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汉服》：让冰冷的文物瞬间有了温度

书评周刊编辑部的年度书选已经持续存在了逾二十年。在这二十几年中，我们选出了众多触动心灵、启发智识、开阔眼界的书籍，试图让这些书籍帮助我们相对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自我。书籍是自我的渡口，它在人类生活中一直帮助我们走出唯一的选择、驶向不同的方向。在阅读的顿悟中，我们或者向内走向潜在的那个自我，或者向外踏入未来的思考与陌生的过往，所有书籍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着我们，让“自我”涉过泥潭，去往存在的宁静。

今年，我们再次从一整年的好书中遴选出了11本值得阅读的优秀书籍，秉持着“公共立场、专业品格、独立精神、现实情怀”的原则，与读者一同领略不同维度的思考极点。

《何以汉服》

作者：左丘萌 绘图：立青　

版本：岳麓书社

2025年4月

左丘萌（作者），专注中国古代服饰考古，擅长通过文献、考古发现和艺术作品的综合分析，还原历史时期的服饰文化与社会风貌。出版《中国妆束：大唐女儿行》《中国妆束：宋时天气宋时衣》等作品，著作曾入围年度“中国好书”、年度“豆瓣书单”，并被央视“读书”栏目推荐。

立青（绘者），青年插画师，知名报刊特约封面美术设计。其所绘作品着眼于传统与当代的链接。

致敬词

华夏有文物之盛，有衣冠之美。秦汉时期是服饰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关键时期，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生动诠释了汉代服饰的基本面貌。尽管距离考古发掘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它带给研究者与参观者的震撼直到今天依然余韵不绝。《何以汉服》引领读者穿越时空的帷幕，见证大汉风华。它不仅引领我们了解汉代的穿搭指南，更透过服饰的织造、裁剪与纹饰中种种细节，展现出汉代制度与风尚，王朝意识与地域认同。让我们看到两千年前汉代织工的纤巧双手与创作智慧。

我们致敬《何以汉服》，致敬作者左丘萌严谨而晓畅的文笔，在实物与图像，诗歌与史书之间穿针引线，织就出如此绚烂的汉服华章，让千载之下的读者，能够如此生动地看到古人的服饰之盛，衣冠之美。我们也致敬本书的绘图作者立青，在严谨的考证下，如雾亦如尘的色彩与温厚的线条，让汉代古老的容颜浮现在今人面前，让我们意识到他们也曾是与你我一样的存在。

答谢词

非常荣幸《何以汉服》能入选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被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所打动。我在书中写到，两千多年前的纺织工人其实就像今天的“码农”，他们预先编好经纬代码，操作精密的织机运转，织出美丽的丝绸。而当考古工作者在出土织锦中发现一处因工匠走神而导致的“乱码”时，冰冷的文物瞬间有了温度——我们得以看见那个真实的、会犯困出错的古代纺织工人。

这种“透物见人”，正是我想传达的核心。我在书中写，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服饰其实具有浓厚的战国末年楚地风格，代表的是一种楚国旧贵族的“老钱风”审美，而不是汉朝新贵们的偏好。我想要表达这样一种态度——历史上的服饰并非只是僵死的规制，它们是鲜活的时尚，承载着具体的人的生活态度与审美偏好。

书中还分析了汉代服装的具体制作工艺。每一件衣物的制作，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方才下剪。工匠们运思巧妙，让布料在剪裁中几乎不产生任何浪费。这种严丝合缝的技艺背后，不仅是精准的考量，更流淌着古人敬惜物力、一丝不苟的精神。

书中我也探讨了“汉服”概念的缘起。在马王堆汉墓的时代，汉服还是特指汉朝官方所倡导的节俭的“汉式”服装，与原本奢华的“楚式”服装区分。但随着汉朝影响力的提高，到后来“汉服”就逐渐演变为民族服饰的统称。

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言：“对美的惊奇，也是对人的赞叹。”愿我们都能在这些古老的衣冠中，照见历史，也看见自己。

——左丘萌（作者）

对话作者、绘者

这本书

新京报：您在《何以汉服》的后记中曾称自己是一名“票友”，但阅读过这本书的人都能从中看到专业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近年来出版的许多历史人文类图书也出自非专业人士之手，但其水平与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相比不相上下，在阅读上更加亲近读者。您可否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谈一谈，如今专业与非专业之间，有哪些隔阂已经被打破，又有哪些屏障依然存在，怎样才能让专业与非专业的研究者能够更好地彼此借鉴，互通有无？

