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想恢复与中国关系，被拒绝7个月，总理亲自认错，寻求谅解

2025年2月3日，波罗的海地区的几家媒体几乎同时提到一个细节：中国驻立陶宛的外交官自2025年5月之后陆续撤离，目前只保留必要的代办级别联络，日常对接工作转由驻拉脱维亚使馆承担。这意味着在一个人口不到300万、GDP约700多亿美元的小国，中国选择以“隔岸处理”的方式维持最低限度关系。

立陶宛方面显然意识到这种安排带来的现实影响。根据当地媒体披露，该国代总理帕卢茨卡斯早在2025年6月就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发出请求，希望在7个月内推动关系“回到大使级”，至少恢复正常沟通频率。但到同年年底，这一申请始终没有获得正式答复，两国高层互访次数仍然维持在“零”的状态。

从外交惯例看，一个国家将关系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本身就意味着严重政治分歧，而完全撤走常驻大使，则往往是在冲突持续超过1年、看不到短期解决方案后才出现的情况。立陶宛在2021年允许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后，三年内先经历了贸易受阻、再到使馆降级，如今进入由第三国使馆代理的阶段，这个节奏在欧盟国家中并不常见。

对立陶宛来说，更直接的压力其实来自经济数字。官方预计，2025年该国GDP增速约为2.7%，相比2021年疫情后反弹阶段的5%以上明显回落。与此同时，对华出口与2021年相比下降大约50%，从一个中等规模市场迅速滑向“边缘位置”，这在一个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超过70%的经济体中，显然会被企业和工会反复提起。

在这种背景下，新的政治表态就格外引人关注。2月3日，刚上任不久的立陶宛总理英加·鲁吉尼埃内在接受波罗的海通讯社采访时，首次用“战略错误”来形容2021年同意“台湾代表处”使用敏感名称的决定。她强调，在未来的对外布局上，立陶宛对华政策应当与欧盟整体路线相协调，而不是由少数政党在短时间内推动单一议题。

鲁吉尼埃内特别提到，立陶宛需要在国家利益、欧盟团结和跨大西洋关系三者之间重新平衡，而其中一个显性指标，就是如何处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贸往来。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3年中欧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超过8500亿欧元，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都仍保持高位进出口规模，在这种大盘之下，一个出口锐减50%的小成员国难免会重新评估自己的选边策略。

与此同时，欧洲整体对华氛围也在过去两年里发生变化。2023至2026年间，法国总统、德国总理、西班牙首相等多位领导人先后访华，欧盟委员会层面则多次提到“去风险而非脱钩”的表述，试图在安全、供应链和市场之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对于立陶宛这样GDP不到欧盟总量1%的国家来说，与其在安全议题上走在“最前线”，不如在经济议题上避免被彻底边缘化，这种考虑在一些政策讨论中时常被提起。

但立陶宛此前作出的动作也并非只在中立空间上产生影响。2021年“台湾代表处”名称争议爆发时，美国在当年对立陶宛宣布了价值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支持，并通过多项政治场合表达“声援”。只是到了2026年，美国在自身选举周期与对华关税调整问题上分心，对一个人口不到300万的盟友的关注度难免有所下降，这一点从拜登政府在2026年之后减少对立陶宛专门表态的次数可以看出。

北约维度的考量同样存在。立陶宛防务支出已连续多年占GDP超过2%，在2026年更是接近2.5%，高于不少老牌成员国。在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的情况下，这个数字意味着立陶宛在安全上高度依赖北约东翼防线，希望通过政治一致性换取军事存在。然而，当欧盟主流国家与中国保持接触、美国又将主要精力放在印太与内部政治时，如何定义与中国的关系，就成了一道需要重新解的方程。

经济层面的连锁反应正在慢慢显现。立陶宛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该国对亚洲市场整体出口较2021年同期下滑约30%，其中对华部分下降幅度最大，约为50%。本来希望通过美国市场弥补损失，但若2026年美国继续维持或提高部分产品关税，立陶宛制造业和物流业可能会同时承压，这在企业预期调查中已经有所反映。

因此，某种意义上，鲁吉尼埃内的“认错”表态更像是一种对多重压力的集中回应，而不只是针对某一单一事件。她在接受采访时反复提到“利益”“长期”“统一立场”几组关键词，并用“重新评估对华策略”这类较为中性的说法，试图打开调整空间。对一个议会政体来说，这类表态既要顾及国内反对声音，也要考虑到2026年前后的选举周期与联盟变化。

不过从目前公开信息看，立陶宛并未宣布修改“台湾代表处”的名称，也没有公布新一轮对华经济复谈的具体时间表。在这一前提下，中方在过去7个月里保持沉默并维持以拉脱维亚使馆代办的安排，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对既有立场的延续。这也意味着，即便立陶宛高层已经在舆论层面释放“愿意缓和”的信号，真正意义上的关系恢复仍然悬而未决。

有分析认为，只要代表处名称维持在目前的表述上，北京方面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推动关系回到大使级状态。对中国而言，台湾议题被长期视为核心利益，牵涉到宪法、反分裂国家法等多项国内法律，以及与180多个建交国签署的一个中国原则文件。在这种框架下，哪怕是一个只有280多万人口的小国，如果被视为在名称上“越线”，其象征意义也往往被放大。

当然，立陶宛国内也并非铁板一块。部分政界人士认为，2021年以来的路线为拉高国家国际知名度、巩固与美国的安全纽带提供了某种“政治红利”；另一些经济界代表则更关心对华出口减少50%带来的订单流失、就业压力以及供应链转移成本。两种看法分别在民调、媒体评论和议会辩论中留下痕迹，使得政策调整不得不在多个方向之间寻找折中方案。

从更大的时间轴看，中立关系的起伏也许只是一个缩影。过去10年里，欧盟内部在5G设备、光伏产品、电动汽车关税等多个议题上与中国出现分歧，但同时保持了数千亿欧元量级的双边贸易数据。对一个平均每年GDP增速在2%至3%之间的小经济体而言，如果部分市场在3年内骤降50%，是否有能力独立承担“价值观外交”的成本，正成为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通过将使馆降级、由邻国代办、延迟回复7个月等一系列操作，释放出的信号相对明确：在核心议题上不准备轻易妥协，同时保留最低限度的沟通渠道。对立陶宛来说，则是在防务2%以上、增长2.7%左右、出口下滑50%的多重数字之间寻找一个可以向选民解释的平衡点，这种“算账方式”可能会在接下来的预算和选举季里被反复讨论。

未来几年，欧洲对华政策如何在“去风险”“竞争”“合作”之间重新排序，美国在关税与盟友关系上是否继续摇摆，波罗的海地区安全形势是否会出现新的变量，这些因素叠加起来，都将影响立陶宛和中国之间那条已经冷却了近3年的外交线路。

在这样一个多方博弈的格局里，一个人口不到300万、增速2%多、出口波动50%的小国，究竟会如何重新设定自己的风险承受边界和外交优先级，或许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