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读：罗元发忆解放西安

引子

＃本文摘自《西安文史资料》第十五辑（1989年5月），作者罗元发，原标题《解放西安》

正文

1949年5月20日，我六军健儿突破清河敌军防线，兵分三路进军西北最大城市——西安。蒋胡匪军狼狈溃逃，各族人民笑逐颜开，纷纷涌上街头迎接亲人解放军。千年古都迎来了第一个春天。

西安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班固在《西都赋》中曾这样写道：“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众流入限，汧涌其西，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地之陕区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也。”据历史记载，自西周、秦、汉到隋、唐、五代，先后有11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陕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了陕北苏区，特别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西安便被国民党中央定为直辖市。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命令他的宠将胡宗南带着几十万大军镇守于此，专门对我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围剿。西安成为西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本营。现在，她终于获得了新生，回到了人民怀抱。

西安的解放，是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彭总指挥下，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打败蒋介石胡宗南集团的胜利标志，是“延安”和“西安”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必然结果。

大军压境

1949年的春天，九州解冻，万象更新。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捷报频传：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歼敌55万。1月15日我军解放工业城市天津，歼敌13万。2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在西北战场上，我西北野战军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从2月20日至3月18日，发动的春季攻势，攻占了铜川、耀县、富平、大荔、朝邑等县城，歼敌7000余人，解放了渭北广大地区。在我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胡宗南集团惊恐万状，害怕摆在西起铜川东到洛河龙阳镇120多里的“一字长蛇阵”被我军分割歼灭，遂一面收缩兵力，向后撤退到泾、渭两河的弧形地带，布置新的防御，准备固守西安；一面将他的西安绥署眷属、物资、机关、学校向秦岭以南的汉中、广元一线转移。胡宗南的如意算盘是把防守重点放在陕、甘南部至宝鸡一带，守西安，可作依托，放弃西安，退有后路，等待时机，可进可退。

春季攻势胜利结束以后，野战军集结在澄城、交道、宜君，白水地区整训，准备发动新的进攻，彻底打败胡宗南，解放大西北。

4月19日，我和徐立清政委奉令到野司驻地平城参加前委扩大会议。由于彭总正在指挥太原战役，由王震同志传达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总结讲话。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要做怜惜毒蛇的农夫，给我们以极大鼓舞和深刻教育。会议期间，传来了南京、太原相继解放的消息，与此同时（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当时，我感到全国形势发展很快，真是瞬息万变，只有加快战斗步伐，才能赶上飞速发展的形势。会议结束的时候，习仲勋同志讲了话，他说：“南京解放震撼着整个国民党反动阵营，有人认为被我们打得焦头烂额的胡宗南集团可能会老实一点，这是天真的想法。从我们长期与他打交道的经验证明，胡宗南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不到黄河不死心。现在他把手中的几个军撤到陇东、泾阳、高陵、临潼，背靠秦岭组成保卫西安的新防线，妄图固守西安，孤注一掷。同时又在秦岭以南准备了退路。狡兔尚有三窟，何况这位四星将军呢！”他轻微一笑继续说，“中央已决定十八、十九兵团由华北入陕。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食。各军先派出一支侦察部队，完全弄清敌情，准备吃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他的讲话使我们深受鼓舞。前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我们立即赶回部队，并在全军传达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掀起了整训练兵热潮。特别是加强了“攻坚”、“巷战”的训练。“打到西安去，活捉胡宗南”已成为全军的战斗口号。通过学习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及野战军政治部发布的《我军城市政策十五条》，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素质和政策水平。

“五一”过后，我和陈海涵参谋长到各团检查整训情况。当我们来到十六师四十六团驻地时，老远就传来一阵嘹亮的歌声：

挺进，挺进！

向大西北挺进！

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同胞在等待我们。

这歌声使人感到特别振奋。团参谋长任书田同志告诉我们，部队练兵的热情很高。他带我们来到二营的练兵场上，这个营正在进行攻城战术训练。进攻的战士像一只只小老虎，跃出堑壕，越过障碍，冲向“敌人固守的城垣”……

