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韩国在失去强力盟友后，从崛起到挨打，最终走向落幕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下诏，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就在这一年，平阳城中，有人感叹说：“从今以后，再没有晋国了。”这句话听上去像是为旧霸主送行，其实更像是为一个新小国的命运埋下伏笔。三家分晋，看似韩、赵、魏一同登上历史舞台，气象一新；可几乎在同一时刻，韩国的弱点也已经写进了它的地理格局和权力结构里。

把目光拉长一点，会发现韩国的故事有点尴尬：崛起时，总是跟在别人后头；变法时，也不算走在最前面；到了列国你争我夺最激烈的时候，它既离不开“大哥”魏国，又摆脱不了“近秦先亡”的宿命。表面上看，韩国有过短暂的辉煌，灭郑、迁都新郑、诸侯互称为王时也在列；但一步步走下来，却成了战国时期第一个被秦国正式吞并的诸侯国。

要理解为什么，会绕回更早的晋国时代，从韩氏这个家族如何一步步爬上“六卿”之位说起。

一、从寄人篱下到三家分晋：韩氏的发端与筹码

韩国王室属姬姓，传统说法认为是周武王后裔，却没有得到封国，只能转入晋国做卿族家臣。早期的韩氏在晋国并不起眼，只是众多公族中的一支，谈不上什么显赫地位。真正的转折，要从韩厥这一代算起。

韩厥年少时寄居赵氏门下，由赵衰抚养成人。这个出身并不耀眼的年轻人，偏偏性情耿直，又有一定政治判断力。在晋灵公、晋成公、晋景公几代更替之间，他多次参与政事，表现出稳重和分寸。赵盾看得很清楚，据传曾经说过大意类似的话：“此人将来必能执晋国之权。”对于当时权臣林立的晋国来说，这句话并不夸张。

公元前589年，晋、齐在鞍地交战，晋国获胜。战后，晋景公设立“六卿”体制，韩厥位列其中。这算是韩氏走向权力核心的关键一步。到了晋悼公在位时，韩厥更是以卿大夫身份辅政，帮助悼公恢复了晋国的霸主地位。韩氏在此阶段通过掌权、参政，不断扩大在晋国内部的话语权，这其实就是韩国立国前最重要的资本积累。

有意思的是，韩、赵两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通过征战结成，而是在一场宫廷惨剧中固定下来的。晋景公时期，权臣屠岸贾诛杀赵氏，准备斩草除根。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程婴冒死营救赵氏后代，史书中称为“赵氏孤儿”。后来晋景公重病，将此事视为“失德”之因，心生悔意。韩厥抓住时机，向晋景公说明赵氏孤儿尚在，最终帮助赵武恢复爵位。

从这一刻起，韩、赵之间不再只是普通同僚，而是有了血缘延续与政治援手交织的特殊关系。之后几代，韩氏宗主韩起接手家族大权，一方面继续辅佐晋悼公，一方面在六卿之间巧妙平衡，尽力保存、乃至扩张自己的势力。赵氏对韩氏也多有扶持，两家在晋国政治斗争中，往往站在一条战线上。

时间推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晋国政局彻底失衡，智氏一家声势最盛，试图压倒韩、赵、魏。到了公元前453年，韩康子联同赵襄子、魏桓子三家反击，灭亡智氏，瓜分其地。三家势力因而大增。再到公元前403年，周天子被迫承认现实，正式册封韩、赵、魏为诸侯，这就是历史上所谓“三家分晋”。

从出身看，韩氏只是晋国众卿之一；从过程看，韩氏紧紧抱住赵氏这条“粗腿”，顺势参与了联合灭智、瓜分晋地的行动，最后成了一国之君。不得不说，这是一条典型的“借势上位”的道路。

不过，韩氏立国之初的地理位置，已经埋下难以化解的隐忧。韩国分得的是晋国南部土地，大致在今山西南部、河南中部一带。西面挨着秦国，北面靠着魏国，南边是楚国，东边有郑国和诸多小国，还夹着一个周天子所在的宗周。这种夹缝中的局面，从一开始就不利于韩国单独扩张，只能在强国之间小心腾挪。

二、灭郑迁都：短暂鼎盛背后的隐忧

立国之后，韩国依旧维持着与赵、魏的传统交情，但在具体策略上，更倾向依附实力较强的魏国。一方面，这是延续晋国时期“抱团取暖”的外交逻辑；另一方面，魏国在战国初年的崛起确实来得更早，李悝变法之后，魏文侯、魏武侯相继在黄河流域大展拳脚，韩国单靠自身，很难独立对抗周边大国。

