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寺与野苹果之间，诗歌是非思之思，无想之想

在育邦《草木深》这部诗集里，每一首诗都有一个场所，一个名字，一个事件，一个传说或神话。这个场所或是一个圣所，抑或是寻常的山野田间；一个名字或是一个圣者，或是一个凡俗之人。乃至一片雪花，一滴雨，一只白鹭的飞翔……

《草木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个诗人博古通今的造访，一种在自然与历史之间的漫游，无论诗人“观江豚，遥想董北苑作画”，“过严子陵钓台”还是“过冯梦龙村”，去“海子故里”或“桃花潭”游弋，在诗人的感受里，一切美好的瞬间都具有同时性。诗人的感知力取消了时空距离，直击内心的本源。如“过八大山人故居”所说，“他聆听天籁与虚无”“长时间的孤寂让他迎来真理性的时刻”（《青云谱》），育邦寻访的就是历史中的真理性时刻，那是诗与真重叠闪烁着思想星光的时刻。这里的聆听者是被造访的客体，也是造访者本人。这些真理性时刻不仅有与谢灵运、杜甫、苏东坡、元好问、倪云林、顾宪成……的相遇，也有与当代人昌耀、海子和育邦早逝的友人黄孝阳、东荡子的内心对话的瞬间。甚至，中外也无区分，《庄子，或维特根斯坦》并无差异，在隐秘的夜晚庄子“捡起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轻轻挑拨世界的炉火”。这些小型剧场式的相遇和对话，属于一个诗人的内心生活，也彰显出一种活着的文明史。

《草木深》里更多的场所无人，只有物，但不同于自然主义的书写，物和场所属于诗人生命参悟的道场，也同样闪烁着美的光亮。如《光孝寺之路》一诗所说，诗人能看到的更多，“看见白云如水，在戒坛上空流动”，还有达摩“从海上带来的雾霾”，“我能看到的更少——一片菩提树叶倒映了我的一生”，叶脉清晰“正如它自性空寂”。育邦诗歌的魅力在于，他通晓如何从物中发现中国思想发生的一些原初场所，在“从扬州到奈良”谒鉴真大师的过程中，“樱花，在美中死去”“琼花，在自性中寂灭”，与“世界已暗淡”相对，“你的内心一片澄澈”，在被人遗忘的戒坛上，安放着“青梅，山水梨，与蜀岗的清风”（《唐招提寺》）。作为育邦诗歌底色的，就是这样一种即物即心的佛学慧悟。

其实在育邦的诗学观念里，僧俗未必有那么多的区分，在《过西南联大旧址》的时刻，诗人聆听到“民族弦歌的低声部”“犹如匍匐的人们在群山中歌唱”。他在《致良宽和尚》中描述道，“天空飘下小雪”“在你黑色的僧袍上”。而《大雪》中“站在寒意的光芒中”的母亲“正朝我们挥手”。圣俗本无分别，在诗人眼里，《摆渡人的儿子》的日常劳作无疑也是一种修行，“河流教会他遗忘——”，“残阳”照亮“悲悯”，“河流告诉他：一切都会重来！”生活如此简单，又如此复杂，恰如寻访《弘一法师》踪迹的时刻，诗人“在流水上写下：悲欣交集”。

可以说，在《草木深》一书里，育邦旨在揭示现代诗歌与古典思想之间的连续性及其在现代感性下的变形，他在《夜访鸠摩罗什寺》中写道：“夜雨滴落在梧桐树叶上”，这一古典意象同属于参悟之境和诗歌之道，在育邦看来，它为我们的母语提供了一种静谧的韵味，“在汉语中，我安下一个隐秘的家”“完美成为自己的供奉人”。在诗人看来，小寺里“供奉语言”，“不可言说的”一切“皆密藏于塔，深埋于地”。因此，在育邦心中，鸠摩罗什也就是阿什贝利，在“语言崩塌的黄昏，他将游戏之神”重新“置于世界的中央”。诗人心目中“海边的庙宇”供奉着“唯一的神祇：寂静”。佛陀与诗人、神圣与世俗，圣地与自然，二者有何区分呢。

育邦在《草木深》里见证着一个令诗人悲喜交集的世界，一个悖论式的《完美世界》就是无人打扰的自然本身：枝头无人采摘的野苹果令人感慨“世界的构成如此完美”，“云雀从冷光中飞过”“溪流间的灌木丛，抱着石头”，我们如此接近物却无人向其伸手，“以免摧毁这完美世界”。诗人的静观以呈现世界的自足。有时，甚至诗人无须去思想，这是诗人登《无想山》时的观察：“青冈树开花了 青黄的坚果正在生长”，无想山下人们匆匆走过，“千万条河流从未停止流淌”，这是主体从物的世界的一种撤回，主体所持有的仅仅是一种由物激活的活跃的感知，“无想。可你还是想啊——梅子真的熟了么”。

在《草木深》里，育邦走向了一条被遗忘了一个多世纪的道路，那是一条经由物通向内心世界的路，诗歌是非思之思，无想之想，却无不表征着古典思想不灭的真与美的星光，不同的是，育邦在诗歌中生成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却能够不干扰自然之道和谐地运行，并成为它的效仿者，育邦说：

……我游荡，进入我的河流

偶尔，在土丘上驻足

渐至缩小为尘埃

嗯，这就是原初的样子

可以飞翔，不至于冲撞人群

随波逐流，毫不影响人类的道德水准

朴素的时光中，我依然是

那个狂热的星辰追慕者

——在黑夜里漫游

（《星辰追慕者》）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