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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希腊“ 读点活书 ”
来希腊 “读点活书”栏目响应前辈学者罗念生先生深入研究西方古典文明的倡议而设,栏目 设立 以来,共推出四十一 篇文章,内容涉及古今希腊的考古、历史、文化以及外国驻希腊古典研究机构的运行情况,这些文章大都是作者们实地体验和考察后撰写的,杜绝了刻板陈旧知识的介绍。栏目的每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话题集中,都是学者专业研究外的偶然所得。
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希腊文明感兴趣,在欣赏地中海自然风光的同时,也将逛考古公园、看博物馆作为来希腊旅游的主要目的。来希腊“读点活书”栏目将继续邀请专业学者走进历史现场讲解希腊文明的丰富内涵。
专栏主持人:张绪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学术发展部主任
本专栏文章均为《中希时报》独家约稿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希时报

考古学与早期希腊文明的发现及其研究
晏绍祥
1846年,英国著名古希腊史学者格罗特(George Grote, 1794-1871)推出了他12卷《希腊史》的第1卷。该书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作者明确地把希腊历史划分为传说时期(legendary Greece)和历史时期(Historical Greece),传说和历史的分界线,就是公元前776年的第一届奥林匹亚赛会。他确实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古代希腊的传说,并且从荷马史诗中发现了希腊所谓的君主制与真正的世袭和专制君主制的不同,并且指出古代希腊的政治体制,在荷马社会已经萌芽,尤其是由人民大会决定国家政策以及演说技术的萌芽,但对于仅有诗歌和传说流传的时代,他更多地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认为从不可靠的传说和诗歌中,不大可能分离出真正的历史事实。
格罗特的这个论断,虽然并不新鲜,因为早在古代,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已经不同程度地表示,对于希腊人的远古历史,人们不大容易了解。到了近代,至少在18世纪英国人写出的不少《希腊史》中,已经有学者恰当地对希腊传统表示怀疑,但格罗特此举,仍被意大利著名学者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 1908-1987)视为希腊史研究中资料批判方面的革命性举动:格罗特非常明确地把传说中的希腊与历史时代的希腊区分开来,并且承认自己对传说的无知。不过,凡事都不应过分。因为格罗特的论断,在19世纪后期被德国的一个商人施里曼彻底击碎。
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1822-1890)年轻时就痴迷于荷马史诗的神奇描写,一直虔诚地相信荷马史诗的历史真实性。虽然年轻时人生不顺,未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得不去酒馆当学徒,到船上当水手,20多岁时才在阿姆斯特丹一个商行里谋得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但他是一个语言天才,一般只用一个半月就能够学会一门欧洲的语言,而且长于交际。成年后他经商积累起资本,并自学了古代和现代希腊语,包括荷马的希腊语,还阅读了大批古典著作,具备了一定的古典知识基础。从1870年开始,他自己出资,在他自认为是荷马特洛伊所在地的今土耳其境内的希萨立克山丘发掘,取得了惊人的发现。由于荷马描写的特洛伊相当富裕,施里曼觉得,他发现了金银宝藏的那一层即后来的特洛伊第二期应当是荷马描写的特洛伊,并且对发现的文物进行了初步整理和分析,先后出版了《特洛伊及其遗迹》和《伊利奥斯:特洛伊人的城市和乡村》。由于他的兴趣主要在传说中的特洛伊的宝藏,对那些在他看来不太值钱的东西随手乱扔。他发掘的方法也不够科学,在遗址上开挖了一道大沟,以致弄乱了地层,给后来的发掘造成了不少困难。几年以后,他再次来到希萨立克,聘考古学家道普菲尔德(D. Dorepfeld, 1853-1940)作助手,使发掘工作得到较为科学的组织。此外,他还在希腊大陆的迈锡尼、梯林斯、奥科美那斯和伊大卡岛等地进行发掘,也取得了惊人的发现。在迈锡尼卫城,他发现了巨大的竖井墓墓圈以及大批珍宝,包括传说中的阿加门农王的金面罩。在伊大卡,他发现了所谓“奥德修斯的城堡”。在中希腊,他发掘过奥科美那斯等地。他的发现以及他以惊人的速度完成的一系列著作,在欧洲引起了轰动。他介绍考古成果的著作《特洛伊及其遗迹》、《梯林斯》、《迈锡尼》等迅速被译成英文、法文出版。他也因此成了名人。