左丘萌：我在后记中自称“票友”，并非纯粹的自谦，更多的是一种对前辈学统的追随，是向着灯塔的眺望。在“跨界”研究这条路上，我并不是独行者。

比如沈从文先生。他的前半生是名满天下的文学家，写尽了湘西的人性之美；后半生虽然因为时代的无奈转向了文物研究，但他并没有把文学的灵气丢掉。在编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沈先生不只是在罗列冰冷的服饰形制，而是用文学家特有的感知与笔触，去还原那些衣服穿在古人身上的神采。他让我们看到，文物研究不仅是器物的分类，更是对“人的生命形式”的温情注视 。

还有扬之水先生。我特别喜爱她早年写的文学与历史评论，尤其是一本名为《脂麻通鉴》的小书，文字有着极好的敏锐度。在我看来，她后来之所以能成为古代名物研究的大家，恰恰是因为她在关注考古发现的同时，从未割裂来自文学与历史的滋养。她从文学进入，在浩如烟海的古诗词和沉默的出土文物之间，建立起了一座座桥梁——让诗里的名物有了具体的形象，让墓里的文物找到了原本的名字。

阅读这两位前辈的著作让我明白，如今学科之间的“隔阂”，正在被这种“通感”所打破。他们证明了，拥有历史或文学背景的“非考古专业”研究者，往往能带着一种独特的视角去看待“物”。我们或许没有考古学家手中的探铲，但我们可以用文字的力量，去填补考古发掘报告中缺失的“人的呼吸”。

当然，我也清醒地看到屏障依然存在。专业考古有着严格的学科门槛和资料壁垒，这是我们必须尊重的“骨架”。在这里，我必须提到另一位我极敬佩的老师——我国纺织考古学科的奠基人王亚蓉先生。王老师毕生奋战在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的第一线，正是因为有像她这样的专家经年累月的耕耘，才让后续的观察和研究成为可能。

可以说，没有王亚蓉先生她们的“手”，就没有我们眼前的“物”。《何以汉服》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存在，归根结底是因为马王堆汉墓有着详尽的发掘报告，是王老师她们记录下了大量珍贵的细节。这就是我所说的“专业壁垒”——它不是阻碍，而是保护历史真实的坚固城墙。

未来的研究理想状态，我认为应当是这种跨越学科的“接力”：专业考古学者提供精准的“实”，而像我这样的“票友”，就可以尝试用考据的桥梁去连接“名”，用文学的笔触去还原“神”。

2025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工作部研究馆员王方宣读《何以汉服》致敬词。

新京报：《何以汉服》的绘图是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可以说是让古人复活的技艺。为专业性很高的文物学论著绘制插图，必定与一般的图书绘制插图有很大的区别，对于绘图者的专业性要求会更高，在图版专业明晰的前提下，也要兼顾大众读者的审美与喜好。您在绘图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有哪些心得可以与读者分享？

立青：实际上我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在绘图的过程中，左老师与编辑老师一直在充当观众的角色，左老师的监督确保了插画足够严谨，而编辑老师则会根据市场经验为我的插画提出相关的建议，两位老师都在此基础上为我保留了足够的创作空间。看到您的问题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读者朋友们对于科普性读物插画有着怎样的期待？我想：严谨与精确是必要的；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到科普性读物中的插画同时起到了一部分引起阅读兴趣的效用。

我还记得2024年中时《何以汉服》系列插画绘制已近尾声，省亲途经长沙时，我专门花了一天的时间去看了马王堆汉墓的展览。在欣赏絮绵红罗绕襟袍的那段时间里，我十分庆幸在插图中有意的区分了絮绵的夹衣、未絮绵的夹衣以及单衣间在轮廓形态上的区别，庆幸自己当时真在想象这位千年前的夫人是否也会因楚地湿寒的冬天而感到困扰。后来我又在想，在遥远的某一天，一个同此时一样的炎炎夏日，没有空调的辛追夫人因多吃了香瓜而肠胃炎发作亡故。在弥留之际，意识中究竟是唯余难忍的腹痛，还是眼看天人将自己迎上前往另一个世界的马车。如果是后者，回望人间，她是否也会想起曾几何时在这片土地上那些同自己相关的悲喜往事。这些都是我所不无法确定的，或许只有辛追夫人自己知道的事。但每当我问自己这些问题时，我却可以从情感上试图去理解她，并联想到她为国捐躯的丈夫与孩子，其他为国捐躯的不知名的勇士、那些勇士的亲人，以及勇士们所面对的敌人与他们的家人。