训练结束以后，营长向我报告，并请我讲话。操场上几百双眼睛瞅着我，好像在说：“军长，什么时候打西安？”

我首先赞扬大家在训练中不怕苦不怕累、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我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向我们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彭总要求我们做好战斗准备，向西安、向大西北进军，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解放受苦受难的西北各族人民。”“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全场振臂高呼。我接着说，“我们就要向胡宗南的老窝西安进军了，请大家想一想打下西安后我们应该干些什么？”这一问倒把大家给问住了，战士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起来。

我启发大家说：“西安是个大城市，解放它不容易，要流血牺牲；解放后要保卫它、建设它更不容易。所以大家不仅要练好兵，准备消灭敌人，而且要学习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和我军城市政策十五条，准备既当战斗队，又当工作队。”

在检查中，我们看到全军士气高昂，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的成绩都很显著。在完成整训任务的同时，全军指战员还同当地群众一道抢修了白水、郃阳、澄城的公路，筹备了7万石粮食，2万石饲料，为新的战斗做好了一切准备。

5月5日，按照野司的命令，我六军进至贾曲、郃阳、党睦地区，和各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对西安的半包围。

胡宗南逃跑

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西北野战军步步逼近西安，使胡宗南坐卧不宁，惶惶不安。从3月底到5月初的一月之间，他像个一输再输的赌棍，把手中的七个军调来调去，不知道该把这最后的一点赌注押在哪里才好。他明白，一旦这点本钱输光，不仅西安难保，就是逃到台湾也没有立足之地，但他是个输红了眼的赌棍，拱手把自己苦心经营十几年的西安丢给共产党，他哪会甘心！经过冥思苦想，他终于想了个两全之计，命令伪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出面，组织一支地方保安队，既可以作正规部队兵源补充，一旦南撤，又可以留下和解放军对抗。董钊也想趁机给自己搞点实力，于是请来西安地方士绅和知名人士，筹备了一批资金、枪械，公开打出了“陕西省人民自卫指导委员会”的牌子、招兵买马，拼凑了上万人，由他的十七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统一指挥。胡宗南还强迫关中各县人民挖城壕、修堡寨，在西安四周大力构筑城防工事。并让董钊派说客陈固亭去兰州联络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共同阻止解放军西进。

正当胡宗南煞费苦心准备死守西安的时候，又听空军侦察报告说解放军华北兵团要西渡黄河进入陕西。其实这是我军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改编的七个团，由张贤约同志率领向西北运动。胡宗南接到这一情报后，大惊失色，即用电话通知他的一些亲信火速到小雁塔绥署开会。

刚愎自用的胡宗南这一次听从了他的下属们的建议，决定将他的主力撤到秦岭以南地区，把留守西安的任务交给十七军及保安部队，并在宝鸡一线布防，阻击我军南下，伺机反扑关中。

5月17日，天还未亮，胡宗南在六谷庄绥署招待所召开紧急疏散会议。会上胡宗南焦急不安，面如土色。当一些地方人士尚在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侈谈西安帝王之业应该浴血守土时，胡宗南极不耐烦地说：“不要罗嗦了。现在情况有变化，我主力撤出西安才是上策。西北共军已到三原，华北共军已迫潼关，我们暂时转移阵地，这不是逃跑。我们要把共军吸引过来，再来个反包围。”接着他要留守西安的杨德亮不惜一切代价，利用修建的工事和解放军开展巷战，等待他的反扑。

胡宗南的这些鬼话当然骗不了老奸巨猾的杨德亮。所以，他当面给胡宗南慷慨激昂地表示要与西安共存亡。可是，肚子里早打好了溜的算盘。参加六谷庄会议的人士中，有我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靠近我们的进步人士。当晚，地下党就把这一重要情报向我军作了报告。