但是施里曼的学术成果并未完全得到谨慎的学者们的承认。直到1880年,人们还在辩论他的发掘是否有价值,有人甚至怀疑他会因考古活动而陷于破产;有人则批评他的方法不够科学,弄乱了地层,使后来者无法研究。可是正如英国学者韦尔桥(Rudolf Virchow, 1821-1902)指出的,假如没有施里曼,特洛伊古城不知还要在地下沉睡多少年!对古典文明研究来说,施里曼的发掘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尽管此前西方学者对荷马史诗的历史性一直存在争议,有些人将荷马史诗作为信史叙述,有些人如格罗特等则公开否认荷马史诗与希腊历史事件的关系。即使是那些相信荷马史诗某种程度上反映真正历史的人,对于特洛伊的所在地也莫衷一是。然而施里曼的发现,至少证明在希萨里克山丘下,确实埋藏着一个古老文明的遗址,而这个遗址,也许与荷马描写的特洛伊战争,至少与希腊世界,存在一定的联系。可惜施里曼发掘的那批文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踪。陶器据说被转移到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市,大部分被当地人砸毁。他发现的那些金银器皿,最近据说在俄罗斯现身。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军攻陷柏林之时,被掳回当时的苏联,一直留存至今。
施里曼之后,学者们再接再厉,相继在希腊大陆的其他地区、基克拉底斯群岛、克里特等地,发现了一系列青铜时代文明的遗址,并且找到了大量泥板文书。考古实物与这些文献一道,奠定了爱琴文明研究的基础,将古代希腊的历史从迷蒙的荷马时代,上推到公元前3千纪乃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同时,施里曼的发掘,对荷马问题,包括史诗的创作方式、史诗反映的社会状况、希腊宗教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延续性等的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施里曼对特洛伊的发掘,是古希腊史研究中的重大转折。
不过,在希腊大陆的神奇发掘,并没有随着施里曼的去世结束。如果没有施里曼的“野蛮”发掘,伊文斯(Arthur Evans, 1851-1941)是否有兴趣去发掘克里特的克诺索斯,道普菲尔德和布勒根(Carl Blegen, 1887-1971)后来是否还会继续发掘特洛伊,派罗斯所谓的涅斯托尔王宫是否能重见天日,恐怕都是疑问,整个希腊史研究,则肯定不会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样子。
20世纪初年考古学最引起轰动的发现,莫过于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斯在克里特的发掘。他找到了传说中的克诺索斯王宫,获得了大量考古文物、泥板文书和独具风格的壁画。以此为基础,英国雅典研究院组织了专门的研究活动。1899—1902年,英国雅典古典研究院的年刊就专门发表有关克里特考古的成果,其中相当一部分篇幅是伊文斯撰写的发掘报告。此后伊文斯又撰写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如4卷的《米诺斯王宫》、两卷本《米诺斯文字》以及一系列专题论文。伊文斯用传说中的米诺斯王来称呼这一新发现的文明,将其命名为“米诺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并在与埃及等地考古文物对照的基础上,对克里特历史进行了分期。伊文斯的发现,虽然是施里曼发掘特洛伊的继续,将古代希腊文明的历史继续上推到公元前3千纪甚至更早,但远较施里曼科学和严谨。这不仅是因为伊文斯受过良好的古典学训练,又有英国雅典研究院协助,还有施里曼以来发掘技术的改进以及人们对古代文物观念的重大变化。但伊文斯毕竟不是完人,对于在克里特发现的众多文物,在他自己和朋友研究之前,不愿意马上公布,因此造成了对爱琴文明研究的某些迟延。如果不是布列根后来在派罗斯发掘了所谓涅斯托尔的王宫并公布了在那里发现的大量泥板文书,则线形文字B的释读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克里特的考古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继续进行。伊文斯的学生潘德尔伯里(John Pendelbury, 1904-1941)1939年出版的《克里特考古》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它综合运用了20年代以来克里特及爱琴文明研究的新成果,全面研究了克里特文明的兴起、发展与衰落,展示了克里特文明发展的基本图景。当德国入侵希腊时,潘德尔伯里参与了当地的抵抗运动,并因此被德国军队杀害。他的不幸早逝,无疑是古典学界的一大损失。与此同时,英美学者在巴尔干其他地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青铜时代的文化中心。特别值得一提的,当然是沃斯(Alan Wace, 1879-1957)在迈锡尼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还有布列根(Carl William Blegen, 1887-1971)对特洛伊的重新发掘和在派罗斯的轰动发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列根曾与沃斯合作发掘科林斯附近的科拉柯。