不过，韩国并不是一味退缩。它一眼看中了东面的郑国。郑地位于中原要冲，又处在韩国与楚、魏之间的接合部位，谁能拿到这块地方，谁就能在中原多说一句话。郑国本身国力已经不复春秋鼎盛时期，长期依靠周边大国牵制韩、魏。但这种局面有个致命问题：一旦魏国腾不出手来，韩国找到机会，就很难再维持平衡。

公元前375年，魏、楚之间爆发冲突，魏国主力牵制在南线。韩国抓住这个空档，对郑国发起致命一击，郑国国祚至此终结。韩国随后迁都新郑，也就是今天河南新郑一带，开始掌握中原地区一块更核心的领土。从地缘格局看，这是韩国一生中最亮眼的一次主动出击，可以说达到了国力的顶峰。

迁都新郑，不只是换个首都那么简单，它意味着韩国从偏北的平阳转向中原腹地，更靠近东周故地与中原交通要道。新郑周边农田良好，水网纵横，对重农政策极其有利。从这个角度看，韩国的选择并不糟糕，甚至颇有眼光。

然而繁华背后隐忧重重。魏国虽受楚国牵制，却并没有元气大伤，很快恢复元气，继续在黄河流域横行。三晋之间，原本还有共同对付智氏的“革命情谊”，但利益重新分配之后，这种情谊难免迅速淡化。公元前368年，魏武侯去世，魏国内部爆发君位之争。韩、赵起了小算盘，想趁魏国内乱之际出兵削弱魏国影响力。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招好棋。实际操作时，韩、赵之间的诉求并不一致：赵国更看重北方与中山、胡人的格局，韩国则更关心中原与南阳地带。利益不合，很快引发分歧，这次联合行动最终不了了之。三晋之间的“兄弟联盟”到这里基本上名存实亡，之后反而经常彼此攻伐。

这一变化对韩国尤其致命。魏国从盟友变成敌人，开始频繁南下用兵；而西边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迅速强大起来，向东扩张势头凶猛；南方楚国也从没放弃北上的想法。韩国夹在几家大国之间，进退失据，原本借势起家的外交结构，被时代巨变迅速掏空。

韩昭侯在这种夹击之下，意识到“不变法不行了”。于是，申不害登上政治舞台。

三、申不害变法：术治兴国还是治标不治本

申不害本是郑国人，在当时诸子学术思潮中，他更偏向黄老之学，同时吸收刑名之说，强调“术”的运用。这里的“术”，并非简单的计谋，而是统治者驾驭臣下的一套完整方法论。在申不害的构想中，君主手中有几把关键“钥匙”：任职与升迁的权力、赏罚和生杀的大权、对官员名实是否相符的考核权。

他主张“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意思是按能力给官，按名分核实工作。官员承担了什么职位，就必须完成与职位相匹配的任务。一旦名实不符，就要严肃追责。这样一来，贵族出身、门第高低，在理论上都要往后排，政绩成了衡量官员的核心标准。

同时，申不害强调赏罚分明，而且刻意与君主个人好恶拉开距离。谁有功就赏，谁有过就罚，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他还特别警惕“恩宠泛滥”，认为一旦上层标准模糊，整个官僚系统就会跟着散沙化。配合这一套术治措施，申不害极力主张重农，把农业生产放在国家政策中心，鼓励耕作、限制浮华之风，意在夯实韩国的物质基础。

这些措施施行一段时间后，韩国国内政治秩序确实出现明显好转。史书中有“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这样的记载，反映当时一度出现的相对安定局面。不得不说，在三晋中率先进行大规模法律、行政改革的是魏国，但在魏国之外，韩国的申不害变法也绝对算得上战国早期较为有系统的一次尝试。

然而，韩非后来评申不害，说他“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术精而法疏”。这句话有几层意思。申不害太重视君主操纵臣下的手段，而不够彻底地在社会基层推行系统性的法制变革。他规范的是官僚系统，而不是士兵、农民、平民的行为准则；他强化的是君权，而不是整体国家机器的重构。

对比同一时期的商鞅变法，会发现差距非常明显。商鞅改革军功爵制，废井田、开阡陌，彻底打破旧贵族的特权结构，把兵农直接绑定到秦国的战功与土地分配上，推动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而申不害，更多停留在“上层术”的层面。韩国的贵族、宗室势力并没有被大规模削弱，土地制度、军功制度也没有彻底重塑，这就注定了变法成效有限。

还有一层风险更隐蔽。术治本身极依赖执政者水平。君主若能分辨忠佞，知人善任，术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行政效率；君主若偏听偏信，术就容易变形为互相猜忌、互相陷害的工具。一旦君臣之间缺乏基本信任，术治很快演变成宫廷权谋的温床。

申不害在世时，韩昭侯尚能驾驭这套体系，韩国因此走过一段相对安稳的阶段。申不害去世之后，这套“术”却被无限放大，朝堂上充斥着内斗、排挤、树敌。不同派系头脑里，想的往往不是如何抵御强秦，而是如何通过操弄名实、操纵言辞，巩固自己在朝中的位置。