抢渡渭河

17日晚，我突然接到通知，到野司参加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根据经验，我估计又要打大仗了，心中十分高兴。我和军的其他领导同志立即动身来到了野司驻地杨村。驻在附近的各部队军、师级干部都来了，张宗逊副司令员开门见山地说：“告诉大家一个重要情况，胡宗南要向汉中逃跑了。所以我们开个紧急短会，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和彭总的指示精神，迅速调整一下我军部署。”他指着墙上的一幅大地图又说，“敌人的主力6个军已陆续撤到咸阳、乾县、礼泉、永寿地区，胡宗南决定从宝鸡沿川陕公路入汉中，准备等待时机，联合‘三马’反扑关中；假如失败了就经四川撤到云南。因此，我们必须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向西追击歼敌主力，同时解放西安。经研究决定一、二、四军立即出发向西截击敌人，六军向西安挺进，三军为预备队。”张副司令员最后问我：“罗元发同志，把解放西安的任务交给你们军，有困难吗？”我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野司政治部甘泗淇主任补充说：“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希望你们特别注意，就是要认真学习城市政策。军队不但是个战斗队，而且是个工作队。”他接着询问了我们军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他满意地点点头嘱咐说：“西安是个大城市，搞好城市政策是关键；要教育部队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群众工作。野司政治部张德生副主任和范明同志对陕西地下党情况很熟悉，会后你们好好谈谈。进城以后要及时和地下党取得联系。”

会议结束后我们急忙赶回军部驻地澄城。我和军里几位领导同志徐立清政委、张贤约副军长、饶正锡副政委陈海涵参谋长立即开会研究战斗部署。为了不失时机掌握敌情，我们决定派侦察科长王正臣同志带领军侦察部队和十六、十七两个师的侦察部队连夜出发，首先查明咸阳敌人在渭河两岸的兵力和防御布署，选择好渡河地点，利用夜间渡过河，向大王镇、户县方向侦察前进，保障我军渡河后右翼的安全；命令十六师、十七师在18日12点以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18日下午两点出发向咸阳地区挺进。十攻咸阳以东林场，十七师攻咸阳以西五陵。各部队务必于19日拂晓前到达指定地点。

布置完战斗任务已到下半夜，我们谁也没有睡意。说真的，大家的心情都难以平静。西安是胡宗南盘踞了十几年的老窝，野司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我军，谁能不高兴呢！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拉呱开了。回顾两年来我们在彭总指挥下，转战陕北，以2万多人打败胡宗南集团的20多万人的战斗历程；畅谈全国各战场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取得的伟大胜利。谈到整个中国即将获得解放。我不禁想起毛主席在1947年3月我党中央撤出延安时讲的一段话：“少则一年，多则两年，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里。”

进军西安的命令传达以后，全军上下一片欢腾。各部队争分夺秒地进行战斗准备。饲养员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饲料加喂骡马；炊事员在炒菜时总是多加两勺油，让大家吃得更多些。地方的同志派来了担架队和大车，帮助运送粮草、弹药；村干部选了最熟悉情况的乡亲来给部队当向导。各部队都开展了英勇杀敌立功竞赛活动。四十九团二营六连有个战士叫马成贵，本来没有什么文化，却写了一首出色的《枪杆诗》：

不怕苦，不怕难，

不怕挨饿没有饭；

不怕行军路程远，

不怕战斗流血汗；

不怕渡河有艰险，

英勇杀敌做模范；

遵守纪律政策不违犯，

打倒西安活捉胡宗南。

这首《枪杆诗》抒发了指战员们坚决攻取西安的决心。“六不怕”成为部队开展杀敌立功活动的竞赛条件。

18日，我军离开三原县大程镇，向泾河西岸挺进。当晚十七师四十九团和五十团急行军100余里，到达咸阳近郊。这时王正臣同志率领的先头侦察部队，已配合二军等兄弟部队，在咸阳东面的新庄、阎家堡全歼敌90军53师159团及骑2旅4团一部，俘虏敌人1200多人，扫除了进攻咸阳的障碍。咸阳敌人惊慌万状，急忙撤到渭河以南，并拖走了北岸所有船只，炸毁了咸阳大桥，妄图凭借渭河天堑，阻止我军渡河。敌人在逃离咸阳时，还派出一支爆破队，去炸毁咸阳纺织厂。