虽然该地区的发现不是那么轰动,但两人合作对当地发现的陶器进行了细致研究,并在1918年发表了后来奠定希腊大陆青铜时代年代学基础的论文“希腊大陆的前迈锡尼陶器”。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两人主张用希腊底的(Helladic)来称呼希腊大陆的文化,一方面对应于伊文斯在克里特确定的米诺斯的阶段,另一方面也是为彰显希腊大陆青铜时代不同于克里特的个性。1920-1923年沃斯在迈锡尼的再发掘和研究(此前已经为施里曼发掘过),让他能够对迈锡尼卫城、竖井墓、圆顶墓等希腊大陆青铜时代的年代学提出自己的主张,成功地确定了所有这些遗址的相对秩序和年代,并证明希腊大陆的青铜文化是在原有基础上独立发展起来,尽管受到克里特某种程度的影响,由此对伊文斯将希腊大陆视为克里特殖民地的看法形成强烈挑战。尽管伊文斯一直不承认沃斯的看法,但德国学者在太林斯的发掘,还有后来和当今的研究都证明,沃斯的观点大体正确。
除与沃斯合作完成对科拉柯的发掘和研究外,布列根还在希腊大陆完成了另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他与语言学家哈雷(J. B. Haley)合作,通过比较希腊大陆的非希腊语地名和早期希腊底遗址,成功地证明,既然这些非希腊语地名都来自早期希腊底,那么后世的希腊人很可能是在青铜时代中期初进入希腊大陆的,希腊人进入克里特,则应在后期米诺斯的第二期。虽然他的看法与今天的资料不一定完全吻合,观点也被修正,但在当时确实提出了新的问题,开辟了新领域。
布列根最大的贡献,当然是对特洛伊的重新发掘和在派罗斯的惊人发现。在美国塔夫脱基金会和辛辛那提大学支持下,1932-1938年,布列根全面地重新发掘特洛伊。与施里曼不同的是,布列根不用赶工期,他对发掘出的所有文物都一一登记造册,并且根据他新发掘的成果,重新确定了特洛伊的地层。施里曼和道普菲尔德都认为,特洛伊遗址先后有9个城市。布列根大体接受了这个看法,但对每个地层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共划分出49个亚层,所谓荷马的特洛伊可能属于特洛伊第七期A层。他们发掘的成果,后来以4卷的考古研究报告出版。布列根本人后来也写了《特洛伊与特洛伊人》的专著。1939年,布列根对派罗斯的发掘更具决定性意义。在美塞尼亚西南地区的发掘,让他找到了传说中的涅斯托尔的王宫,其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虽不足以与迷宫和迈锡尼等地的宫殿比较,但也异常精美和华丽。尤其重要的是,他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在将其整理登记并运往雅典后,布列根将其向学术界公布,大大便利了因伊文斯封锁资料造成的研究不便,为文特里斯成功解读线形文字B创造了条件。
线形文字B被发现后,对它的释读就成为学术界最为重要的任务。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 1922-1956)是释读该文字的第一功臣。早在7岁时,他就对埃及的象形文字发生了兴趣,并开始研读有关克里特文明的书刊。在此之前,他已掌握了德语、瑞典语、波兰语。中学毕业后,他当了建筑设计师,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他始终未放弃对克里特文明和线形文字B的兴趣,利用业余时间对其进行研究。1952年,他宣布找到解读线形文字B的钥匙,并与剑桥大学的古典学者柴德威克(John Chadwick, 1920-1998)合作,出版了《迈锡尼希腊语文献》。1956年,他不幸因车祸丧生,年仅34岁。
在文特里斯之前,已有大量学者研究过线形文字B。伊文斯是其中之一。他推测那些文字都是账目记载,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另有不少学者猜测其语言可能属伊达拉里亚语、巴斯克语或其他语言,也有人推测线形文字B可能属希腊语。在1940年发表于《美国考古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文特里斯曾推测线形文字B属伊达拉里亚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派罗斯的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被公布,使可供人们研究的材料大大增加。1950年初,文特里斯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征求专家对线形文字B归属的意见。他收到了十位学者的回信,结果竟无一人认为线形文字B属希腊语。
