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唐氏家族：融贯中西的近代化之路（三）

编者按：

2024年初，汉正家族办公室联合深圳市慈善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共同发布了由深圳市慈善会・博道爱心基金资助完成的课题报告 ——《传承与慈善：中国家族案例报告》。报告一经推出，便引发公益慈善、家族办公室及财富管理三大领域同仁的广泛关注，报告线上线下累计阅读人次超 2000；与此同时，我们同步制作的案例视频，观看人数超17000人次。

为让更多行业伙伴深入挖掘报告价值、掌握中国家族在 “传承与慈善” 领域的实践经验，我们将对报告中的7个典型家族案例展开连载，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珠海唐氏家族：

融贯中西的近代化之路（三）

萧曼莹

第三部分

融贯中西的培养方案

香山（主要包括广东中山市和珠海市）地处南海之滨，与澳门毗邻。自16世纪葡萄牙人入据澳门之后，香山人处于中西文化相遇、交融的最前端，成为与西方人、西方文化最先接触的人群。他们长期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徘徊与选择，体悟着两种文化的内涵，感受着之间的张力，由此达到中西的“视野交融”，形成了区别于内陆的“双视野人”的文化特征。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面对时代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拥有中西“双视野”的香山人，其处事方式与思路明显有别于传统模式，开全国风气之先，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其中的佼佼者，当属珠海唐氏家族。如前所述，他们活跃在各通商口岸，或入洋行做买办，经营近代企业，或踏足政界，谋求国家复兴之道。中国近代史许多标志性事件都有珠海唐氏家族的参与。本部分以唐氏家族的实践为基础，探寻时代变局中家族传承之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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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教育

（一）兴办学校

以经营商业起家的家族，在获得一定的财富积累后，大多会通过教育培养文化和政治精英以保持家业兴旺。

光绪初年（1875年），唐翘卿牵头，联合唐家梁族、上栅梁族，会同莫族，共同注资创建“江西会”，以其雄厚的资金为家乡建设提供援助。唐翘卿（1841-1925），族名高亮，字国泰，自幼家贫失学，深知没有文化的苦处。因此，这位“茶商中的拿破仑”在积累财富之后，特别重视唐族子弟的教育问题，兴办学校自然在他的考虑之列。

彼时科举考试尚未废止，部分唐家人仍旧苦读诗书，冀求晋身科甲。于是，一大批由唐氏宗祠捐助的、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的私塾便应运而生，如天池家塾、仲良家塾、翘卿家塾等，其中以唐翘卿开办的翘卿家塾最著名。翘卿家塾聘请名师宿儒教授诗书，唐氏子弟书费、杂费、学费全免，酌情补助赤贫者。天池家塾则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改制为初级小学，使用政府颁布的新式教材，经费由子英房负责。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中山县府迁址唐家村推行教育改革，各私塾均遭裁撤。而后唐绍仪主持了唐家大学堂的创建，聘请名儒苏墨斋先生来校主教，学校办学理念先进，采用新式教材，招收女性学生。由于社会习俗对女性受教育的歧视，加上社会治安和经费不足，大学堂很快就停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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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江南地区以诗礼传承的千年缙绅之家不同，作为新秀家族，地处东南一隅的唐家自明代兴起即处于儒家文化体系的边缘地带。相比于将儒学提至涵养世家门风乃至唯一信仰的传统家族，作为文化边缘人群的唐家则用平实的眼光打量、比较着儒学与新学。民国已至，科举入仕已再无可能，洋为中用、实业兴邦则是时代强音。经过一番权衡，唐家人决定将教育重点从儒家经典转向新学。一代代唐氏青年远渡重洋，负笈求学的百年留学潮就此拉开了序幕。

（二）幼童留学

唐氏家族自19世纪70年代始，世代皆有子弟留学海外，人数众多，影响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堪称近代中国第一留学家族。唐氏家族的留学历程发端于唐氏留美幼童派遣，继之以自费留学海外，他们共同构成了第一代唐氏留学力量的主体。总体而言，唐家的留学史可以简单梳理出以下两条脉络。

1. 从官费到自费

1911年，游美学务处肄业馆迁入整修一新的清华园。同年4月，清华学堂正式成立，唐国安任副监督。1912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为使清华学校正规化，唐国安提出，既然是办留美预备学校，那就要与美国的教育体制相衔接。唐国安大刀阔斧地改革学制课程，将高等科难度设计与美国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对齐，并充实教学内容，实行文理分班。如此，一位清华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就直接升读美国大学高年级课程。

近代之初，唐廷植、唐廷枢、唐廷庚兄弟在澳门马礼逊学校读书时，与来自珠海南屏的容闳认识。在很长的时间内，唐氏兄弟与容闳在事业上相互支持，结为终生挚友。19世纪七十年代，容闳的留学计划在内陆地区面临招生困难，唐氏兄弟利用自己在家乡的威望，先后推荐唐国安、唐绍仪、唐元湛、唐致尧、唐荣俊、唐荣浩等六名唐族子弟随容闳出洋赴美，开启唐氏的留学历程。

