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说：虎狼之年

城西机械厂家属院里，李清秀站在四楼阳台上晾衣服。阳台栏杆上爬满了铁锈，她用抹布擦了好几遍才敢把白衬衫搭上去。三月的风带着工业区特有的铁锈和煤灰味儿，扑在她脸上。她抬头望了望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口倒扣的铁锅。

楼下几个退休老工人正在下象棋，声音忽高忽低地飘上来：

“将军！”

“别急，看我马后炮...”

“老李头，你这棋下得跟你当年在车间一样，死板！”

李清秀听出其中一个是她父亲李师傅的声音，心里一阵烦闷。她把最后一件衣服甩在晾衣绳上，转身进了屋。

厨房里，丈夫王建国正对着水龙头大口喝水，喉结上下滚动。他刚从厂里回来，工装袖子上沾着黑色油渍。李清秀盯着那油渍看了几秒，张了张嘴，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结婚十六年，她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时候该闭嘴。

“今晚吃什么？”王建国抹了把嘴。

“红烧茄子，青椒肉丝，米饭。”李清秀机械地回答，转身从冰箱里取出茄子。

“又是茄子。”王建国嘟囔一句，把工装脱下来扔在椅子上，“对了，车间主任说要裁员，可能咱俩有一个得内退。”

李清秀的手停在半空中：“什么时候的事？”

“就今天开会说的。”王建国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效益不好，养不起这么多人了。”

电视里正在播本地新闻，女主播字正腔圆地报道着国企改革的进展。王建国调到体育频道，看起足球比赛。李清秀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丈夫后脑勺上日益稀疏的头发，忽然觉得这个人陌生得像邻居家的远房亲戚。

她今年三十八，按照厂里女工的说法，正是“虎狼之年”。可李清秀觉得自己更像一只被圈养太久的老猫，早就忘了怎么捕猎。年轻时她也曾有过梦想——不是当作家或艺术家那种奢侈的梦想，而是简单的：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不是厂里分的；有一台全自动洗衣机；周末能带孩子去公园而不是只能在厂区转悠。

如今这些梦想有的实现了，有的没有，但都蒙上了一层灰。

“妈，我回来了！”儿子王小军推门进来，书包往地上一扔就冲进自己房间。

“作业写完了吗？”李清秀问。

“在学校写完了。”房间里传来游戏机的声音。

李清秀叹了口气，继续切茄子。刀在砧板上发出有节奏的“咚咚”声，像心跳，又像倒计时。

晚饭时，三个人围坐在小方桌旁。王小军边吃边讲学校里的趣事，王建国偶尔插两句，李清秀只是静静地听着。她的目光在丈夫和儿子之间游移，忽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家就像空气——人人都需要，但没人注意到存在。

“妈，我们班张浩的妈妈离婚了。”王小军突然说。

“吃饭别说话。”王建国皱眉。

“真的，张浩说他妈找了一个开饭店的，可有钱了。”

李清秀的手抖了一下，筷子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捡，在桌子底下多待了几秒。桌腿有些摇晃，她想起结婚时这套家具是王建国亲手打的，当时觉得能用一辈子。现在才十六年，就已经开始晃了。

“厂里的裁员名单月底出来。”王建国扒拉完最后一口饭，“估计咱俩得走一个。你工龄短，可能要吃亏。”

李清秀直起身，把筷子放在桌上：“我工龄比你短五年，但我是技术岗。”

“技术岗怎么了？现在谁还看技术？”王建国点燃一支烟，“要我说，你就申请内退算了，反正小军也快上高中了，家里需要人照顾。”

需要人照顾。李清秀在心里重复这句话。她照顾了这个家十六年，现在还要照顾丈夫的面子——让他留在厂里，自己回家继续当“需要照顾”的人。

“我考虑考虑。”她说。

夜里，李清秀躺在床上睡不着。王建国在旁边打鼾，声音时高时低，像台老旧的发动机。月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划出一道苍白的线。她忽然想起二十岁那年，第一次跟王建国约会，是在厂区后面的小河边。那时的王建国还会背诗，虽然背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种，但总归是诗。

