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红军在遵义城，仅仅抄了一个黔军师长家，红军就差不多吃饱

很多人知道遵义这座城，因为一场会议，可在那之前，红军第一次摸进遵义，很多战士脑子里想的根本不是“历史转折”，而是一个字——饿。

1935年初，长征走到贵州，队伍已经被一路追打到极限，前面是敌人关卡，后面是围追堵截，山高路远，粮袋空了又空，很多人一天一把炒面都吃不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摸到了黔北大城遵义。

按当时的说法，遵义算是“富地盘”，黔军在这儿驻扎，军阀盘剥，盐号、米行、布庄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老百姓日子苦得很，但是城里的“师长们”，一点也不穷。

红军要进城，又不想打烂这座城，还要尽量减少伤亡，于是走了一招险棋。

那天夜里，六团营长曾保堂拎着几十个“俘虏”出发，这些人是前面战斗中抓来的黔军士兵，在红军队伍里已经被教育了一段时间，对国民党上头那套心里都清楚了不少。

曾保堂给他们换上缴获来的黔军军装，帽子一戴，斗篷一披，远远看上去就是一队回城部队。

真正的红军战士，反而藏在队伍里当“随从”，背着枪，压低帽檐，混在这些“老黔军”后头，慢慢向城门挪过去。

城楼上守城的还以为是自己人回来，远远看了一眼军服旗号，又是深夜，也懒得多问，直接把沉重的城门拉开了，等他们意识到不对的时候，低声哨子已经响了。

乔装的红军动手极快，守兵瞬间被制服，后面真正的主力一股脑冲了进来，城头没掀起什么大枪声，遵义城就这么被悄无声息地拿下了。

第二天一早，城里百姓出门，看见满街贴着红纸白字：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不准扰民，不准乱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街口巷尾还有纠察队来回巡逻，专门盯着自家士兵，谁敢伸手，立刻处理。

对遵义人来说，这画风很陌生，之前黔军、地方武装进城，抢粮抢银子是常态，哪有打仗的军队还给自己拴“狗链子”？

所以一开始很多人是躲着看的，躲在门后缝里偷瞄，一边打听：这是不是骗人？

几天之内，红军的宣传队、文艺队就拎着锣鼓、扛着板凳上街了，讲故事、唱顺口溜，讲“穷人翻身”“打土豪分田地”，讲什么纪律、为什么不准碰群众东西。

慢慢地，城里胆大一点的店主、乡绅，开始探头回应，有的悄悄捐了点布，有的送了几袋米，说是“支持这支不抢东西的军队”。

就是在这种微妙的气氛里，遵义慢慢从一座“敌人城市”，变成了红军可以踏实待几天的地方。

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个绕不开的人：黔军师长柏辉章。

柏家在遵义是老牌大户，靠的不是什么神秘生意，就是酱菜和醋起家。

他父亲靠腌菜、酿醋成了“酱菜大王”，攒出家底以后，知道光靠炒菜瓶子不保险，就把儿子送去贵州讲武学堂，走军界路子。

这条路，他儿子走得还挺顺。

柏辉章从连长干到师长，手里有兵，背后有钱，前面还有黔军大佬撑腰，一家子在遵义铺子开了一条街——纸厂、布庄、米行、盐号，都有柏家的影子。

顺风顺水的人，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造房子，柏辉章在遵义琵琶桥边上，砸了三万大洋建了一栋“洋楼”：红瓦屋顶，雕花窗棂，前院假山流水，后院亭台楼阁。