从数量上来说，唐氏子弟占留美幼童总数的5%，珠海籍留美幼童的四分之一，是“留美大族”。从质量上来看，受留美幼童计划中途夭折的影响，归国时，大多数唐氏幼童的文化水平只有美国中学程度，仅唐国安、唐绍仪先后进入了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但都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尽管如此，唐氏幼童受教育程度仍属留美幼童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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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清廷官费留美计划的影响，唐家有识之士逐渐萌生了自费送子女留美的念头。唐翘卿除出资建立“翘卿私塾”，还鼓励自己的孩子留学国外。子女四人留学美国，皆有所成就，其中最为突出者数唐叔平与唐季珊。前者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后者修习商科，回国后接任华茶公司总经理。唐翘卿的子女留学经费皆来自他个人的资助支持，是唐家自费留学的开端。

民国以后，唐家第一代留学人逐渐成长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他们力主将子女送往国外和父辈当年一样接受先进的外国教育。唐绍仪对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发展特别热心，更大力支持自己的子女留学海外。长子唐榴，族名宗辰，于复旦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后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外交专业，回国后出任中国驻美随员；四子唐梁，20世纪30年代由唐绍仪好友美国总统胡佛资助其赴美留学；六子唐楗留学英国，后在香港政府任职；长女唐宝珠，留学英国，曾任驻瑞士公使；十二女唐宝珅，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十三女唐宝珊留学英国受业护理学，任香港广华医院护士长，可谓满门留学人。

其他唐氏留学人的后代也在父辈的支持下前往欧美等国留学。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唐悦良之子唐统一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取得机电学士学位，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唐宝锷长子唐嘉装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应用化学，取得硕士学位，后任北师大化学系主任；次子唐嘉袤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其他父辈没有留学经历的唐家子弟也相继走出国门求学，如唐君铂在1932年至1938年间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与皇家工兵学校留学，是知名的火箭科学专家；唐立民于1948年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修读力学，回国后任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2. 从文史社科到应用科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唐氏留学教育进入高潮阶段，唐氏子弟修读的专业从留美幼童时期的法律、文学与社科为主，逐步扩展至军事、农学等应用科学。

甲午惨败后，清廷要员们意识到，曾经打败中国的日本海军最初是由法国人建立起来的，于是派遣留法学生事宜被提上日程。1905年7月，经中国公使馆介绍，由北洋海防局资助，唐宝潮与其他两位法文班的同学报考圣西尔军校。其中一人不久被召回北京，另外一人未能通过入学考试，只有唐宝潮被圣西尔军校骑系录取，成为中国留学生入读法国陆军学校的第一人。他的留学极具历史意义，在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法国《武事报》做了详细报道并刊登了唐宝潮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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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容闳的留美计划中途夭折，但各地政府的官费留美计划受其影响而兴起。1904年，清廷广东省政府招考留洋幼童，唐有恒获选被派往美国，初入加州大学攻读物理，结业后考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07年获得农学学士入读研究院，1908年取得农科硕士并回国。唐有恒回国后创办了“广东农村试验场”，次年筹办“农村讲习所”，即今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的前身。

除了专业范围的变化，留学的地域也从以美国为主，逐步扩大到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19世纪末，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清廷看到了东洋邻居的惊世之变。1896年，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层层选拔，唐宝锷等十三名中国学生留学日本，这是近代中国首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

唐宝锷（1878-1953）字秀锋，族名宗鎏，自幼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1896年回乡考取秀才后应试入选，赴日留学。抵日后，在清廷驻日公使裕庚的安排下入读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为他们开设的留学生特别班，即亦乐书院（原为嘉纳私塾）。1899年，唐宝锷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获嘉纳亲自颁发的毕业证书。

此后两年，唐宝锷在驻日长崎领事馆任副领事，后调任东京公使馆馆员。1901年，唐宝锷进入东京早稻田邦交行政科学习国际法。1903年，唐宝锷升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部学习并于1905年毕业。他是我国第一位取得日本学士学位的留学生。唐宝锷回国后通过留学生科学考试，清廷赐“一等进士出身”，获翰林院检讨衔。

总体而言，罕见的规模、漫长的时间、丰富的国度、较高的质量、良好的收益，唐氏家族留学史是近代中国留学史的缩影。唐家留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学贯中西、远见卓识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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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恭都集善堂