现在他们之间的话比厂里的生产报表还枯燥。

第二天上班，李清秀特意早到半小时。她工作的数控车间在厂区最里面，机器嗡嗡作响，空气里弥漫着金属和机油的味道。几个女工围在一起聊天，看到她来，声音低了下去。

“清秀来了。”

“早啊。”

李清秀点点头，换上工装。她喜欢这套深蓝色的工装，它像铠甲，穿上就成了另一个李清秀——技术员李清秀，不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

“听说了吗？裁员的事。”同事刘姐凑过来，压低声音，“我听说内退的有补偿，按工龄算。”

“你也想退？”李清秀检查着机器参数，头也不抬。

“我都四十五了，不退等着被赶啊？”刘姐撇撇嘴，“倒是你，还年轻，退了可惜。”

年轻？三十八岁在厂里已经不算年轻了。流水线上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小姑娘，学新技术快，干活不喊累。李清秀想起自己刚进厂时也是这样，现在却常觉得腰酸背痛，晚上要贴膏药才能睡着。

车间主任老张走过来，手里拿着文件夹。女工们立刻散开，各回各位。

“李清秀，来一下。”老张说。

办公室里，老张让李清秀坐下，自己点了支烟：“建国跟你说了吧？裁员的事。”

李清秀点头。

“厂里决定，每个双职工家庭必须有一个内退。”老张吐出一口烟，“你们家，你看...”

“按规矩办吧。”李清秀说，“谁工龄短谁退，我理解。”

老张没想到她这么干脆，愣了一下：“其实...建国跟我提过，说你身体不太好，想主动申请。”

李清秀感觉血往头上涌。王建国居然已经替她做了决定，连商量都没有。

“我身体很好。”她一字一句地说，“上个月体检全部正常。”

“那...那你们再商量商量。”老张有些尴尬，“月底前给我答复。”

从办公室出来，李清秀直接去了女厕所。她关上门，背靠着冰冷的瓷砖墙，深呼吸。镜子里的人眼圈发红，嘴角因为紧抿而向下撇着。她凑近镜子，仔细观察自己的脸：眼角有了细纹，皮肤不再紧致，但眼睛还是亮的——那是种不甘心的光。

下午，李清秀请假提前下班。她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市中心的图书馆。这是她多年前养成的习惯，心情不好时就来看书。不过自从结婚生子，这个习惯已经荒废很久了。

图书馆还是老样子，安静得能听见翻书的声音。她在文学区漫无目的地走着，手指划过书脊。《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都是写女人的书，都是悲剧。她抽出一本《围城》，随便翻开一页，正好看到那句：“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她忽然想笑。何止婚姻，整个生活都是围城。工厂是围城，家庭是围城，连这具三十八岁的身体也是围城——里面关着一个想冲出去的李清秀。

“李姐？”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李清秀回头，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瘦高男人，觉得眼熟却一时想不起名字。

“我是赵文斌，厂办宣传科的。”男人推了推眼镜，“以前找你做过技术采访，记得吗？”

李清秀想起来了。三年前厂里引进新设备，赵文斌来写过报道。当时他还很腼腆，问问题时会脸红。

“记得。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查资料，写一篇关于国企改革的文章。”赵文斌打量着她，“李姐，你看起来...不太好。”

“是吗？”李清秀下意识摸了摸脸。

“要不要去楼下咖啡厅坐坐？我请你。”

咖啡厅是新建的，开在图书馆一层。李清秀很少来这种地方，局促地坐在靠窗的位置。赵文斌点了两杯拿铁，熟练地加糖加奶。

“李姐还在数控车间？”

“嗯，可能快不在了。”李清秀苦笑，“厂里裁员，双职工得走一个。”

赵文斌沉默了一会儿：“我听说了一些。其实...我有个朋友在开发区的外企，正在招有经验的技术员，待遇比厂里好得多。”

李清秀的心跳漏了一拍：“外企？我都三十八了...”

