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反击战5年后中印再次交火，我军伤亡百余人，印军伤亡多少？

1965年深秋，新德里南院的灯光亮到拂晓。会上，有人提议在中印尚未划定的锡金段“做点文章”，理由是“北京正忙于内部事务，腾不出手”。这句话后来被印方文件收录，而提议人正是时任陆军参谋长考瓦尔。会场短暂的沉默后，尼赫鲁的继任者夏斯特里点头默认，新的边境冒险由此埋下种子。

两年前的1963年，印度上下仍在为1962年山地战败的阴影所困。3万余人的东线部队几乎被全歼，麦克阿瑟一句“印度领导人脑子坏了”在国际舆论场飘荡。可是，人总是健忘的。美苏不断向新德里伸出橄榄枝——一边送加兰德来福枪，一边批准米格战机装配线——外援就是最好的麻醉剂，印度政坛很快又找回了“山地强国”的感觉。

同一时期，北京对边境问题的态度仍旧克制。周总理1960年访印时带去的那幅“实控线草图”依旧在外交档案里，却鲜有人再提。当巴基斯坦和缅甸都与中国完成边界划分时，印度媒体却炒作“自古以来”的疆域，舆论一片沸腾。经济下滑、粮食失收，加剧了当局渴望用对外摩擦来凝聚人心的冲动。

1967年春，印军第112旅悄悄把铁丝网向东推了数米，最后停在乃堆拉山口距我军明岗不足十二步的位置。西藏军区第11师31团负责这一带防务，官兵们白天修工事，夜里在零下十度的山风中握枪而眠。有意思的是，双方岗哨之间几乎抬头可见，呼吸可闻。偶尔巡逻士兵会相遇，礼节性的点头已被替换成戒备的冷眼。

9月5日拂晓，印军乘雾再度移动铁丝网。我6连排长陈运海带着三个战士上前理论，对方用刺刀将其肩头划开一寸口子。这一刺像打碎了最后的冷静。战士小魏吼道：“再过界一步就开火！”对面军官用生硬的英语回呛：“This is our land！”火药味瞬间弥漫。

7日清晨，双方将哨卡隔离带拉成了面对面的推搡。下午，由110人组成的印军加强排搬来砂袋，企图永久固化新位置。31团请求炮兵支援，军分区的批复干脆利落：寸土不让。傍晚，一场夹杂刺刀、手榴弹和山地迫击炮的混战爆发在海拔4600米的乱石坡上。

印方先手扔出数十枚67式手榴弹，气浪中，机枪2连连长李彦成胸前中弹，倒地未起。6连连长张代元反应极快，抡枪托砸倒一名印军少校，后者挣扎着拔出手枪，刚抬起手臂便被副连长陈贵福一梭子压倒。山口回音轰鸣，谁也记不清究竟打了多少发子弹，只有雪坡被血雾染得一块块猩红。

打到第六分钟，112旅的冲锋哨声戛然而止，印军丢下枪支、匆忙后撤，仅阵地前沿就遗弃了五十七具尸体。我方当即追击，但按照高原作战条例，越境距离不得超过100米，部队随即收拢。炮火接替前沿火力，整整半小时，山谷对面的印军炮兵群被压制得无还手之力。

印军损失究竟有多大？交战次日，31团搜索小组清点遗留爆破筒、无线电及尸体，并截获数份急电。综合我方地面侦察和电信监听，112旅一夜之间伤亡约六百人，其中确认死亡逾三百。五天后进行的遗体交接里，印军只肯认领八十八具，并对外宣称“以八十八名烈士击毙解放军三百四十人”。这种说法连当时的《曼谷世界报》都称“夸张到离谱”。

官方战史给出的数字最有说服力：解放军此役牺牲三十二人，伤九十一人，合计一百二十三人。牺牲军官七名，多为连排指挥员，年龄最大的37岁，最小的还不到二十四岁。31团伤亡超过一个加强连，却牢牢守住了高地。战后，团部记功授奖时，好几位干部拿着花名册两度确认：“这小子前天还跟我开玩笑来着。”

值得一提的是，1967年的交火并非单点。两周后的10月，又在卓拉山口爆起火网，持续三昼夜。我军凭借顽强地形工事和炮兵火控，再次顶住了印军冲击。至11月，东线降雪，冲突才彻底平息。从那一年算起，印度整整保持了二十多年相对克制，边境再无大规模交火。

外界常把1962年和1967年并称“前后两仗”，其实意义不同。前者决定了国际格局对中印力量的基本判断，后者则告诉对手：中国即使内政承压，也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后退一步。印度的“再试一次”以失血六百余人的代价结束，这份代价直接写进了他们陆军学院的案例教材。

历史学者沙达尔在《二十世纪印度对华政策回顾》中写道：“1967年，印度很快发现自己仍未准备好在喜马拉雅与中国一较长短。”这段话没有夸张。山地对峙考验的是补给、火控、指挥链条和士兵的心理韧性，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结局都会写在残酷的雪坡上。

乃堆拉旧阵地多年无人居住，石墙上仍能找到弹片撕开的痕迹。当地牧民说，雨季一来，泥土冲刷，锈蚀的子弹皮壳还会被翻出地表。风带走了当年的硝烟，却留下一串清晰数字：我军阵亡三十二，伤九十一；印军死伤六百零七。两国深知，这些冰冷数字换来的边境平静来之不易，任何轻率的试探都可能再度触发高原之上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