早在鸦片战争前，已有少量香山人移民美国。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大量华人涌向美国成为一名雇佣工人，而美国也迫切需要廉价华工开发西部。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了《浦安臣条约》，标志着美国鼓励华人自由移民政策的形成，推动了长达五十年的华人移民热潮。大量华人的到来加剧了当地就业市场的竞争，引起了白人劳工群体的不满。由于反华情绪浓烈的加州在大选占有重要位置，在政客们的推波助澜之下，美国社会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反华运动。

面对动荡的时局，加州华人们自发团结起来，组建了基于地缘关系的同乡会，“上恭都集善堂”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上恭都”即“上恭常都”，在民国年间一度改称上恭镇，下辖今珠海唐家湾、中山翠亨等14个村落地区。“集善堂”之名，体现了其慈善互助团体的性质，“上恭都集善堂”（以下简称为“集善堂”）意为上恭常都人的慈善互助组织。集善堂最初采取值理制，由梓里选出一名殷实商人担任，主要职责为处理团队进支账目，1931年改用执行委员制，大会选举委员多名，分任主席、书记、财政各职，两年一任。

虽然从命名上看，集善堂是基于地缘关系的同乡会，但唐氏家族是上恭常都地区的留洋大族，海外唐氏族人众多，唐氏族人在集善堂职员总数中占据70%以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将集善堂纳入唐氏家族传承的讨论内容，是切合题意的。

因年代久远、资料迭失，集善堂成立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一说来自中山市归国华侨联合会，认为集善堂于光绪甲午年元月初九日（1890年）在美成立；一说出自唐社权《上恭都集善堂与上恭常都人在加省简史》（以下简称《简史》），认为集善堂于19世纪五十年代已在加州开始运作。唐社权是珠海唐氏后人，加州华侨，1962—1964年曾任集善堂理事，其回忆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本文决定采取唐社权的说法，即集善堂的成立时间应在19世纪五十年代期间，从此时期开始梳理集善堂活动内容。

按照集善堂设立宗旨，主要活动内容有以下四项。

一、资助丧葬。

在中国人心中，“落叶归根”是最坚定的信仰。在外漂泊的旅者亡故后，遗体需运返祖籍安葬。但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路途遥远，亡者的家属难以做到将遗体运回家乡，有的亡者甚至没有亲属，遗体更无返里可能，集善堂遂帮助家属办理丧葬事宜。1856年，集善堂首次与其他华人团体合作捡运遗骸。据华文报《东涯新录》，此批共运336副棺柩，其中以集善堂数量最多，占138副。1856年之后，集善堂又于1874年、1899—1900年、1913年、1931年、1952年多次行此义举。除运送先骸回籍外，有的已故侨民就地安葬，集善堂于1898年在旧金山六山坟场购置坟地。每逢清明等节令，不论逝者有无亲属，集善堂亦会组织前往扫墓祭奠。

二、热心公益。

当年美国排华浪潮四起，华人备受歧视，其中就包括不允许在当地医院看病就医。为解决这一问题，1924年，当地侨团募款兴建东华医院，集善堂也参与了捐助。东华医院是当时全美首家，也是唯一的“民有，民享、民治”的华人社区医院。除捐助医院外，兴办学校也在公益活动之列。1924年，集善堂捐助了阳和学校的教学用具，1928年捐助了中华学校。这两所学校均采用民国新式学校的办学模式，开设国文，经济，历史，地理等课程，供华侨子弟了解中国国情。

三、促进乡谊。

1941年，集善堂成立下属机构“集群社”，有52位侨民参加，宗旨为联络感情，同谋乡侨福利。除不遗余力支持集善堂的活动之外，侨民们在1952年集资置楼作为联谊活动场所，每年组织郊游活动，元旦举办春宴。如此既有现代娱乐的轻松愉快，又有传统节日的热闹喜庆，如唐社权所说，“对促进乡谊起重要作用也”。

四、维护华人权益。

这是集善堂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在谈及海外侨胞的历史时，无论是在美洲、欧洲、东南亚还是大洋洲，排华惨案是绕不过的情节。集善堂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团结华人，对外御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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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社权《简史》，1852年，“加州省长璧勒（Governor Bigler）发表排华言论，唐君联同三邑会馆通事陈亚清曾两度上书驳其荒谬，后又备办礼物，亲趁省府晋谒，但只蒙款待，不得要领而还。”此处的“唐君”指唐廷植（1828-1897），唐廷枢之兄，1845年从澳门（香港）马礼逊学校毕业，通英文、懂法律，曾受聘于华人户籍部门任翻译，后前往旧金山经商，任阳和会馆通事。

唐廷植联同另一位通事，与为侨民担任服务中介的美国商人哈华（Had Wa）驳倒璧勒排华言论。1852年底，“加省矿务及矿务权益委员会于三藩市举行公听，审查矿区排华原委，其时各会馆司事出庭作证，唐君为翻译，力陈排华之无理，并华人之受害无辜。”唐廷植在议会上再度为加州侨民正当权益发声。碍于舆论，加州议会最后否决了璧勒的咨文，这份排华法案刚露头即宣告失败。1854年，加州又掀起“向旧金山所有华人征收人头税用以限制中国移民”的反华浪潮，唐廷植积极联络各华侨社团领袖，再次挫败了对华人的政治压迫。