当我们试图去了解一件古代遗物时，我们更像是在了解一种面对生活的方式与态度。为什么需要它？为什么要将它制作成这样？进而成为一种演变的链条。

有如絮绵工艺与纱罗在今时的境遇：一个被同逻辑不通质料的羽绒填充取代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因客观条件的改变导致品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但其背后存在的审美逻辑依旧发挥着效用。这么来看，我们时刻也没有放弃生存与审美，我们也存在着许多相同的选择。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不同时空交错之处，站在这里，我能够捕捉到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在面对荒诞不经的生活时所给予的相同与不同回应。试图去理解他们，我的同情心也在此萌芽。我想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一个好的倾诉者，于是它成了我愿意不断去表达的东西。在一处古与今但却绝不限于古今的相交点之上，我希望用这些跨越时代的、美的，却又不仅限于此，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的要素构成我的插图，如果这样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带领大家更为直观的感受那同当今陌生却又熟悉的世界与生活方式，我的目标也就算是达成了。

新京报：文物研究中，辨识定名是最难的环节之一，名物中藏着许多的细节，尤其是关涉政治制度、时人认知与社会心态，史料之芜杂与分散是可以想象的。请问您在写作本书时，名物学的研究有哪些心得体会？有没有哪一件服饰的研究让您觉得最难但也最有成就感？

左丘萌：在写作这本书时，关于名物研究，我最大的体会是：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件文物，更不能被现代的学科分类所束缚，必须回到古人真实的使用场景中去定名。

我们要特别警惕“现代分类”对“原始信息”的割裂。现在的博物馆学或考古学往往按材质分类，金银归金银，纺织归纺织 。但这容易造成遗憾。我在书中提到过一个例子：某座大墓出土的一组头饰，因为发掘者缺乏整体保护意识，直接按材质拆分提取，导致原本成套的首饰变成了孤立的物件，永久失去了原本的组合信息 。

我们要时刻记得，“物”的背后是“人”。科学的定名，不应只关注古物“值多少钱”，而是要探究它的组合关系。比如通过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的对比，我们发现墓室的北边箱其实是模拟了墓主生前的居室场景，坐席上甚至还像墓主在世时一样，供奉着成套的衣物。这种“组合关系”往往比单一的器物名称更能说明问题。

如果说哪一项研究最让我感到“柳暗花明”，那一定是对“曲裾”与“直裾”，以及遣策中“楚服”与“汉服”关系的破解。

在研究之前，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现代的考古定名与历史语境往往是错位的。长久以来，学界习惯根据衣襟形状，用“曲裾袍”（尖角）和“直裾袍”（方角）来命名 。但在《何以汉服》中，我尽量避免使用这两个词，因为汉朝人并不这么说。

在古人的理解里，只要是延长衣襟绕向身后的，其实都是“曲裾”，目的是为了身体遮蔽严密。

那么，当时的人怎么区分这两种款式呢？我的突破点在于将服装款式的变化与汉初的政治经济背景相对照。

通过对比大量出土文物，我发现所谓的“尖角袍”其实是战国晚期楚国的流行款，而“方角袍”则是汉文帝时期的流行款。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因为楚国好奢侈，不惜浪费面料来做立体的尖角剪裁；而汉初社会经济还未从秦末的战争中恢复，帝王力倡节俭，方角剪裁能做到全幅用料，一点也不浪费，这是延续自秦代的旧传统。这两种因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导向而产生的不同剪裁思维造就的服装款式，恰好对应了墓葬遣策（记录随葬品的清单）中记载的“楚服”（楚地奢华风格）与“汉服”（汉地节俭风格）。

我常跟外国友人打比方：当时的秦地（关中）就像大众认知中的德国，严谨刻板；而楚地（湖湘）则像法国，浪漫肆意。这两种风格在汉初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基于此，我进一步推测了辛追夫人的出身。她应当是楚地旧贵族出身的“老钱”（Old Money） ，虽然生活在提倡节俭的汉朝，但骨子里仍坚持着楚式审美 。她随葬的礼服多是耗费面料的“楚服”，至于符合汉朝新规的“汉服”，在她家里可能只是为了响应朝廷号召“虚应个景儿” 。

通过这个案例，我不只是厘清了在当时语境下什么是“汉服”，更通过几件衣服，触摸到了汉初新旧制度交替时，一位贵族老太太复杂的内心世界与倔强的社会心态。我想，这就是名物研究最迷人的地方——透物见人。

2025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何以汉服》作者左丘萌（中）、绘图立青（右）接受新京报记者提问。

这个人

新京报：当下流行的“汉服热”，有许多读者将您的《何以汉服》称为“汉服宝典”，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当下的“汉服热”，从专业角度上又有哪些建议呢？