为这房子完工，他摆了三天流水席，文人雅士来题字作画，这种排场，在当时的遵义，已经是顶格了。

谁能想到，这栋楼的真正“主人”，最后既不是柏家人，也不是哪位国民党要员，而是几十个风尘仆仆、连饱饭都吃不上的红军干部。

1935年初，红军打下娄山关，黔军节节败退，柏辉章接到命令往贵阳方向躲，人走得倒快，房子自然就留在了原地。

红军占领遵义后，周恩来提出要找一处大宅，既能当总部，又能开一个重要的中央会议，这个任务交给了曾美。

曾美带着几个人，在城里一户户打量，走到琵琶桥附近，那栋红瓦小楼一下就扎进视线。

问了看门的老头，才知道这是柏师长的宅子，主人早跑了，只剩他守门看房。

走进屋里，他们才明白什么叫“阔气”，厅堂宽敞，南北通透，楼上主卧可以放下一大桌子，二十来个干部围着坐都绰绰有余，光线还好。

厨房是大灶台，有条件给不少人一块做饭。旁边还有几间侧房，可以做作战室和警卫值班房。

这个结构，在一般人眼里，是高档人家住的，在红军眼里，却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会议地点。

曾美回去给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当场拍板：就这里，当总司令部，也在这里开会。

随后的几天里，作战科、司令部的文书、警卫，全都搬进这栋楼，打扫、布置，整理文件，忙得脚不沾地。

后来那场改变长征命运的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这就是历史上那场“遵义会议”的地点。

一个军阀师长花三万大洋造的“享乐宅”，最后变成了中国革命走出危局的地方，这种反差本身，就足够让人唏嘘。

等会议开完，城市秩序稳定下来，遵义市场慢慢恢复，红军下一件大事，是清理军阀和黔军的财产。

这个事很敏感，钱粮在那摆着，拿多少、怎么拿，老百姓都看着。周恩来亲自叮嘱：只动军阀、黔军的公产，用来补给部队、救济群众，不能趁乱伸私手。

没收委员会选的是最可靠的一批人，背着麻袋，拿着登记册，一项一项查。

走进柏辉章那栋楼，一个战士推开卧室门，人都愣住了——床脚规规矩矩码着两排箱子，每箱都是银元。

对那些天天为一碗糠糊子奔波的红军战士来说，这么多银元，已经超出他们的想象。清点下来，有两百多枚，一枚枚录入账册，封存，登记为“公产”。

再往侧屋一看，墙边整齐堆着几十坛封好的腌火腿，坛子外面干干净净，打开一个，全是油光发亮的肉香。

谁都知道，这就是军阀嘴里的“山珍海味”，但这回，这些东西没有走进哪位官场大佬的酒桌，而是后来分给了伤员和守城的战士。

厨房角落还掏出几袋鸦片烟土，十多斤，明显是走私货，红军干部当场决定销毁，不拿、不卖。

那时候钱紧得要命，要是换到黑市上卖，肯定能换来粮食，但他们还是一刀切断。

柏家的盐号、米行、布庄也被登记在册，一部分物资送进军需处，一部分按照规定补助给困难群众，银元集中到红军设立的苏维埃“银行”里，用于调剂资金、发军饷。

那几天，遵义城里的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这支军队查抄的是谁的家，抄完之后东西去了哪里。有眼睛的，自然心里有杆秤。

很多年后，提到遵义，大家都会说那是一场“转折会议”。

可对当时很多红军战士来说，记忆一点也不抽象——是第一次在长征路上能吃上这么多真正的肉，是第一次看到自家部队明明抓到了大把银元，居然没有一个长官私藏，是第一次站在一个军阀师长的卧室里，感觉所谓“阔少爷”的生活离自己又远又近。

更吊诡的是，柏辉章那时已经离开遵义，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他花巨资修来的宅院，堆在屋里的银元、火腿、烟土，本来是给自己“享清福”的，结果等来的不是酒局，而是一群衣衫褴褛、挨过无数冷枪的革命者，把它们一点点记账、分配、销毁。

遵义这段历史，总被概括成“十二天改变命运”。

放在当时，它其实很具体：一座城，一个楼，一批被抄的军阀家资，一群拼命克制自己欲望的穷苦战士。

长征路上，打下一个城不算难，难的是拿下之后不乱、不断、不变味。

遵义城里发生这些事，才让后来的那场会议、那一次路线调整，有了真正站得住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