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是狱警，他说最难的不是把人关进去，是把人放出来

我发小大刚，跟我穿一条开裆裤长大，他家就在我家隔壁，初中毕业后他去了警校，后来考进了我们市的看守所，干狱警一干就是十五年。这十五年里，我们俩从毛头小子熬成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每次聚在一起喝酒，他聊起自己的工作，总说那些羁押的犯人，再凶再横，关进去管起来都有章法，最难的，从来都是把人放出来的那一刻，以及他们走出那道大门后，要面对的漫漫长路。

我以前总不理解，觉得他这话有点矫情。犯人在里面接受改造，刑满释放重获自由，本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怎么还成了最难的？直到这些年，听他讲了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见过那些刑满释放人员的窘迫、迷茫、挣扎，我才慢慢懂了他嘴里的“难”，到底难在何处。那道冰冷的铁门，关住的不仅是人的身体，还有他们与外界的联结，关上几年，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而他们身上的“刑满释放人员”标签，像一道刻在脸上的疤，想揭都揭不掉，这才是最磨人的。

大刚所在的看守所，关的大多是刑期几年到十几年的犯人，也有短期羁押的，他管的监区，以盗窃、诈骗、故意伤害的服刑人员为主。他说，把人关进去的时候，其实是最省心的。刚进来的犯人，要么慌不择路，要么破罐子破摔，要么还带着外面的戾气，可看守所里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劳动，几点学习，一切都按部就班。不管你在外面是老板还是混混，到了这里，都得守规矩，统一的囚服，统一的作息，统一的伙食，时间长了，再野的性子也得磨平。

他们这些狱警，日常就是看着这些犯人改造，组织他们学法律、学技能，有的教电工，有的教缝纫，有的教手工活，无非是想让他们出去后，能有一技之长，不至于再走歪路。大刚说，管着这些人，累是累点，但心里有底，因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只要按制度来，就出不了大错。哪怕偶尔有犯人闹情绪、起冲突，他们几句话，几个眼神，就能镇住，毕竟在那个封闭的环境里，规矩就是天。

可一到犯人刑满释放的日子，气氛就不一样了。大刚说，每次到了这种时候，他心里都五味杂陈，比自己办事还紧张。他见过太多刑满释放的人，临走出大门的前一晚，整宿整宿地睡不着，在监舍里走来走去，要么蹲在墙角抽烟，要么对着铁窗发呆，那眼神里，有期待，有兴奋，但更多的是迷茫和恐惧，像个即将被推上考场的学生，不知道迎接自己的，是鲜花还是荆棘。

他跟我讲过一个老周的故事，老周今年五十多岁，因为盗窃罪判了五年，进去的时候才四十七八，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老周以前是做小生意的，开了个五金店，日子过得不算大富大贵，但也算安稳，后来因为赌钱输了不少，一时糊涂，偷了隔壁店的货款，被抓了现行，判了五年。刚进来的时候，老周整个人都垮了，不说话，不吃饭，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是大刚他们轮流看着，跟他聊天，劝他为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撑下去，老周才慢慢缓过来。

在里面的五年，老周还算安分，积极参加劳动，学了一手不错的电工手艺，大刚说，老周是他见过最勤快的犯人之一，不管什么活，都抢着干，大概是想用忙碌，来填补心里的愧疚和空虚。他总跟大刚说，出去后一定好好做人，把五金店重新开起来，好好孝敬老母亲，弥补对老婆孩子的亏欠。大刚那时候还替他高兴，觉得这五年改造，没白熬。

可到了老周刑满释放的那天，变故来了。大刚一早就帮老周收拾好了东西，那是他进来时穿的衣服，还有这五年里攒下的一点零花钱，叠得整整齐齐。他以为老周的家人会来接他，毕竟五年了，再大的隔阂，也该消了，可直到大门口，除了他们几个狱警，连个人影都没有。老周的手攥着衣角，眼神一点点黯淡下去，从期待变成失望，再变成麻木，他掏出手机，那是大刚帮他办的临时手机号，打给老婆，电话响了半天，被挂了，再打，直接关机了。打给儿子，儿子接了，只说了一句“我妈不让我跟你联系”，就匆匆挂了。

老周站在大门口，愣了好久，初春的风还带着凉意，吹在他脸上，他却像没感觉一样。大刚想安慰他几句，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能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周，往前走，好好活”。老周点了点头，没说话，背着那个薄薄的包袱，一步一步地走了，背影孤孤单单的，走了好远，还回头看了一眼那道铁门，像是在告别，又像是在迷茫。

