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去世前，与家人吃饭眉头紧皱，保姆：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

1950年春天的一个清晨，北海还笼在薄雾里，李佩提着一个旧藤箱，第一次走进中南海西门。她被派到一户年轻人家中当保姆，与她想象中的高门深宅不同，四合院不大，院中种着丁香，男主人笑着迎了出来，自报家门：“我叫田家英，以后得多劳烦您。”那一年，28岁的田家英刚从西柏坡随中央进京，成了毛主席的秘书；而李佩，一个出身没落旗人家庭的寡妇，只带着十四岁的女儿在城里谋生。谁也没想到，这次相遇会让她用一生感念“那几年才像过日子”。

李佩的人生颠簸得早。清末出生、家境殷实，父母怕她受苦，硬是将婚期一拖再拖。谁知北平城风云骤变，她最终嫁进一个衰败的宗室旁支。丈夫是黄埔二期，热血退潮后却沉迷鸦片，不到四十岁便死在东安市场的后巷。婆家仍沿袭祖上传下的家法，动辄拳脚。到了1949年冬，城头红旗落地，她背上小包袱，躲在解放军的进城队伍旁，从此与旧日恩怨一刀两断。

给人做保姆，图的不只是口饭。李佩在天津、北平辗转雇主多家，有的苛刻不让上桌，有的私扣工钱。直到田家英夫妇张开双臂，事情起了变化。田家英爱书，见她识几个字，便把家里翻旧出来的鲁迅全集送她：“您看看，喜欢哪一本尽管拿。”董边性子直，不惜甜点心巧让雇工先尝。李佩头一次觉得，“自己不是个下人，而像亲戚”。

这种温暖对一位长年受白眼的中年妇人而言分量有多重，可想而知。八角楼里夜深灯亮，田家英伏案写材料，李佩悄悄给他续茶。她的气管炎一犯，只敢躲到灶间咳嗽。董边听见，走来递药，还拍拍她的背，说自己儿时也喘，“别憋着，家里哪有外人”。柔声一句，李佩红了眼圈。

不久，田家有了女儿。孩子吃奶时，父母常被文件电话拉去忙，只剩李佩抱着哄睡。夜里断奶，婴声大作，她披衣而起，生怕影响男人写作。那一年里，她不止一次见到田家英整夜伏案，起身时已是晨钟。日后人们提起，一篇篇中央文件、毛主席的讲话稿，背后都有这盏彻夜不灭的昏黄灯光作伴。

1955年夏，李佩的女儿德利突然吐血，被确诊为肺结核。那是谈虎色变的病，医药昂贵，她几乎绝望。田家英知道后，二话没说，托卫生部朋友弄来六十支法国链霉素，还从自己的工资里拨出一笔钱，交代李佩：“治病要紧，别有后顾之忧。”两个月后，德利转危为安，上学的事也由田家英夫妇做了担保，报了师大附中。一份恩情，从此埋在李佩心里。

日子就这样流过去。中南海的春花秋月都见证这家人互相扶持。可谁也挡不住时代的风向。1966年5月，政治风暴乍起，曾在廊下温言叮咛的男主人，成了众矢之的。文件一张接一张，指责声席卷而来。田家英仍按时回家，却愈发沉默。李佩隐约感觉到什么，却不敢多问。有时她端汤进书房，见他独坐窗前，稿纸摊作散叶，目光却定在远处梧桐。那神情，说不清是悲怆还是困惑。

5月22日晚，家里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晚餐是家常面，调料放重了盐。田家英一言不发，把面挑进碗里，眉心拧得死紧。李佩私下揣着心事，筷子都险些握不住。她抬头，对上他的目光，只来得及捕捉到一丝决绝。她后来回忆：“那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冷飕飕的。”

次日拂晓，他的书房传出低沉闷响。年轻的生命在悄无声息间断裂，留下未写完的稿纸，也留下一个天塌下来的家。田家英，时年仅四十四岁。那天距离他陪毛主席南行归来，不过半月。