从这一点看，申不害变法确实为韩国争取了一段宝贵时间，但并没有从根子上解决韩国“外患逼近、内力不足”的问题。治标不治本，这个结论，看起来有些残酷，却很难回避。

四、五国相王与权术内耗：从自封为王到走向衰亡

公元前334年，齐、魏在徐州会盟，互称为王，原先只有周王才能使用的称号，此时开始向强国开放。紧接着，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自称为王。诸侯之间的名分格局，在短短十年间发生剧烈变化。面对这种局面，魏国又主动组织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动作。

公元前324年，魏国联合韩国、赵国、燕国和中山国五家，互相承认对方为王，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五国相王”。韩君也在这一年正式以“王”自居。表面看来，韩国的地位抬升了，名义上从诸侯升级为“王者之一”。但从实力对比看，这种“升格”其实有点虚高。

此时的韩国，虽然拿下郑地、坐镇新郑，经济条件比初立国时好了不少，但军事实力仍然弱于秦、楚、齐、魏这些一线强国。在五国中，它更像一个随声附和的小兄弟。称王带来的更多是虚荣，并没有实质性解决安全困境。

与此同时，内部问题越积越重。申不害之后，术治思维仍然在韩国高层发酵，却缺少制度性的“法治”做底。韩王喜欢用互相不对付的臣子，让他们彼此牵制；权臣之间互相挖坑，君臣之间互相试探。短期看，这种做法似乎有利于防止某个权臣独大；从长远看，却耗尽了一个本就不算强大的国家的政治精力。

《韩非子》中提到韩国权臣公叔的一桩事例，很能说明问题。为了稳固相位，公叔竟然暗中和齐国勾连，希望齐军入侵韩国、威胁韩王，从而让韩王离不开自己。故事的细节当然难免有夸张成分，但这种“宁可引外敌，也要保个人权位”的心态，并非完全不可能。至少说明，韩国的政治气氛已经毒化到相当程度。

宗室势力过大，是另一个长期困扰韩国的顽疾。大量宗室贵族占据要害职位，却没有相应能力，彼此还习惯以血缘论资排辈。优秀寒门之士很难进入决策层，能人即使被启用，也容易在派系斗争中被边缘化。申不害没有彻底触动这一块根基，后世国君也缺乏足够决心去动刀子。

战国中后期，各国接连出现改革浪潮。赵国推行胡服骑射，军制发生大变；秦国在商鞅之后，又有惠文王、昭襄王几代持续推进变法成果；齐国则在田氏代齐之后重整政权。相比之下，韩国缺少第二轮、第三轮持续升级的改革。申不害变法之后，没有形成后续接力。时间久了，早期改革的红利被内部耗损和外部压力不断吞噬。

更麻烦的是，韩国对外策略摇摆不定。合纵连横的时代，各国试图通过“合纵抗秦”来遏制秦国东进势头。韩国地处秦东出关中的必经之地，是天然的缓冲带。本来，若能下决心与东方诸国一道结成稳定阵线，至少能为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

但韩国与秦国接壤，既怕秦军压境，又想从秦、魏、楚之间权衡得利。每逢外面掀起合纵抗秦的风潮，韩国往往先点头，然后在秦国施压时选择退出，甚至倒向秦国一边。久而久之，在列国眼中，它成了最不可靠的合纵成员。韩国本来就弱，再加上这种“首鼠两端”的名声，更难获得持久支持。

试想一下，在一次又一次的外交反复中，被秦国蚕食几块土地，被魏国教训几次，内部还要处理贵族争权、权臣互斗。韩国的国力一点点消耗，看上去好像没有爆发特别惨烈的大败仗，但实际却是在不断失血。

公元前233年，韩王安被迫向秦国称臣。两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31年，韩国将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南阳地交给秦国，秦国派内史腾为南阳假守，开始在韩地内部架设行政触角。南阳一失，韩国几乎等于把自己的“命门”交到了对手手里。

到了公元前230年，秦国正式发动灭韩之战。秦军兵锋所指，韩地无险可凭，韩王安被俘，韩国灭亡，秦在原韩地设置颍川郡。这是秦统一战争中第一个被灭的战国诸侯国。站在当时的形势看，这一步并不意外：地理上挡在秦东进的正前方，国力上又是诸侯中最弱的一环，韩国很自然就成了“试刀”对象。

从六卿小臣到分晋为国，从灭郑迁都到五国相王，韩国的轨迹看似曲折，其实始终绕不开两个字：借势。早年借赵氏，后期借魏国，再往后想借秦国一时之力换一线喘息。可在强者之间反复试探、反复倒向，终究要付出代价。秦国统一的第一刀，最终还是落在了这个一度自称为“王”的小国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