在后来的两年中,文特里斯继续进行研究。1952年6月,他终于找到了解读线形文字B的方法。恰值此时,英国广播公司请他就线形文字B的研究发表评论。他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他已发现线形文字B属希腊语,尽管它是一种古朴的形式,但毕竟是希腊语。他的报告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剑桥大学的柴德威克在研究了文特里斯的笔记后,确信他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因而开始与他合作进行研究。不久,两人合写出《迈锡尼档案中希腊方言的证据》。1953年,《希腊研究杂志》发表了这篇论文,宣布迈锡尼文字确属希腊语,并提供了有关语言学、语音学方面的证据。1953年6月24日,文特里斯在伦敦作了一次有关线形文字B的报告,其结论虽被部分学者接受,但仍有人表示怀疑。在随后展开的大辩论中,文特里斯的结论终于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在大批学者,尤其是考古学家的帮助下,1955年文特里斯与柴德威克合作完成了《迈锡尼希腊语文献》一书。它包括线形文字B的释读方法、300件文件(大多有校注与疏证,少数有译文)以及由此可以获得的有关迈锡尼文明的知识。文特里斯去世后,柴德威克又写了《线形文字B的释读》,详细介绍了他们释读这一文字的过程。1976年,他出版《迈锡尼世界》一书,运用派罗斯的泥板文书,全面分析了迈锡尼文明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军事制度等,确立了他在迈锡尼文明研究中的权威地位。
线形文字B的释读,大大推进了对爱琴文明的研究,为理解、分析公元前2千纪的希腊社会开辟了道路。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美史学界出版了一大批有关迈锡尼文明的著作。让我们大体弄清了荷马之前希腊文明发展的基本线索。如今我们基本能够确认,克里特文明并非希腊人创造,其居民可能来自东部地中海地区,更可能是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某个部族。希腊人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才来到巴尔干地区,并在与当地原有居民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后世的希腊人。因此,公元前2千纪兴起的迈锡尼文明,其居民的主体是希腊人
不仅如此,依靠对考古资料的研究,特别是线形文字B的解读,我们今天对这两个文明的内部历史也有了大概了解。克里特早在公元前7千纪就有了居民。公元前3千纪,它进入文明时代,其中心在克诺索斯。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里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标志着国家已经产生。随后,在克里特岛其他地区如马里亚和法埃斯特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宫殿,有些宫殿的规模还相当大,意味着这些地区或者落入了克诺索斯统治之下,或者出现了独立国家。
克里特国家规模宏大的宫殿既是它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宗教中心,设施完善。宫殿西部是15座又长又窄的仓库;东北部可能是储藏室;东部则是卧室。整个建筑有完善的排水系统,下水道以石头砌成,用灰浆弥缝,还有类似抽水马桶之类的设施。宫殿中所出现的大陶缸,显然是用来储存从农村中征收来的各种实物如谷物、橄榄油的。宫殿内豪华的陈设、精美的壁画,是其控制大量居民生产的重要标志。除宫殿外,克里特还有不少两到三层、平顶、开有窗户的房屋。这些房屋可能是宫廷的官僚们或者有产者居住的。它们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应属阶级社会无疑。
由于克里特人使用的线形文字A还没有解读成功,对于克里特文明时期政治组织的详情,只能是一些不可靠的推测。宫殿最高的统治者也许是一个国王,他可能既是最高的行政首脑和军事首领,还掌握着神权。经济上,克里特对外贸易比较发达。据古代传说,克里特国王米诺斯曾经在爱琴海上广泛建立殖民地,组建了希腊第一支海军,镇压了海盗,成为第一个海上霸主。据另一传说,米诺斯修建迷宫,征服希腊大陆。而米诺斯因追踪代达罗斯到达西西里,被那里的居民设计烫死。可见,在希腊人的印象中,克里特的海上势力相当强大。而所有克里特的宫殿都是不设防的,似也说明克里特人不惧怕任何外来进攻。从克里特的壁画看,至少贵族的生活比较惬意,妇女们穿着时髦,可能正准备去观看斗牛表演;男性表演着斗牛戏;儿童正忙于练习拳击;农夫们在忙完自己的活计后,似乎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公元前1450年前后,大陆上的希腊人攻占迷宫,克里特文明被迈锡尼文明取代。
迈锡尼文明由大陆上的希腊人创造。约兴起于公元前2千纪初,衰落于公元前2千纪末,最强盛时为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200年。本来在希腊人来临之前,希腊大陆青铜时代的文化已经有所发展,勒尔纳、欧特里西斯、雅典、奥科美纳斯等地,已经出现了某些宫殿性质的建筑。希腊人来到后,一度导致当地青铜时代的文化衰落,直到公元前2千纪中期才重新崛起。当迈锡尼文明强大时,希腊大陆处在它的影响之下。除迈锡尼之外,太林斯、派罗斯、科林斯、雅典、底比斯等地都发现了迈锡尼文明的遗迹。在基克拉底斯群岛上,也有迈锡尼文明的遗迹发现。
