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文化大家群像，让历史与当下对话共振

“从最年长的画家吴昌硕，到最年轻的琴人成公亮，书中十位文化大家恰好串联百余年来中国现当代史，表达知识分子在启蒙、救亡、解放、变革等时代主题下的思考和选择。”日前，在“那些在长途上行进的先生——汗漫《与谁同坐》新书分享会”现场，作家邱华栋、评论家徐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和作者围谈。

书名来自苏轼名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书中塑造了诗人徐玉诺、考古学家董作宾、诗人刘半农、作家许地山、出版家张元济、画家吴昌硕、翻译家朱生豪、电影导演蔡楚生、园林学家陈从周、琴人成公亮等十位先生群像，让历史与当下形成共生对话关系。

《与谁同坐》是对十位文化人物的生平追述，更是对一种精神传统的梳理与呼唤。汗漫在后记中将人物体现的精神概括为“君子、士、大人、先生、侠、知识者”。邱华栋评价，这本书能让读者看到中国近现代史上本应更加熠熠闪光的文化大师以及他们在各领域的创造。“汗漫散文写作既有大地般宽广，又有浪漫、漫溢、漫开的诗性，因其有一种对文化本身的敬仰，就像石头一样，把他牢牢镶嵌在大地上。”他评价其散文让读者获得如读长诗般的审美体验，也能汲取“非常具体的知识体系”与心灵共鸣。

徐可以许地山为例提到，大众通常知道《落花生》，却对其在故宫文物南迁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贡献知之甚少。“把这些先生们的故事挖掘打捞出来特别有意义，具有珍贵的当下价值。”

在他看来，汗漫散文代表了“新古典主义散文”方向：“没有‘抒情腔’，不是没有‘抒情’。中国散文有伟大的抒情传统，为什么发展到21世纪就要抛弃这一传统？人们反对的是那种过度抒情，虚伪的抒情，扭捏作态的抒情，就是刘勰在《文心彫龙》里所说的‘为文而造情’。”他还举孙犁为例，晚年《书衣文录》写得极其朴素，但蕴含很深的感情。“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大有可为，关键是怎么去写它。不能当史料搬运工或是炒冷饭，要有所寄托，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韩敬群则从文化史角度对“君子”与“先生”进行辨析，“先生”一词更具温度，在传统文化中具有双重意蕴——既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崇高敬意，又承载着平易近人的亲切。从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白居易称“醉吟先生”，到杜甫称呼困顿友人郑虔为“广文先生”，皆可见“先生”有人间烟火气。书中人物如朱生豪，不仅以翻译莎士比亚而闻名，也因写下“今早醒来甚是想你”等数百封情书而显得鲜活可感。

《与谁同坐》中的十位先生周围，都有师长、同道、学生、知己，与其同坐同行，从而构成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像，“比如，张元济周围，是郑振铎、徐玉森、何炳松等‘文献保护同志会’诸君子；陈从周周围，是俞振飞、贝聿铭等大家。在先生们身上，能够强烈感受到‘来不及了’的紧迫感，及‘舍我其谁’的使命感。”郑振铎当年说过“民族文献、古文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汗漫认为，回顾这份“元气与精灵”，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