“经验比年龄重要。”赵文斌从包里拿出名片，“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联系他。”

李清秀接过名片，手指微微发抖。外企，开发区，这些词离她的生活太远了，远得像另一个世界。

“为什么帮我？”她问。

赵文斌笑了笑：“三年前采访你时，你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你说‘机器不会骗人，参数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清清楚楚’。我觉得...你是个活得清清楚楚的人。”

清清楚楚？李清秀在心里重复这个词。她的生活哪里清楚了？糊里糊涂结婚，糊里糊涂生孩子，糊里糊涂过了十六年，现在又要糊里糊涂地内退。

离开图书馆时天已经黑了。李清秀没有坐公交车，而是慢慢走回家。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刚抽出新芽，在路灯下泛着嫩绿的光。她想起赵文斌的话，想起那张名片，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松动。

回到家，王建国正在看电视，见她回来，皱了皱眉：“怎么这么晚？”

“去图书馆了。”

“图书馆？”王建国像是听到什么稀奇事，“你多少年没去图书馆了。”

“今天想去了。”李清秀换鞋，发现鞋柜最里面那双红色高跟鞋落满了灰。那是结婚时买的，只穿过一次。

晚饭后，王小军回房间写作业，王建国继续看电视。李清秀洗好碗，擦干手，走到客厅。

“我想跟你谈谈。”她说。

王建国眼睛没离开电视：“谈什么？”

“关于内退的事。”李清秀在他对面坐下，“我不想退。”

王建国终于转过头：“不退？那谁退？我？”

“可以公平竞争。”李清秀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平静，“看厂里留谁。或者...我可以去别的地方工作。”

“别的地方？你能去哪？”王建国笑了，是那种居高临下的笑，“清秀，别闹了。你都三十八了，除了厂里，谁还要你？”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打在李清秀脸上。她盯着丈夫，忽然看清了很多以前没看清的东西：他眼角的皱纹不只是岁月留下的，还有常年对生活妥协的痕迹；他的笑容不是幽默，而是对不如自己的人的怜悯；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不是为了这个家，而是为了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权威。

“赵文斌给我介绍了一个外企的工作。”她听见自己说。

王建国的笑容僵住了：“赵文斌？宣传科那个小白脸？你什么时候跟他联系上的？”

“今天在图书馆遇到的。”

“呵，真巧。”王建国掐灭烟头，“李清秀，我告诉你，别做梦了。外企是那么好进的？人家耍你呢！再说了，你走了，家里怎么办？小军怎么办？”

“小军十五岁了，不是五岁。”李清秀站起来，“这个家十六年都是我在照顾，我累了。”

“你累？我就不累？”王建国也站起来，声音提高，“我每天在车间累死累活，回来还要听你这些疯话？李清秀，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还折腾什么？”

多大岁数。虎狼之年。李清秀忽然想起厂里那些女工的窃窃私语。她们说“虎狼之年”时总带着暧昧的笑，仿佛这个年纪的女人只剩下一种欲望。但她们不知道，真正的欲望不是对男人，而是对生活——还想扑上去撕咬、争夺、活得像个人的欲望。

“我要试试。”她说，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

王建国盯着她看了很久，最后摆摆手：“随你便。但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丢了厂里的工作又没进外企，别回来哭。”

那一夜，李清秀睡在了客厅沙发上。她抱着膝盖看窗外，城市的灯光彻夜不灭。凌晨三点，她悄悄起身，从衣柜最深处翻出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结婚前的照片、日记，还有一张技工学校的优秀毕业生证书。证书已经泛黄，但上面的字依然清晰：李清秀同学，成绩优异，特发此证。

她抚摸着证书，想起十八岁的自己站在领奖台上的样子。那时她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像一本刚刚打开的书。

月底，裁员名单公布。李清秀和王建国的名字都在上面，但后面标注着：技术考核优胜者留用。

考核定在下周一。

周末，李清秀去了开发区。按照名片上的地址，她找到那家外企。玻璃幕墙的大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门口进出的人都穿着得体，步履匆匆。她在对面马路站了半小时，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去。