左丘萌：被称为“宝典”我愧不敢当。但我很高兴读者能关注到汉服背后的历史逻辑。其实，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汉服”概念的普及，在两千多年前的汉初也曾发生过。

我在书中考证过，在马王堆那个时代，“汉服”其实还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是和“楚服”相对立的。当时的“汉服”特指响应朝廷节俭号召、节省布料的特定款式；而“楚服”则是坚持战国旧贵族审美、剪裁立体奢侈的款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狭义的“汉服”概念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影响力逐渐扩大，最终将过去的“楚服”和其他风格都吸纳进来，融合成了我们后来理解的广义的“汉服”。所以，当下的“汉服热”在我看来，恰恰是这种历史精神的现代延续——它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一个不断吸纳、融合并形成新文化认同的过程。

如果从专业角度提建议，我希望大家能打破对古人的刻板印象，不要把汉服穿成“僵死的规矩”。

首先是不要迷信“历代规制森严”。很多汉服爱好者容易陷入一种误区，认为古人穿衣也是时刻处在严格的等级规矩之中，甚至互相以此来“考据”指责。当下舆论场中，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对规矩的牵强附会，或者是现代人臆造出的“伪规矩”，还请大家做好分辨，不要盲信。

我在书中特别提到，史料中虽然有大量服饰制度的记载，但那往往只是官方的“尝试”。真实的古代时尚是流动的。 古代的贵族阶层——也就是当时的“时尚icon”，往往是为了追求新奇而超越规制的。官方的禁令，常常滞后于民间的流行。所以，我们今天穿汉服，不必过于拘泥于“教条”，而应看到服饰背后那种求新求变的生活态度。

其次在认知上，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我们在复原或穿着时，不仅要看服装的结构轮廓，更要理解“它为什么长这样”。

比如，历代纺织面料的幅宽是有规格限制的。古代幅宽较窄，所以一件衣服必须用多幅面料去拼接。同时，古人讲求“敬惜物料”，面料基本都要尽量使用，避免产生边角料的浪费。这与会产生大量边角碎料的西式剪裁思维截然不同，是属于我们东方的造物智慧。

理解了这一点，你在选择汉服时，选择的就不只是一件衣服，而是选择了一种审美取向。就像辛追夫人曾经面临过的选择那样：是坚持旧日贵族的繁复优雅，还是跟随朝廷倡导简约实用的时代新风？

让传统回归生活，回归到“人”的身上，这是《何以汉服》想要传达的理念。

这一年

新京报：在新的一年里，您有哪些新的写作计划可以与读者分享呢？

左丘萌：在新的一年里，我的计划大致可以分为“感性的尝试”和“理性的整理”两个部分。

首先是一个新的文学尝试。今年年初，我刚完稿了一本汉代历史题材的故事集，取名为《长安太远：十个汉朝人的故事》。这本书里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改变时代的英雄。我把目光投向了帝国的边缘——他们是奴婢、庶民、戍卒、小吏，是身处夹缝中的女性与边缘者。 我想关注的不是历史“发生了什么”，而是历史之中，人是如何感受、迟疑、忍受与选择的。 当权力、战争与秩序在远处轰鸣运转时，这些小人物的生活发生在更低的位置：那是一段未被记录的犹豫，一次无法言说的反抗，或者一种无人倾听的悲伤。我试图以史料为背景，借文学之笔，去重构这些被忽略的经验。这些故事没有结论，我只希望在宏大历史之外，留下几段真实而安静的生命痕迹。

其次是需要沉下心做的学术整理工作。这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王亚蓉先生生前留下了一些未整理完成的古代墓葬纺织品服饰资料和研究手稿，我希望能尽我所能，将它们尽快整理刊布出来，不负前辈的重托。同时，我和画师立青正在合作一个新项目，素材来自我之前参与的一批古代墓葬的纺织考古发现，希望能为大家呈现古代服饰的更多细节。

最后，是回馈读者中的老朋友。我和画师末春合作的《中国妆束》书系，今年也会出版新的内容。这一次，我们将目光投向先秦、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继续用画笔去复原那些在时光中流转的女性服饰之美。

立青：正如左老师所说的，我们正在准备一个新项目。请大家多多期待。

除此之外我大抵会加大对于架上绘画的创作与练习。以我个人而言：练习架上绘画是一种放松兼磨炼心性的活动；另一方面是从工作选题来考虑，架上材料所带来的画面风格会更加适配。除此之外也会有一些写生、采风的计划，相信在娱乐的同时也能丰富自己的绘画素材与绘画语言。

采写/李夏恩

编辑/李永博 刘亚光

校对/薛京宁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