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的苏北,春天来得稍迟。风里还裹着去年的寒气,刮过光秃秃的田埂,扬起一阵黄土。地里刚冒头的麦苗,稀稀拉拉的,看着就让人心里发紧。
这年头,日子比这天气还冷——日本人占了县城,伪军三天两头下来“清乡”,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侍洼子村西头有处土坯房,主人叫朱士红,村里人都知道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但只有他媳妇王秀英知道,自家男人的另外一层隐秘身份——秘密交通员。
这天后晌,朱士红从地里回来,脸色有些沉。他蹲在门槛上抽了袋旱烟,烟雾缭绕里,低声对正在纳鞋底的秀英说:“上头来了命令,得去趟韩山。”
秀英手里的针线停了一瞬,又继续穿梭。“啥时候走?”
“明儿一早。”朱士红磕了磕烟锅,“取个急信,说是鬼子伪军最近要有大动作,‘扫荡’的情报。”
秀英“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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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静下来,只听见灶膛里柴火轻微的噼啪声。
此番前去,危险非常,两人心里都明白。韩山离这儿四十多里地,途中要过两道关卡。交通站虽然隐秘,却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地方,这半年,已经有两处联络点被敌人给端了,地下工作,危险无时无刻不在,但再危险革命还是要干下去。
第二天天蒙蒙亮,两人就上了路。
朱士红穿着打补丁的灰布袄,肩上搭着个褡裢,像是去赶集。秀英挎着个竹篮,里面盖着块蓝布,露出几棵蔫了的青菜和十来个鸡蛋——这是伪装,万一碰上盘查,说是去走亲戚、卖点土货。
路不好走。
为了避开大路和岗哨,他们专挑田埂和小道。春寒料峭,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秀英把围巾裹紧了些,看着丈夫走在前面微微佝偻的背影,心里沉甸甸的。她知道,每次出门,都可能是最后一回。
晌午过后,两人终于摸到了韩山脚下那个叫“柳树沟”的小镇上。
交通站设在镇东头一个独门独院里,主人是个姓李的老木匠,也是自己人。按照约定,如果安全,门前台阶旁应该摆着三块拳头大小的青石头;如果情况有变,石头会被拿走。但窗台上会留个后手——如果情报还在,会放一根新鲜的柳树枝。
离院子还有百十步远,朱士红就放缓了脚步,眼睛像鹰一样扫视着四周。镇子上虽然依旧人来人往,但交通站门口却有些异样,有几个人在院门口晃荡着。
朱士红示意秀英在路边一棵老槐树后等着,自己装作系鞋带,蹲下身,目光却牢牢锁住院门。
三块石头,不见了。
朱士红心里“咯噔”一下,后背瞬间沁出一层冷汗。
交通站出事了!老李怎么样了?情报还在吗?他强迫自己冷静,视线缓缓上移,落在窗台上。
一抹嫩绿,刺进了他的眼睛。
是柳枝!拇指粗细,带着鹅黄的芽苞,斜靠在窗棂边。
情报还在!
希望像颗火种,猛地在他胸腔里燃起,但随即被更大的警惕压住。敌人可能破坏了这里,抓了人,但没发现藏情报的地方?还是说,这是个陷阱?
窗台上那根柳枝,会不会是敌人故意放的,就等着人来上钩?
时间不等人。
这份关于“扫荡”的情报,关系到好几个区乡亲的性命,关系到游击队的生死存亡。
必须拿到!
朱士红迅速观察四周。院子静悄悄的,门虚掩着。他深吸一口气,装作路过,自然地走到外院墙根,随后蹲下身子,像是整理裤脚。目光迅速掠过墙角的杂物堆、柴火垛,最后落在墙外不远处的那盘废弃的石磨上。
石磨半截埋在土里,磨眼黑洞洞的。老李上次交接时提过一句:“最危险的地方,有时候最安稳。”
朱士红心跳如鼓。
他站起身,拍拍土,自然地走向石磨处,趁着门口几个可疑之人不注意之际,朱士红快速蹲下身,手迅速伸进冰冷的磨眼。里面满是灰尘和枯叶。他急促摸索着,指尖忽然触到一个油纸包。硬硬的,不大。
朱士红一把攥住,迅速抽出来塞进怀里,整个过程不到三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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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里的油纸包像块烙铁,烫得他心口发慌。朱士红不敢停留,立刻起身,快步朝秀英等待的方向走去。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耳朵竖着,捕捉着任何一丝风吹草动。
刚走出不到四十米,绕过一处土坡,朱士红的脚步僵住了。
迎面,一队伪军正晃晃悠悠地走过来!大约七八个人,穿着黄不拉叽的军装,枪斜挎在肩上,嘴里骂骂咧咧,显然是巡逻路过。为首的个子矮小,尖嘴猴腮,正四处张望。
避不开了!
土坡这边地势开阔,无处可藏。转身跑更会引起怀疑。电光石火间,朱士红做出了决定。
他非但没停,反而加快脚步,朝着秀英迎面走去,眼神却不看王秀英半分。秀英正担心,忽见丈夫快步走来,不远处就是伪军,瞬间明白了处境。她心提到了嗓子眼,却强作镇定,提着篮子也往前走。
两人迅速接近。
就在擦肩而过的一刹那,朱士红“哎哟”一声,仿佛脚下绊了一下,肩膀“不小心”撞在秀英的胳膊上。
竹篮脱手,“啪”地掉在地上。鸡蛋碎了,菜叶子撒了一地。
“你这人怎么走路……”秀英佯装恼怒,弯腰去捡。就在这一俯身的瞬间,朱士红的手极快地从怀里掏出那个还带着体温的油纸包,借着拾起一把青菜的掩护,稳稳地塞进了秀英的篮子底层。两人的动作流畅自然,仿佛真是意外碰撞后的忙乱。
“对不住,对不住。”朱士红连声道歉,眼神却坚定地看了秀英一眼。
那一眼,包含了所有的嘱托:快走,送出去!