面试比她想象中顺利。技术主管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看了她的简历和作品集，问了一些专业问题。李清秀一一回答，有些紧张，但思路清晰。

“你离开学校后一直在国企？”女主管问。

“是的。”

“为什么想改变？”

李清秀想了想：“机器用久了会生锈，人也是。我想...给自己上个油。”

女主管笑了：“很有意思的比喻。我们周五前会通知结果。”

从大楼出来，李清秀觉得阳光格外刺眼。她眯起眼睛，看见自己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个陌生人的影子。

周一的技术考核，李清秀和王建国分在不同的组。考核内容是操作新进口的数控机床完成复杂零件加工。这是李清秀的强项，她上个月刚参加过培训。

车间里挤满了人，都是来看热闹的。双职工夫妻竞争同一个岗位，这在厂里还是头一遭。

王建国先考。他操作熟练，但到一个关键参数时犹豫了几秒。就是这几秒，导致零件精度差了0.01毫米。

轮到李清秀。她深吸一口气，戴上手套。机器启动的声音像某种宣言。她的手很稳，眼睛盯着显示屏，输入参数，调整刀具，一气呵成。当成品出来时，测量员大声报数：“完全符合标准！”

人群中响起掌声。王建国的脸白了又红，红了又白。

考核结果当场公布：李清秀留用，王建国内退。

散场时，王建国走到她面前，眼神复杂：“你早就准备好了，是不是？”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李清秀说。

“该做的...”王建国重复这三个字，忽然笑了，笑得很苍凉，“李清秀，你变了。”

“也许是醒了。”她说。

那天晚上，王建国搬去了厂里的临时宿舍。他说需要静一静。王小军躲在房间里没出来，晚饭也没吃。李清秀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墙上的全家福。照片是五年前拍的，三个人都在笑，但笑容都有些勉强。

周五，外企的通知来了：她被录用了，下个月入职。

李清秀拿着电话，手在抖。电话那头的女主管说：“李女士，欢迎加入。顺便说一句，我们公司不论资排辈，只看能力。你的技术总监是个四十二岁的女性，希望这能给你一些信心。”

挂掉电话，李清秀走到阳台。黄昏时分，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远处的烟囱冒着白烟，像一个个感叹号。楼下下棋的老人已经散了，棋盘还摆在石桌上，棋子零落。

她想起十六年前结婚那天，也是这样的黄昏。她穿着红色旗袍，王建国穿着借来的西装，两人在厂食堂办了十桌酒席。大家都说他们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当时她觉得幸福就是有一个家，一个丈夫，一个孩子。现在她有了这些，却失去了自己。

不，不是失去，是暂时寄存。现在她要取回来了。

厨房里飘出红烧茄子的香味——这是她给自己做的晚饭。一个人吃，想放多少辣椒就放多少，不用迁就任何人的口味。她盛了满满一碗饭，坐在餐桌前，慢慢吃起来。

突然，门开了。王小军背着书包站在门口，眼睛红红的。

“妈，爸说你不要我们了。”男孩的声音带着哭腔。

李清秀放下碗，走过去抱住儿子。他的个子已经快赶上她了，肩膀却很单薄。

“我要你们。”她轻声说，“但我也要我自己。”

王小军似懂非懂地看着她。李清秀摸摸他的头：“去洗手吃饭吧，做了你爱吃的茄子。”

晚上，李清秀给王建国发了条短信：“周末回家一趟，我们需要谈谈。不是谈谁对谁错，是谈以后怎么过。”

没有回复。但她知道他会回来，就像她知道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一样。

夜深了，李清秀翻开那本从图书馆借来的《围城》，在最后一页看到用铅笔写的一行小字：“出城的路不止一条，关键是你敢不敢走。”

她拿起橡皮，小心地擦掉那行字，然后在旁边写上：“我敢。”

窗外，一只夜鸟飞过，翅膀划破寂静。城市的灯光渐次熄灭，但总有几盏亮着，为那些还在寻找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