噩耗传开，董边晕厥过去。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懵懂无声，李佩抱着他们，一个劲抹泪。更大的风暴紧随其后。调查组进门，查抄、退房、遣散雇员。为了不连累李佩，董边含泪把她送出门：“姐，赶紧走，千万别回头。”李佩却在墙角蹲了整夜，天亮时只留下两句嘱托，“记得喝点水，孩子别饿着”。

往后的岁月，将近十年，李佩东挪西借，自己靠在缝纫社补鞋维生，却把省下的糠菜干粮偷偷送到董边手里。她知道田家英若地下有知，也会嘱她如此。有人劝她：“人都死了，你图个啥？”她摇头：“人情得还，不能让他寒心。”

田家英为党工作时间虽短，却留下不少手迹。1956年，他曾陪毛主席南下考察，写成十四万字纪要，为破除浮夸、恢复实情提供了依据。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他敢直言“钢铁指标过高”，提醒不能脱离实际。毛主席对他向来器重，说他“讲实话，敢碰硬”，还请他去庐山“当面提意见”。然而在特殊年代，敢言有时成了风险。1966年春，批判风云乍起，他陷入无休止的审查，精神重压之下，终于走到绝路。

有意思的是，他去世后，很多在中南海共事的老秘书提起他，都用“真读书人”来评价。田家英曾在北京大学念书，熟读《史记》《资治通鉴》，写材料引经据典得心应手。毛主席夜半批示，看他融会贯通，常夸他“脑子好使”。可正是这份锋芒，后来被曲解成“自吹自擂”“狂妄自大”。

有人说，田家英若能再隐忍些，也许能熬过去。可熟悉他的都明白，沉默一时易，违心一世难。他在给友人的信里写过一句：“身为布衣也要作良史。”那份志向，使他在风暴里不肯违背良知；结果，是一封写给中央的万言检讨稿竟成遗言。

试想一下，中南海的砖墙不变，里面那些曾经热烈工作的年轻人却一个个被风浪席卷。田家英只是其中最早倒下的身影之一。毛主席深夜得报噩讯，沉默良久，只说：“斯人已逝。”随后让人把他的遗稿装袋封存，交给中央办公厅保管。

田家英走后，董边带着孩子离开了中南海，搬到西城区一处狭小平房。那间屋子里，李佩常悄悄出现，手提热水袋、面粉、罐头。孩子放学回家，会看到“李妈妈”坐在炭火炉旁缝补衣服。年幼的他们不知道母亲每月靠微薄津贴勉强度日，只记得那位花白头发的老人时时拍着他们后背说：“别怕，爸爸要是知道你们好，他就放心了。”

日子难，但也得往前走。德利康复后上了师范，毕业被分到昌平县任教，后来又调回城里。那是李佩最欣慰的事。1980年代初，风云散尽。中央批准为田家英平反，恢复名誉。董边携子女到八宝山领骨灰，多年压在心口的阴霾才稍稍散去。同年，李佩也被重新请回家，虽已白发苍苍，仍在灶间忙碌，仿佛过去的岁月并未远去。

1983年深秋，李佩因肺部感染离世。临终前，她握着德利的手，气若游丝却仍念叨：“我在中南海那几年的光景，好像做梦。你要记得，是田先生给了咱们第二次命。”这句反复念叨的话，后来传到老同事耳中，成了关于这段往事的最后回响。

田家英的一生如疾风骤雨，李佩的陪伴则像冬夜的灯芯，微弱却温暖。一个仕途突折的知识分子与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保姆，他们短暂相交，却在彼此生命里留下抹不去的痕迹。历史的巨浪卷走了多少人，可在波涛之下，总有人记得一个脊背挺直、眉头深锁的夜晚，也有人在暮年重提那张小院饭桌，低声说：那是她一生最被善待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