纺织厂的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护厂队，将工厂大门封锁起来，把敌人的爆破队关在厂外。一位姓张的师傅对大伙说：“机器是我们工人的命根子，决不能叫他们炸毁。如果他们敢冲进来，咱们就和他们拼了。”敌爆破队长气急败坏地喊道：“谁不闪开，老子就给他脑壳上钻个窟窿。”说着下令往里冲。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先头部队一个连赶到，敌人仓皇逃命，炸厂阴谋未能得逞。工人们把解放军迎进厂，他们英勇护厂的斗争精神，给部队以极大鼓舞。

19日下午，各部队先后到达渭河北岸。十六师集结在咸阳东北的李家、羊角寨、新庄一线；十七师集结在咸阳以南的五陵、大寨里、石村、酥家集，抓紧时机，准备抢渡渭河。

渭河是西安西北部天然屏障，咸阳大桥是通向西安的重要孔道。在我军占领咸阳后，敌人撤到渭河东南面又构筑了大批防御工事，配备了炮兵，拼命阻击我军过河。毫无疑问，固守渭河是他们生死攸关的大事；抢渡渭河则是我军解放西安的关键一环。虽然敌人破坏了船只，炸毁了大桥，但这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为此，我们早在出发前，就要求各部队做好徒涉抢渡渭河的准备。当时正是春洪季节，河水一般都在1米以上，为了摸清河水深浅情况，部队一到西岸，各师团就派出小股侦察人员进行试渡，并选好了适于徒涉的地段，各连队也都把水性好的战士组织起来，担任突击任务，叫“先捷登岸组”。

为了确保抢渡一举成功，入夜以后，我们召集各师的主要干部，亲自察看了预定偷渡河段河水深度、河道地形、敌人部署和敌阵地火力配备情况，并听取了各师的抢渡计划，下达了作战命令。决定19日夜间十七师十四团在咸阳以南，十六师四十七团在咸阳以北偷渡过河，然后迂回到守桥敌人两侧，配合五十团全歼据守桥头的敌人，掩护全军渡河以后，兵分两路：十七师主力沿三桥镇向市区攻击前进，十六师从鱼化寨方向攻击前进，相机夺取敌人机场，然后向西安市区进发。

20日拂晓前，徒步偷渡即将开始，掩护渡河的炮兵，在夜幕笼罩下，悄悄进入阵地。我和军的其他几位领导在指挥所里等待着两个担任偷渡先头团的消息。突然，敌人阵地上飞起几颗照明弹，把河水照得通明，紧接着敌人的炮火猛烈地向我渡河部队射来，炮弹在河水中炸开，飞起一股股水柱，我的心情有些沉重，正要查问各部队情况，程悦长师长打来电话向我报告说：四十九团刚刚进到河心，就被敌人发现了，处境十分危险。我当机立断，偷渡不成立即改为强渡，命令各师集中一切火力，掩护渡河部队，一定要保证强渡成功。

霎时，我炮兵开火了，一排排炮弹腾空而起，飞向对岸，隆隆的炮声在敌人阵地上发出天崩地裂的声响，敌人阵地上冒起了滚滚浓烟。我感到心头一阵轻松，在电话中大声喊：“狠狠打，不要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打完电话，走出指挥所，只见我军阵地上火光迸发，各种轻重火器遮天盖地压向敌人，敌堡开了花，敌阵起了火，敌人的炮火成了哑巴。先头渡河部队已迅速前进，突击队员加快了徒涉步伐。

“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渡过渭河就是胜利！”

战士们互相鼓舞着，搀扶着，边还击边向东岸冲去。他们终于胜利地渡过渭河，攻占了敌人阵地。与此同时，十六师四十七团也在大桥北侧强渡成功，占领了预定目标沙梁林。20日3点整，十七师五十团向桥头敌人发起攻击，“先捷登岸组”的马宏勋、永刘白、高文英三位战士，手提冲锋枪，腰里挂着几枚手雷，沿着桥梁向敌人冲去，到了被敌人炸毁的地方，他们毫不犹豫地从一丈多高处，跳入激流中，游向对岸。碰巧岸边是一道陡峭的悬崖，三个战士叠起人梯、爬上峭壁，用手雷炸毁了一个敌堡，歼灭了敌人一个班。当他们冲进另一个敌人掩体工事时，发现了敌人一个炮排。

