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贻能临终前周恩来不知情，反复问儿媳：我儿子怎么不来看我？

1942年8月的山城夜雨飘个不停，红岩村的吊脚楼里灯火微暗，老人的咳声在院落间回荡。周贻能七十七岁，长年奔波留下的旧疾此时接连发作，他却仍握着唐诗选本细细背诵。和书页一起翻动的，是三十多年未曾停歇的思儿心绪。

追溯到清光绪二十九年，周贻能在江苏高邮任师爷，当时的月饷不足十两。就在那一年，妻子万冬儿病逝，他为凑一口楠木棺材典掉驸马巷两间房。有人感叹他“过于迂直”，可在老人心里，给妻子体面远比家产重要，这份执拗也正是后来支撑他四处谋生的底气。

从此，绍兴、铁岭、齐齐哈尔、奉天……他像候鸟一般迁徙。幕僚、书吏、家庭教师，职位虽小却不敢懈怠。每换一个地方，他都会留意当地报纸，只为从密密麻麻的铅字中捕捉“周恩来”三个字。有时候只是简短一行，他也要反复诵读。有人笑他老眼昏花，他却回答：“字是看得见的，心里也要记。”

1910年冬，十三岁的周恩来第一次北上，父子短暂团圆。少年回忆说，那顿豆腐干配咸菜的晚饭，是他求学生涯最香的一餐。可惜日出未久，周贻能又被衙门征调，只得抚摸着儿子的肩膀说：“你要读书，为自己，也为咱穷人。”这一幕，在周恩来脑海里盘桓了半个世纪。

进入二十年代，儿子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密查名单。辽宁《盛京时报》登出悬赏布告：缉拿“赤匪”周恩来，赏银五千元。周贻能拿着报纸，手抖得厉害，却把消息深锁胸口。他仍旧相信：娃儿自己有分寸，“宁可担心，也不劝他回头”。

1937年秋，国破山河在，汉口灯火明。八路军办事处门口，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踏入厅堂，他低声对勤务员说：“我是周贻能，来看小来。”当晚周恩来提前退席，一路小跑赶回寓所。院门推开的那一刻，父子相对无言，只是紧紧握手良久，泪珠在灯影里闪亮。

抗战最艰苦的重庆岁月，周贻能被接到红岩。白天他守着仓库打扫院子，夜里在儿子书桌旁静坐。周恩来伏案批阅电报，偶尔抬头见父亲昏黄灯光下的侧影，心头酸胀。可公事如山，他只能把关切写进便条，托同志递给老人：“爹爹天凉加衣，酒要少喝。”这一行字后来被周贻能折好，藏进贴身荷包。

1942年11月6日，周贻能高烧入院。邓颖超守在病榻前，老人断续呢喃：“小来怎不来？”短短一句，却一连问了三次。邓颖超不忍撒谎，也不敢实说——此时周恩来正在医院输液，肺部旧伤复发。同房护士悄悄告诉她：“首长体温四十度，还坚持批文件。”

病床上的老人日渐消瘦，仍惦记着儿子的生日问候和那碗寿面。邓颖超终于写信告急：“爹病势沉重，望速筹措施。”信件经特务连夜送往医院。可天意难测，11月10日拂晓，周贻能气息微弱，最后一句话依旧是：“我儿子……怎么还不来？”话音未落，手中的枯笔滑落，墨迹斑斑。

信使在途中偶遇周恩来。彼时的周恩来正穿着单薄病号服，步履艰难走向病房外的走廊透气。一见加急封，他撕开匆匆扫过，面色倏然惨白。顾不上医嘱，也顾不得脚下无力，他扶墙而行直奔红岩。山城的石阶湿滑，他几乎是踉跄而上；帽檐滴水，目光却比雨夜更沉。

赶到灵前，垂花灯已熄半盏。周恩来跪倒，不发一语，只听得哽咽回荡。守灵至天明，他拿起毛笔，在讣告稿纸上写下“痛失家严，悲痛至极”八字。那是他少有的情感外露，也是一个七尺男儿对父爱的迟到回礼。

两日后，《新华日报》刊发讣告，重庆城里各界同人纷至吊唁。毛泽东自延安复电慰勉：“望保重，节哀。”电文不长，却足见战友间的深情。人们私下里议论：在烽火不断的年代，能为父亲公开发讣告者，仅此一人。

回到延安后，周恩来把父亲的遗照小心放进皮夹，与几枚早年的马蹄形铜钱并列。那是他少年乞学时父亲偷偷塞进衣袋的路费，如今锈迹斑斑，却分量沉重。每当披星戴月处理公事，他会摸一摸那几个铜钱，仿佛又听见父亲一句低低的“好好读书”。

有意思的是，1964年家中聚会，已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忽然提起往事，说：“我对父亲是同情的，他这辈子没挣过三十块钱月饷，却做了不少好事。”话音平静，好似闲谈，唯有那一声“同情”，足见心底的歉疚与敬意。

岁月流逝，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身后遗物寥寥无几。警卫员整理时，发现那只陈旧皮夹仍随身带着，夹层里安放的，正是“爹爹遗像”。照片有些泛黄，背后歪斜写着四个小字，笔划干净，一如当年的少年书生：爹爹遗像。那是他对父亲最后的守护，也是半生牵挂的落点。

从贫寒书吏到总理身旁的座上亲人，周贻能用无条件的信任、用无法复制的坚守，为儿子撑起精神的一隅天幕。倘若世人问周恩来何以能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份跨越三十余年的父子深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