集善堂亦曾于“1900年捐款支持中华会馆起诉三藩市卫生局围困华埠之诉案”。据唐有淦考证，1900年，有华人病逝于唐人街，三藩市卫生局判其死因为鼠疫。当时美国人仍不熟悉鼠疫的病源与预防方法，对此皆抱恐惧心理。“卫生局遂下令围华埠，严禁居民出入，以为此可防疫症传出华埠外地。后经中华会馆聘律师上法庭据理力争，始得解围，恢复往来。”病逝华人是否因鼠疫而死，显然是白人医生无力诊断便妄下定论。政府趁机封闭甚至焚烧华人社区。华人群起抗争，通过法庭裁决，最终获得胜利。

集善堂在扎根海外的同时，也从未放下与梓里的乡情维系。他们非常关心中国的命运发展。二十世纪初，澳门葡人企图扩大澳门领地，侵占香山县境，集善堂曾发电支持正义，抗议侵略行为。抗战期间，除热烈支持救亡运动之外，还以集善堂名义购买救国公债，捐助中山济难会的义举。1946年，集善堂曾为筹设中山县第六区下栅墟平民医药疗诊所募捐。

第四部分 结语

作为近代史上第一留洋家族，珠海唐家的赫赫之功跨越大洋。在国内，唐家人学习借鉴西方经验，探索中华振兴之路；在海外，唐家人成立善堂，为维护华人尊严与民族尊严而斗争。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国内越来越多家族在海外寻求投资机会并选择定居海外。珠海唐家无疑是家族跨境传承的成功案例，有相当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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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到现代，唐家人所展现出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唐廷枢在与西方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拓宽了视野，历练了才干，也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许多弊端。他投身救亡图存，辞去待遇丰厚的怡和洋行买办职位，就任成立不久的招商局总办，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他将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落实到行动中，不到十年，招商局业务大为进展，与洋商一争高下。唐家人一面秉行“实业兴邦”之路，一面发出呼吁政治改革的先声。在中西文化“双视野”中长大的唐绍仪，没有坐视中国权利的丧失，不能容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在外交谈判中据理力争，为祖国奔走疾呼。他反对帝制，拥护共和，坚定认为民主是抵御外侮的切要之政，并终其一生为政治理想奋斗。由此可见，唐家人在体悟、比较中西两种文化内涵的同时，尝试学习西方先进思想，但归根结底仍是以中华文化为本，儒家的士人精神从未改变。

以“士”的精神为内核，经世致用为载体，唐氏家族时至今日依然活跃在经济和社会舞台。唐悦良之子唐统一，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为我国的仪器仪表和计量测试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唐悦良之孙唐虔，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时为该组织成立以来职务最高的中国官员。唐廷枢后人唐嘉乐，现任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是澳门科技大学初创团队的核心成员，实现了家族百年办学之梦，他们浓厚的家国情怀与服务社会的责任感一如祖辈。

作为人类“道德想象的社会史”，慈善具有丰富的文化性，它与信仰、地域文化、伦理价值、政治经济等都密切相关。而唐家的慈善实践也基于华人文化之上，展示出丰富而又杂糅的图景。海外唐家在排华危局中创立上恭都集善堂，体现了留洋大族的担当与历史责任感。借助集善堂，唐氏族人一方面通过法律诉讼和联谊活动等方式，为移居海外的本族子弟和乡民提供社会支持和保护，提高华人的整体政治地位，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另一方面，唐氏通过资助丧葬、家乡公益等活动，建立了横跨中西的慈善网络。在凝聚唐人拳拳赤子之心，推动家乡发展的同时，唐氏家族也通过集善堂不断地积累和提升影响力，成为闻名中西的华侨家族。

（本案例 全篇完）

资料来源：

1、本文关于唐氏家族的留学案例部分，主要整理自沈荣国《近代中国第一留学家族——珠海唐家唐氏》、唐有淦《唐家村村史》、贾熟村《对唐绍仪集团的考察》等一本著作与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整理完成.

2、熊月之."双视野人"与辛亥革命——以容闳,伍廷芳与唐绍仪为分析对象[J].广东社会科学, 2021, 000(005):112-123.

3、关于上恭集善堂，目前有两篇研究做了较细致的梳理与考证：唐社权《上恭都集善堂与上恭常都人在加省简史》、冯尔康《一个以乡镇移民为单位的同乡与姓氏善会——唐社权<上恭都集善会与上恭常都乡人在加省简史>评介》。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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