他们端着冲锋枪冲了过去，高喊着“缴枪不杀”“不投降就打死你们！”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坏了，敌排长慌忙走过来，结结巴巴地说：“我是排长，这都是我排的弟兄，你们要啥给啥。”

马宏勋用枪一点大声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你们一针一线，只要你们缴枪投降，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那我们投降，投降。”敌排长连声说着，转身招呼全排士兵缴械投降。

这时抢渡过河的四十七、四十九团已进到守桥敌人两侧。四十九团四连连长魏书庆带着30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最先登上东岸，插入敌阵纵深，配合主力歼灭了敌48旅一个营；四十六团二连九班班长贺文年，带领全班担任连的前哨搜索任务，冲到敌人一个营指挥所，俘敌虏营、连军官13名，缴获，重机枪各1挺，手枪、步枪14支。

黎明时分，各部队向守敌发起总攻，全歼河防守敌整编第2旅第6团，胜利完成了抢渡渭河的光荣任务。

挺进西安

渡过渭河，十七师、十六师各部队争先恐后追击残敌。四十九团经禹王堡、好汉庙，首先逼近西关；四十六团穿过铁路直插南门。四十八团在四十九团配合下占领了敌飞机场，机场上的几架旧飞机、地勤人员和警戒人员全部做了俘虏。部队正要出发，西安地下党的代表王超北等同志赶到机场，迎接我军。两条战线的会师，分外高兴。王超北同志请伍生荣、于春山、连承先、任书田同志向我们转达了一个紧急情况：胡宗南逃跑前已拟定了一个破坏计划，今天敌人派了一个工兵排，要炸毁发电厂和一些重要工厂。我们得到这一情报后，心里很着急。电厂很重要，必须全力保护，即命令四十六团派一个营跑步赶到电厂，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电厂安全；同时通知各部队注意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如遇到敌人破坏活动，应坚决予以打击，彻底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

十七师五十团渡过渭河后，迅速攻下三桥镇，发现铁路上停着一列火车，一位姓王的老司机听说解放军要进军西安，自告奋勇为我军开车。刘光汉团长听后十分感激，即命令二营和三营上车，将枪炮架在车厢顶上。火车一声长鸣驶出了车站，风驰电掣般向西安开去。车到火烧壁遇到从渭河南岸溃退的一股残敌，老王师傅紧急刹车，战士们迅速跳下火车，冲杀过去，很快歼灭了这股敌人。火车继续向前飞奔，直达西安车站。这时，车站上有几百名敌军士兵，正在抢运物资。五十团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很快占领了车站。接着又夺下北门，部队沿着大街冲到市中心鼓楼，正好和从西门攻入的四十九团会合。原来他们在枣园、大河口与敌48师142团一个加强营相遇，这个营是奉命去增援渭河守敌的。四十九团前卫六连，一个猛冲锋，击溃了敌人。追击中遇到地下党派来的赵和民同志，为了迅速与各部队取得联系，尽快占领敌人要害部门。团长聂凤炎、政委于春山给赵和民同志亲笔写了一个证明，并配备一辆汽车，让他到各部队联系工作。

四十九团攻到西门时，守在城楼的敌西安自卫总队看到解放军到了，急忙报告副总队长闵继骞，闵继骞是地下党安插的人，他下令自卫队停止抵抗，维持好秩序，听候改编。这就使得我先遣部队得以迅速进入市区。

接着四十六团也从南门攻入市区。该团二营奉命保护电厂，营长王维殿同志带领全营战士跑步赶到电厂，在工人护厂队的配合下，全歼敌人工兵排，缴获了大量黄色炸药，挫败了敌人阴谋。