据荷马史诗,迈锡尼是希腊联军统帅阿家门农统治的地方,荷马经常用“多金的迈锡尼”来称呼它。它的国王阿加门农也常常被称为“人间之王”,足以说明它的强大和地位。考古发现的迈锡尼遗址也确实不同凡响。施里曼在迈锡尼城内曾经发现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厚的墓地,其中一具男尸的面部,果真覆盖着金面罩。巨大的圆顶墓结构复杂,其墓顶呈圆锥形,用大石块砌成。著名的“阿特里乌斯宝库”有一条长36米、宽6米的墓道,墓门高5.4米,宽2.7米。墓室直径有14.5米,墓顶由33排巨石砌成。迈锡尼的狮子门也不能不让人对它刮目相看,门上是欧洲最古老的巨型石雕。两头狮子相向而立,形成一个三角形,有效地减轻了门楣的压力。与狮子门同时的是卫城内的宫殿,在面向西院的长方形大厅内,有一座高于地面的圣灶;地板是令人感到凉爽的颜色;墙壁上布满以战士、马匹、战车和妇女为题材的壁画。
在迈锡尼东南8英里处,就是迈锡尼时代的另一重要城市太林斯,也是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座迈锡尼遗址,它的城墙规模甚至超过迈锡尼,设防也更加科学。上了坡道后,在东门边突然右转,接着突然左转,沿一条狭窄的通道到达另一个城门,通道两边是高耸的城墙。在穿过一道城门后,才能进入前庭。在从坡道到前庭的过程中,右边即古代战士没有防卫的一边,完全暴露在城墙上守军的直接攻击之下。太林斯宫殿众多的房间中,有装饰豪华的长方形大厅。厅内有国王的宝座、墙上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壁画的题材多种多样,既有战车比赛,也有狩猎野猪的情景,给人的印象是,太林斯人对军事活动十分青睐。希腊人有关迈锡尼时代的传说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关于远征和战斗活动的。
由于线形文字B已成功解读,我们能够对迈锡尼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结构有所了解。它的最高首脑被称为瓦那克斯,很可能是个集政权与军权于一身的人物。在他之下,有一个叫拉瓦格塔斯的官员。它字面的含义是“人民领袖”,估计有统帅军队的职能。地方大概实行行省制,行省有总督和副总督之类的官员。在省以下,可能还有进一步的行政区划,那里有巴赛列斯之类的官员统治。由于巴赛列斯之类的小官有随从,因此总督也应当有自己的随从。农村公社似乎还有某些权利,有些问题还需要公社成员的同意。
迈锡尼时代的经济处在宫廷的控制之下。社会的主要财富无疑是土地,而国王是最大的地主。在一份向神灵奉献物品的清单中,国王捐献的物品数倍于高级官员拉瓦格塔斯。行省总督、巴赛列斯等,也都占有自己的土地。手工业和商业好象完全处在宫廷控制之下。宫廷直接开办手工作坊,经营武器、纺织等行业。民间手工业者的原料主要来自宫廷,其产品也要上缴给宫廷。由于原料和产品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富余的农产品也归入宫廷,所以商业只能是官营。埃及新王国时代的壁画中,好象有克里特人给法老进贡的情景。
从以上的描述不难看出,迈锡尼文明和后世的希腊城邦是个迥然不同的文明,和西亚以及埃及的文明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有些人甚至推测,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都是西亚或者埃及移民建立的。线形文字B的解读证明这种观点缺乏根据。但它那强大的君主制度、官僚机器、国家对经济严密的控制、以及浓厚的军事色彩,加上高厚的城墙、壁画上不断出现的战车和战争场面,确实把它与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区别开来。约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诸国发动特洛伊远征。战争据说持续了10年。虽然迈锡尼国家取得了最后胜利,但自身也师老兵疲,引起了国内矛盾的总爆发。修昔底德说,“经过很久之后,希腊军队才从特洛伊回来。这一事实本身就引起许多变化。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党派斗争;那些被放逐而流亡的人建立了新的城市。”希腊人的内乱削弱了他们抵抗外敌的力量。原来住在希腊北部的游牧民族多里安人乘机入侵南希腊,毁灭了迈锡尼文明。这次的毁灭是如此彻底,以致希腊人只留下了关于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十分模糊而歪曲的记忆,连迈锡尼时代使用的线形文字也被他们遗忘。只是因为施里曼以来的考古发现,我们今天才能对早期希腊的辉煌文明有所认识。
作者: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曾刊于《博物馆与古希腊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责编: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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