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前，监狱看守对两名地下党说：我可以救你们一人出去，救谁？

1935年8月20日，夜色像墨汁一样浓。

贵州省绥靖公署监狱。

在一间潮湿阴冷的牢房里，24岁的林青正盯着一道无解的难题发呆。

他对面站着的是老战友刘茂隆，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都被抓进来了。

而站在牢门口放风的，是刚亮出底牌的“潜伏者”——看守董亮清。

董亮清带来的信儿短得让人心慌，就两层意思：第一，上头处决令下来了，你们俩马上没命；第二，我有路子能救人，但名额只有一个。

这可不是拍电影，是真刀真枪的历史现场。

监狱这地方规矩死板，犯人要去茅房，必须得有看守跟着。

一个萝卜一个坑，一次只能押一个人。

董亮清手里就这一班岗，也就是说，这张通往活路的“门票”，是一次性的。

给谁？

换做普通老百姓，这时候估计得上演一场生离死别的大戏，要么争得头破血流，要么哭着互相推让。

但在林青和刘茂隆这两位资深地下党看来，这事儿跟感情没关系，纯粹是一次关于“革命本钱”的止损核算。

想弄明白这笔账怎么算的，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一个月。

1935年7月，贵州地下党遭遇了毁灭性的“滑铁卢”，也就是后来常说的“七一九事件”。

这祸事的根儿，出在一个不起眼的漏洞上。

那会儿的林青，名头响当当。

他是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还兼着遵义县委书记。

这个省工委可不简单，那是红军长征路上唯一批准成立的省级党组织。

说白了，他就是贵州地下党的“大脑”。

可偏偏再严密的系统也怕出内鬼。

这个内鬼叫李中量。

这家伙被抓后软骨头，立马叛变，成了特务头子陈惕庐手里的钓鱼钩。

陈惕庐做了个局，让李中量出面，喊地下党的同志去家里“碰头”。

这其实是个要命的信号。

干这行的都有个铁律，在那这种没预警的情况下，去私人住宅搞聚会，那是大忌。

可惜大伙儿当时没多想。

林青那天算运气好，下乡办事回城晚了。

谁知他回城后两眼一抹黑，不知道出事了，还是去了李中量家，这下好了，自投罗网。

一夜功夫，贵州地下党的两根顶梁柱——书记林青、委员刘茂隆，全折进去了。

这对特务头子陈惕庐和警备司令郭思演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敌人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这两人手里攥着贵州地下网络的花名册和电台密码。

要是能撬开他们的嘴，那就是泼天的富贵；要是直接杀了，那就是赔本买卖，毕竟线索断了就什么都没了。

于是，郭思演一开始没动粗。

他摆了一桌子山珍海味，把林青和刘茂隆请上座。

这招叫“放长线钓大鱼”。

郭思演笑得跟朵花似的，又是许官又是许愿。

他觉得人性都是贪的，只要价钱给到位，没啥买不到的消息。

但他算漏了一点：有种人，骨头比黄金硬。

面对这一桌子酒菜，林青和刘茂隆筷子都没动，眼皮都没抬一下。

一连好几天，郭思演除了挨了林青一顿臭骂，半点油水没捞着，这笔“投资”算是彻底砸手里了。

软的不行，郭思演脸挂不住了，决定“止损”，开始来硬的。

接下来的三十天，那是人间地狱。

老虎凳、辣椒水、坐冰块…

但凡那个年代能叫出名的刑罚，都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过了一遍。

这又是一笔残酷的账。

对敌人来说，用刑是为了击穿心理防线；对林青他们来说，这是一场比拼意志力的消耗战。

一个月折腾下来，郭思演累得够呛。

他发现自己碰上了“烂账”——时间搭进去了，钱花出去了，刑具都用坏了，产出却是零。

既然榨不出油，那就只能当废品处理。

郭思演找陈惕庐一合计：“这两个人软硬不吃，留着也是浪费粮食，不如毙了省心。”