驻守在西安的国民党军队，在我军从四面八方攻入城后，有的被歼灭了，有的缴械投降，有的投诚听编，有的仓皇逃命；国民党嫡系17军大部被歼，残部逃入秦岭山区。这个军的军长、警备司令杨德亮听到解放军已到了西关，便夹着尾巴逃入终南山去了。

当日下午2点，我随同军部进入城内，各族人民群众有的高举小红旗，有的手捧茶水，拥立在街道两旁，欢迎自己的军队。一群学生高呼着口号，向我人民解放军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敬意！战士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不断向欢迎群众挥动着手臂。我的那股兴奋劲更是无法形容的。走着，想着，脑子里像大海一样在翻腾。我们胜利了，古都西安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在我军主力进入西安的时候，军侦察部队和十七师五十一团，奉命向户县方向追击敌人，王正臣同志带领的侦察部队先到达大王镇时，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老百姓送茶送水格外亲切。经了解才知这里是我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同志的故乡。几个青年主动给部队带路，劝降了守卫户县机场的一个保安团。次日上午，我军解放户县。

20日我军完全控制了西安市。为了便于联系，军部设在原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止园。刚刚安置好，西安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超北、唐磊、杨荫东同志和西安自卫副总队长闵继骞前来接头。王超北同志早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北，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政府的合法身份，为我军搜集情报。并在胡宗南组织保安队时，设法安插了一批我地下工作者，控制了部分保安队的指挥权。闵继骞原是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西安办事处主任，早就和我党保持联系，也得到胡宗南的信任，后来担任了西安市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当时我大军向西安挺进，西安即将解放，警备司令杨德亮逃跑之后，自卫队就由他指挥。这对我们进入市区，接管敌伪机关十分有利。

听了他们的情况报告，我们感谢地下党组织为配合我军解放西安做了很多工作，并商定派干部帮助自卫队改编，让他们配合我军维持治安保护好历史文物重点单位和工厂、机关、商店、学校。临别时，我应嘱给闵继骞打了一个收条，收条上写着，收到闵继骞的武器、人员若干。当时，我们都把这当作一个玩笑，谁知这个不成文的条子被闵继骞保存下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审查，这个收条还替他作了证明。

送走了客人，天色已近黄昏。这才觉得有些困倦，肚子也有些饿了，原来整整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了。我要通讯员去搞点吃的来。这时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长范明同志来了。一坐下他就风趣地说：“前天还住在破寒窑，今天就住上公馆啦，真是今非昔比呀！”

徐立清政委笑着说：“在这大城市里，为了联系方便，还非住有名气的地方不可呢！”

范明同志是我党一位老同志，对西安地下党的情况比较熟悉。在我军进军西安当天上午张德生副主任要他立即赶到西安协助我们工作。

范明同志首先转达野司党委的指示：中央已决定组成以贺总为首的军管会，在军管会成立之前，要我们认真搞好城市的恢复工作，范明同志还转达了张德生副主任讲的一个情况：驻在蓝田的自卫队长魏玉山愿率部起义，但蓝田县周围驻有国民党正规军，张德生副主任指示我们派兵配合他们起义。

部队刚刚进入西安，诸事纷扰，百废待举。马上抽出部队有困难，徐立清同志提出派一个人去联系，弄清情况。我们研究决定派十六师联络科长胡天舜同志去蓝田。临行前张德生副主任和徐立清、范明、唐磊等同志进行了周密计划，并亲自给他作了交待。胡天舜同志化装成国民党上尉军需官，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连夜赶到蓝田，经过一场紧张的斗争，终于决定5月23日举行起义。为了确保起义顺利进行，我们命令四十七和四十八团赶往蓝田增援。5月23日，蓝田县获得解放，贺总特地致电祝贺。至此，西安和附近县城全部解放了。

彭总来电

5月20日晚上，我们通过无线电分别向彭总和野司报告了我军攻克西安情况。彭总获悉我军胜利解放西安，非常高兴，来电对我军指战员予以嘉勉。不久，我们和野司接通了电话，野司首长们对我军胜利解放西安很满意，要求我们认真执行城市政策，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和稳定人民生活。首先组建城防司令部，由我任西安市警备司令，负责维持好城市治安。同时密切注意逃入南山敌人的动向。