后来大刚偶然听说，老周出来后，回了老家，老母亲已经不在了，老婆早就跟他离了婚，带着儿子改嫁了，老家的房子也被卖了，他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他想找份电工的活，可人家一听他有案底，都摆摆手拒绝了，哪怕他手艺再好，也没人敢用。走投无路的老周，最后又重操旧业，偷了人家的电动车，没过多久，又被抓了，这次判了三年。大刚说，接到消息的时候，他心里堵得慌，半天说不出话，那五年的改造，像个笑话，他总在想，要是老周出来后，家人能接他一下，要是有人能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他是不是就不会走回头路了？

这不是个例，大刚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因为聚众斗殴判了两年，进去的时候刚满二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出来后，女朋友跟别人跑了，父母觉得他丢了人，对他冷言冷语，他想找份正经工作，可学历不高，又有案底，处处碰壁，最后跟着以前的朋友混社会，没多久，又因为打架被抓了。还有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因为诈骗判了四年，出来后，娘家不认她，婆家跟她离了婚，她带着女儿想租个房子，房东一听她有案底，直接拒绝，最后娘俩只能住在桥洞下，女人没办法，又开始骗钱，只为了能让女儿吃上一口饱饭。

大刚说，这些人，不是不想好好做人，不是没接受过改造，而是他们走出那道大门后，面对的是一个无比现实的世界。家人的不接纳，亲戚朋友的指指点点，社会的偏见和歧视，找工作的处处碰壁，生活的窘迫，这些东西，比看守所里的铁窗更可怕，因为铁窗有打开的一天，而这些无形的枷锁，却可能一辈子都套在他们身上。

他说，最难的不是把人关进去，不是看着他们改造，而是看着他们满怀期待地走出大门，却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最后不得不重回老路。他们这些狱警，能做的，只是在看守所里教他们规矩，教他们技能，可走出大门后的路，只能靠他们自己走，而这条路，太窄，太坎坷，太孤独。

大刚还跟我讲过一个让他印象最深的事，有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因为过失致人死亡判了七年，进去的时候，老伴还在，出来的时候，老伴已经走了，唯一的女儿在外地，多年来只来看过他一次。老人刑满释放的那天，大刚看他可怜，开车送他回了老家。老家的院子荒草丛生，房子年久失修，连扇完整的门都没有，老人走进院子，蹲在地上，抱着头哭了好久，像个孩子一样。大刚想留些钱给他，老人摆摆手拒绝了，说“谢谢你，警官，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那天大刚回来，跟我喝了一夜的酒，他说，他有时候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无力。他们把人关进去，是为了让他们改过自新，可出来后，社会却不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那些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像一道无形的墙，把他们和正常的社会隔离开来，他们想跨过去，却难如登天。

他说，其实这些刑满释放的人，大多只是犯了一次错，他们也想回归家庭，想找份正经工作，想过普通人的日子，可现实往往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家人的冷漠，朋友的疏远，社会的偏见，足以把一个想重新做人的人，再次推向深渊。

这些年，大刚也在尽自己的努力，帮那些刑满释放的人。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帮他们介绍工作，有的去了朋友的工地做小工，有的去了修理厂当学徒，有的去了养殖场干活，虽然都是些体力活，但至少能让他们有口饭吃，有个落脚的地方。他说，能帮一个是一个，哪怕只是给他们一点温暖，一点希望，也好过让他们在绝望里沉沦。

有一次，我跟大刚一起吃饭，碰到了他帮过的一个小伙子，二十多岁，以前因为盗窃判了一年，出来后，大刚帮他介绍到了一家汽修厂当学徒，小伙子很勤快，学东西也快，没多久就成了师傅的得力助手，后来还自己开了个小汽修店，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小伙子见到大刚，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刚哥”，眼里满是感激，他说，要是没有刚哥，他现在还不知道在哪混日子，说不定又进去了。

看着小伙子的样子，我突然觉得，大刚的坚持，是有意义的。他说的难，不是难在放人的那个动作，而是难在如何让这些人真正融入社会，难在如何消除社会对他们的偏见，难在如何给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人生的路上犯错误，只是有的错误小，有的错误大，有的错误可以被原谅，有的错误需要付出代价。那些刑满释放的人，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他们走出那道大门，就该有重新做人的权利。

家人的接纳，是他们回归社会的第一道光；朋友的理解，是他们前行的一点力量；而社会的包容，是他们能好好生活的底气。少一点偏见，多一点包容；少一点冷漠，多一点温暖；少一点指指点点，多一点善意帮助，或许就能让一个想重新做人的人，找到属于自己的路，不再走回头路。

大刚干了十五年狱警，见过太多的悲欢离合，见过太多的迷茫挣扎，他说，他会一直干下去，不仅要把人管好，还要尽自己的努力，帮那些走出大门的人，找到回家的路，找到生活的希望。

他总说，监狱的大门，是用来关住错误的，而不是用来锁住人生的。最难的不是把人放出来，而是让这个社会，真正接纳那些走出大门，想重新开始的人。

毕竟，每个人都有犯错的可能，而每个人，都该有被原谅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