秀英的手碰到那个油纸包,指尖一颤。她没抬头,迅速用烂菜叶盖好,拎起篮子,嘴里还在数落:“毛手毛脚的,这几个蛋白攒了……”她看也没看丈夫,低着头,转身就朝来的小路快步走去,心几乎要跳出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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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士红则拍了拍身上的土,好像没事人一样,继续朝着伪军的方向走。他甚至哼起了不成调的小曲,只是垂在身侧的手,微微有些发抖。
“站住!”
刚和伪军队伍碰上,那个矮个子头目就喝了一声。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在朱士红身上打转,忽然露出恍然和得意的神色。
“哟!这不是朱士红吗?”小个子伪军歪着嘴笑,“怎么,跑到韩山这地界来了?准没好事!弟兄们,把他抓起来!”
几个伪军立刻围了上来,扭住了朱士红的胳膊。
朱士红心里一沉,对方竟然认得自己!但他脸上却露出茫然和惶恐,挣扎着叫屈:“老总,老总,你们认错人了吧?我叫朱士张,朱士红是我哥!我是来韩山找我表亲要账的,他欠我钱好久了……”
“朱士张?”小个子伪军凑近了,狐疑地盯着他,“少糊弄我!我去年在汤涧乡公所见过你!”
“老总,真认错了。我哥是比我出名,你们肯定记混了。”朱士红陪着笑,语气恳切,“要不,你们搜搜?我身上就几个赶集的钱。”
“搜!”小个子一挥手。
伪军们把他从头到脚摸了个遍,褡裢也翻了个底朝天。除了几枚零散的钱币和一块干粮,什么也没有。
小个子皱起眉,显然没找到预想中的“证据”,有些不甘心。“就算你不是朱士红,这年头乱跑也不是好东西!带走,回去细细审!”
朱士红被推搡着,押往据点。他回头望了一眼,秀英的身影早已消失在道路尽头。他心里那块大石头,落了一半。情报送出去了,剩下的,就是自己的骨头够不够硬。
据点里的两天两夜,像是两年那么长。阴湿的牢房,呛人的血腥气,还有伪军和日本宪兵轮番的审问、拷打。
“说!你是不是共产党的交通员?”
“去韩山干什么?”
“联络人是谁?情报在哪?”
鞭子抽下来,火钩烫上来,冷水泼上去。朱士红咬紧牙关,眼前发黑,耳朵嗡嗡响。有那么几个瞬间,他觉得自己真要撑不住了,死了或许就解脱了。可一想到怀里的情报已经不在,想到秀英或许正在某个安全的角落,把那份关乎千百人性命的信息传递出去,想到党组织和乡亲们,一股气就又顶了上来。
他反复就是那几句:“我叫朱士张……来要钱的……什么情报?老总,我真不知道啊……”
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死过去,又被泼醒。但关于党的秘密,关于交通站,关于情报的内容和去向,一个字也没吐露。
另一边,王秀英在撞见伪军、接过情报的那一瞬间,就明白了丈夫的决断。她没有回头,不能回头。挎着沉甸甸的篮子,她绕小路,钻树林,专挑最难走的地方。心跳得像擂鼓,手脚却异常沉稳。她知道自己挎着的不是鸡蛋青菜,是丈夫的命,是无数人的希望。
她绕了远路,多走了一整天,终于在天黑后,将情报安全送到了下一个接头点。交接时,她的手还是冰凉的,只低声对联络员说了一句:“士红……被韩山的伪军抓了。”
联络员是个中年汉子,接过油纸包,重重点头:“放心,组织上想办法。”
几天后,在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和敌工部门的外围施压下,敌人始终没能从朱士红嘴里掏出有价值的东西,又抓不到确凿证据,最终同意由当地保长出面,交了笔“罚款”,将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朱士红保释了出来。
回到家那天,秀英看见丈夫惨白的脸和浑身的伤,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却死死咬着嘴唇没哭出声。朱士红躺在炕上,虚弱地对她笑了笑,第一句话是:“信……送到了?”
秀英用力点头,眼泪终于掉下来:“送到了。上级说,情报非常及时,游击队和乡亲们都提前转移了,鬼子扑了个空。”
朱士红闭上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身上的伤还在疼,心里却是一片滚烫的安宁。
后来,他们夫妻二人因为这次机智勇敢、成功护送重要情报的事迹,受到了上级组织的表彰。表彰状很简单,就是一张毛边纸,盖着红色的印章。朱士红把它仔细收好,没跟任何人炫耀。日子照旧过着,种地、交粮、应付敌人的差役。只是在更深的夜里,他们肩负的任务依然在继续,那根看不见的线,依然连接着生死与希望。
许多年后,有人问起当年的惊险。已经白发苍苍的朱士红总是摆摆手,不愿多谈。只有王秀英有时会望着远处,轻声说一句:“那时候,就知道一件事:他信我,我信他。该谁做的事,就得豁出命去做成。”
春天年年来,柳枝年年绿。
那些藏在石磨眼里、菜篮底下的秘密,那些看似普通的面孔下钢铁般的意志,和那份在寒风中传递的、滚烫的信任,最终汇成了漫山遍野、谁也挡不住的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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