野司首长在电话中转达彭总的指示说：胡宗南现在后悔得很，感到跑得太快，丢了西安吃了大亏。据报告，他正积极拉马家军准备反扑西安。马家军是一支最封建最反动的军队，又骄横又残暴。彭总说，马家军来了，我们要给他们一点苦头吃。假若胡马匪军联合反攻西安，野战军主力即将从外围给他来个反包围，你们六军要加强西安防御能力，要特别注意胡宗南的动向。加强侦察警戒，掌握敌情，加强部队训练，准备配合野战军主力内外夹攻，横扫马家军于关中平原。

接完电话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任务既艰巨又光荣。按照野司首长的指示，我们召集团以上干部在止园开会，首先制定了尽快恢复城市秩序、维护社会治安的具体措施，并决定举行一次隆重的入城式，以鼓舞全体军民的斗志。会后发布了城防司令部的一号通令。

21日上午，阳光灿烂，春风和煦。我军入城式开始了。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四十九团、五十团和我军直属队指战员，穿着崭新的军装，扛着油光铮亮的武器，在南门外集合，组成三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雄赳赳、气昂昂从南门循序而入，然后转向东门。几十万西安人民纷纷涌上街头，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

入城式结束后，我们的部队文工团、宣传队又走上街头，宣传演出，书写标语，宣讲我党我军政策。散发《晋绥日报》和《解放日报》及“我军城市政策十五条”，扩大了我军影响，稳定了市民情绪，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党城市政策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些工作，对后来改造旧城市，建设新西安的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军指战员进入西安以后，自觉遵守城市政策和部队纪律，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的模范行动，受到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部队进城之后，一时找不到房子，大多数连队宁可露宿在街头，也不擅自进入民房。五十团二营抢渡渭河后，不少战士赤脚追击敌人，脚掌都磨出了血。当他们攻进火车站时，正好车站上堆着几堆鞋子。可是战士们宁可赤脚战斗，没有一个去拿鞋穿。西安刚刚解放，陕北的“边币”不能使用，一切生活用品均由上级配给，部队进入董钊的司令部后，里面到处都是衣物、食品、用品，虽然部队一天一夜都没有吃东西了，却没有一个随便去取。入城后，两个师加强巡逻，各部队都成立了纪律检查小组，负责监督部队执行纪律，解除了工商各界人士的顾虑，促使城市秩序得以很快恢复。这一切给西安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有位大学教授名叫匡厚，感慨地说：“我对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行动，是佩服得无言可喻了！”有两位中医大夫，一位叫沈伯超，一位叫吕寿昌，称誉我军为“仁义之师”。为了支援我军解放大西北，他俩自动馈赠了1000多袋中草药。还有许多学生、教师、市民主动送来慰问信、慰问品，深刻地表达了对人民解放军的爱戴之情。

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在西安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我们在“军管会”尚未成立之前，恢复了城市新秩序。发电厂送了电，面粉厂磨了面，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开课，剧院照常演戏，全市所有澡堂也全部开业。一些国民党时期无法解决的难题，现在都经群众筹办妥了。

5月24日，贺总和贾拓夫等同志来到西安。我们军的几位领导同志和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出去迎接。贺总到后，立即宣布成立西安市军管会。由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贾拓夫任市长。

地方人民政府成立了，我们即主动将缴获敌人的一切物资、汽车等全部移交过去。贺总十分满意地说：“六军不仅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而且是一支非常遵守纪律的部队。”贾拓夫市长也不胜感慨地说：“你们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主动把战场上缴获的物资上交，帮助政府克服困难。全市人民向你们致敬！”

解放西安是我西北野战军发动战略反攻的又一个重大胜利，标志着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以后的胡宗南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手之力，茫茫然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只有哀鸣待毙了。

（原注：作者罗元发，解放西安时，任西北野战军第六军军长，离退休前任国家国防科工委副主任。）

资料来源：

《西安文史资料》第十五辑（198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