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国企“交叉繁殖”？旋转门里的家族生意？

笔试面试全程未公示成绩，招录名单里一半都是‘系统内熟人’的亲属。”2025年参加云南某省属国企招聘的应届毕业生小林，在落选后向相关部门提交的异议材料中这样写道。让他疑惑的是，一同报考的同学中，有人原本在金融系统实习，却最终被电力企业录用，而另一位电力系统领导的子女，竟顺利进入了烟草系统。这种看似跨领域的人员流动，并非偶然的职业选择，而是云南金融、电力、烟草、石油四大垄断行业长期存在的交叉安置乱象——金融的去了电力，电力的去了烟草，烟草的去了石油，石油的又绕回金融，一帮子人在几个高福利平台间循环“霍霍”，形成了一道难以穿透的利益壁垒。

随着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对国企“近亲繁殖”专项治理的再部署，云南近期密集出台整治举措，这场针对垄断行业选人用人顽疾的攻坚战正式打响。2025年下半年，云南省纪委监委联合省国资委启动专项行动，对全省16家省属重点国企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清查“跨系统亲属安置”“规避任职回避”等问题，截至目前已发现问题线索23条，其中8条涉及金融、电力、烟草、石油系统的交叉任职违规情形，3名相关责任人已被立案审查。这轮整治的背后，是云南垄断行业“近亲繁殖”呈现出的独特而隐蔽的交叉循环特征，其操作手法之巧妙、利益关联之紧密，远超单一系统内的“家族化”任职。

云南作为资源大省，金融、电力、烟草、石油四大行业不仅是地方经济的支柱，更因岗位稳定、福利优厚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早在上一轮中央巡视中，云南就被指出“部分垄断行业存在选人用人不公，亲属交叉任职问题突出”。云南省纪委2025年6月发布的巡视整改通报显示，13户省属国企中，有8户存在“干部选拔任用程序执行不严，搞‘小圈子’‘一言堂’”等问题，43个组织纪律类问题中，近半数与跨系统亲属安置相关。这种交叉安置并非简单的“人情安排”，而是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利益交换机制：金融系统掌握信贷资源，可为电力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电力系统保障能源供应，关系到烟草、石油企业的生产运转；烟草行业作为利税大户，其资金流向又影响着金融机构的业务；石油系统的产业链资源，反过来能为其他行业提供便利。四大行业的领导干部通过“互相帮忙”，将亲属子女在系统间循环安置，既规避了本系统的任职回避规定，又构建起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与过去直白的“近亲繁殖”不同，云南部分国企系统之间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在2025年湖北省随县纪委召开的“国企近亲繁殖专项治理”督办会上，这种隐蔽性问题已被列为清查重点。而云南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因为它涉及的不是单一系统内部的问题，而是多个高价值行业之间的默契交换。

那这些行业为什么会成为“交叉繁殖”的高发区？

答案在于它们共享的特质：稳定、高福利和相对封闭性。正如中山大学梁平汉教授指出的，这类行业在体制内就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天然形成了“系统内循环”的现实诱因。

在云南，这种诱惑尤为明显。云南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正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而这些资源型产业往往与金融、电力、烟草、石油等垄断行业紧密相连。

当这些行业掌握了稀缺资源和优厚待遇，就自然成为关系网络重点渗透的对象。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市属、县属国企或央企下属市场化子公司，用人裁量权更多掌握在负责人手中，弹性空间更大。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有公开招聘程序，也可能在笔试、面试成绩接近的情况下，优先安排系统内子女就业。

那这种交叉安置是如何具体操作的？

一种常见手法是通过高度细化的招聘条件来实现“萝卜坑”式安置。表面上看，所有条件都合规合法，但实际上通过冷门专业、特定院校、年龄区间甚至特殊技能要求的叠加，将应聘范围缩小到仅容纳目标人选的程度。

更隐蔽的方式是，不同系统的人事部门之间形成默契。正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指出的那样，当自己单位不容易违规进人时，可以和其他单位领导“合作”，通过“定制招聘”的方式互相帮助安排子女。

这种交叉操作在云南这样的地域环境中尤为便利。县域社会关系密集，人员熟识，公共资源配置权力相对集中，通过相互安置亲属实现“你来我往”，操作难度不大。而监督的相对薄弱，则为这种行为提供了生存空间。

因此，这也导致国企“交叉繁殖”的危害不仅限于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破坏。吉林大学王立峰教授指出，这种用人机制会挤压真正有能力者的上升空间，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削弱企业内部竞争力和整体活力。

而当亲属关系在不同系统间织成一张大网时，风险就变得更加系统化。亲属扎堆容易形成封闭的关系圈子，进而演变为利益共同体。一旦发生问题，往往不是个案，而是呈现“窝案”甚至“塌方式”特征。

从更宏观层面看，这种现象还会放大社会的不公平感。当普通人看到这些高福利行业的岗位被关系网络垄断时，对社会的信任感就会逐渐消解。在极端情况下，国有资产可能被逐步家族化、私有化，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好在针对国企人员任职回避，中国早有制度安排。从2001年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人员任职和公务回避暂行规定》，到2006年公务员法明确任职回避要求，制度框架已经建立。

然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国企招聘与公务员、事业单位仍存在较大差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从发布招考公告到考试、公示等环节，规定严格；而国企倡导市场化用工机制，不受传统编制和指标约束，领导在员工招聘中拥有更大自主权。

这种差异为“交叉繁殖”留下了操作空间。部分国企招聘虽公开发布公告，但笔试、面试成绩不对外公示，或仅在企业内部系统公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难以判断竞争是否公平，也更易将落选与“内部操作”联系起来。

不同国企对回避原则的执行尺度也不一。有的要求严格，如中储粮集团兰州分公司禁止应聘人员报考与本人存在亲属关系人员担任管理职务的单位岗位；而有的国企公告则未明确提及回避要求。这种标准不一进一步加大了监督难度。

综上，说到底，金融、电力、烟草、石油这些垄断行业，本质上是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其岗位理应成为人才施展才华的舞台，而非利益交换的筹码。当某电力公司高管的子女能轻易进入烟草系统，当某烟草干部的亲属能空降石油企业，当普通毕业生的努力在关系网面前不堪一击时，受损的不仅是个人的梦想，更是云南的发展活力与社会的公平底色。或许这场整治最大的意义，不在于查处了多少违规案例，而在于让人们重新看到：在云南，公共资源终究要回归公共属性，而那些试图将垄断行业变成“家族后花园”的美梦，终将在制度的阳光下化为泡影——毕竟，没有哪个地方的繁荣，能靠一群在系统内循环“躺平”的关系户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