陈惕庐点头。

处决令随即下达。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变数来了。

看守他们的狱警董亮清，竟然是自己同志。

这哥们早年在上海干地下工作，因为风声太紧断了线，辗转流落到贵州当了看守。

一听说要杀人，他坐不住了，决定豁出命救人。

这便有了开头那揪心的一幕：三个人，一张票。

生死关头，两个人的第一反应惊人的一致：你走。

刘茂隆的理由是从“组织架构”来盘算的。

他对林青说：“你是书记，大局还得你来主持，肯定是你先走。”

按照这个逻辑，书记级别更高、掌握的信息更全、对组织的把控力更强。

保帅弃车，这是最常规、也最合理的战术动作。

可林青摇头了。

他抛出了一个让刘茂隆没法反驳的理由。

这话不是煽情，而是一份冷冰冰的“伤残鉴定书”。

林青咬着牙说：“我的脑子被打坏了，我很清楚，就算出去了治好，也废了。

拖着个废身体，我还能干啥？

所以，必须你走。”

这话听着让人心碎，可仔细一琢磨，你会发现林青在这个绝境里，理智得吓人。

他给自己做了一次极其残酷的“资产清算”：

现状：头部重创，不可逆损伤。

残值：就算逃出去，也恢复不了工作能力，搞不好还得拖累组织。

对比：刘茂隆虽然也受了刑，但底子还在，出去就能拉起队伍接着干。

在林青看来，如果把这次越狱看作是组织的一次“撤资”，那撤出一个“能打仗的刘茂隆”，绝对比撤出一个“伤残的林青”划算得多。

为了逼刘茂隆执行，林青甚至搬出了书记的架子，吼了一嗓子：“这是命令！”

这是一次基于绝对理性的伟大牺牲。

他不是不惜命，而是把命的使用价值，算到了极致。

刘茂隆含着泪，接下了这道命令。

那天深夜，董亮清假装押着刘茂隆去茅房。

两人趁着夜色翻墙，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这事儿还没完。

林青心里明镜似的，两个人逃跑得要时间。

要是狱警太早发现少个人，全城一封锁，刘茂隆和董亮清跑不远。

得有人来拖延时间。

估摸着战友走远了，林青干了一件更疯狂的事：他开始发疯一样捶打牢门，扯着嗓子大喊大叫。

这招叫“自爆”。

狱警们听到动静全围了过来，一看刘茂隆没了，所有的火气全撒到了还在牢里的林青身上。

林青用自己的“闹腾”，给战友抢出了宝贵的逃生窗口。

气急败坏的特务发现被耍了。

刘茂隆跑了，手里只剩下这块“硬骨头”。

为了泄愤，也为了防止林青再搞幺蛾子，特务们把他看得死死的，手铐脚镣加倍，刑讯力度也再次加码。

但林青赢了。

火种保住了。

1935年9月11日，林青被押往刑场。

为了吓唬老百姓，特务们把他绑在人力车上游街。

这时候的林青，已经是必死之人，但他依然在榨干生命的最后一点价值——搞宣传。

他一路高唱《国际歌》，痛骂国民党反动派，高喊“打倒蒋介石”。

这股子不要命的劲头，把沿途的老百姓都点燃了，甚至有人起哄喊着放人。

眼看场面要失控，坐在监斩车里的郭思演怂了。

他没想到，一个快死的人，还能折腾出这么大动静。

恐惧之下，郭思演下了一道丧心病狂的命令：拿刺刀，捅烂他的嘴。

冰冷的刺刀直接穿透了林青的双腮。

血流如注，但他还在用力蠕动嘴巴，想发出声音。

那股劲儿，早就超出了肉体的极限。

紧接着，枪响了。

林青牺牲，年纪定格在24岁。

回过头再看，林青那天晚上的决定，到底划不划算？

答案是肯定的。

刘茂隆脱险后，继续投身革命，把贵州的火种延续了下去。

而林青虽然走了，但他一手建起来的贵州省工委，在长征最艰难的时候，给中央红军提供了救命的情报。

特别是他安插在敌军电台的缪正元等人，给红军送出了至关重要的密电码。

那个十三岁当学徒、在上海蹲过洋人监狱、长征路上独自找党中央的年轻人，在生命的尽头，用一道冷静得近乎残酷的算术题，证明了什么叫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他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因为战友还能冲锋；他把死的痛苦留给自己，因为他确信这是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解。

“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这是林青写的诗，也是他这一辈子的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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