把它慢慢覆盖、洗去、中和。

我的离开，与其说是奔向什么，不如说是逃离一种命定的、令人窒息的可能性。我不回去，不是因为恨。那片土地没有错，它只是太贫瘠，养不活我年少时那颗过于饥渴的、想要挣脱的心。它给我的，是坚硬的脊梁和走出去的蛮劲；而新疆给我的，是容我伸展的天地和安放余生的平静。“树挪一步死、人挪一步活”，在我的生命区间和生活过程中得以印证。

故乡，成了我生命里一个遥远的、定格的背景。我感激它赋予我出发的勇气，却再也无法将它当作归途。就像那列西行的火车，一旦开动，便只能把所有的眷恋与惆怅，化作一声长长的汽笛，留在身后越来越淡的群山剪影里了。

向西，我的人生只有这一个方向。故乡，在身后，在梦里，在再也回不去的，那个启明星清冷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