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三百年：谁杀死了“寒门贵子”？

文/柳展雄

曹魏与西晋之优劣

公元263年，曹魏权臣司马昭发起了攻蜀之战。唇亡齿寒、利益相关的吴国高度关注战役进程，并且对司马氏集团的性质进行了一次小探讨。江东的乐观派判断：司马氏专权以来，淮南魏将屡次兴兵反抗，百姓也没有归附。如今他们想要一举灭蜀，恐怕没那么容易。

从公元251年到258年，短短七年内，淮南地区接连爆发了三次拥戴魏室的起兵事件，困住司马氏的手脚。官员张悌表达了不同看法：“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习凿齿《襄阳耆旧记》）”

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曹氏集团留下了高比例高密度的屠城记录，征吕布屠彭城，攻袁尚屠邺城，伐乌丸屠柳城，暴行累累。曹操四处屠城，以兵威夺取大位，天下才刚安定没几天，曹丕曹叡又大修宫殿，耗费物力财力，早就失去民心了。

为什么魏室在淮南三叛后不能反扑，不能反攻倒算司马懿父子，原因就在于此，正如张悌所言，“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

在21世纪的舆论风向里，尊曹贬晋成为一种流行的观念。现代人赞美魏武之风、从寒门里提拔人才，奉其为英雄人物；对靠着阴谋诡计上位的司马氏集团蔑视，再加之西晋政权的门阀性质，评价更低了。时人对曹氏和司马氏优劣的评判，却恰好相反。张悌称赞，司马氏革除魏国弊政，与民休养生息。

曹魏施政严酷。屯田制把农民捆绑在国有土地上，平民尽管获得国家调配的耕牛，但要上交60%的产出（不使用官牛的情况下，上交50%），每遇垦荒、修路、造屋等徭役，要无条件承担劳动。

曹丞相还有屠城、强制兵役一系列举动，导致中原民怨沸腾。公元219年，刘备集团发起襄樊之战，开辟敌后战场非常成功：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

史书里的“群盗”其实就是受够压榨，起而抗曹的游击武装。在《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也能找到蛛丝马迹，陆浑县的孙狼因苦于徭役率众起义，随后接受关羽的收编。

这几支起义部队愿意服从关羽的指挥，刘备集团主力被耗在樊城攻防战时，盟友分队能够挺进到离洛阳、许昌只剩几十公里的地方，对奸雄曹操的政治心脏产生威胁。农民军如此信任一个军官，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情形是非常罕见的，这可能是史家给关羽“威震华夏”这个极高褒奖的原因。

魏国建立后，曹丕同样不爱惜民力，他尽管贤明聪慧，但有着喜好游猎、贪图珍玩奇宝的公子哥毛病，曾派专使前往吴国索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第三代执政者曹叡则大兴土木，建昭阳殿、太极殿和总章观。

在日后西晋，外戚杨骏与贾南风的斗争中，有个小插曲。谋士朱振建议杨骏，发动政变，火烧云龙门，废掉皇后，立皇太子为帝。杨骏犹豫良久之后，回复了句“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烧之”。此事一方面反映了杨骏其人性格懦弱迟疑，另一方面能看出魏明帝曹叡修的建筑有多么奢侈豪华。

在草根群众看来，曹家当皇帝，跟司马家当皇帝没有区别。更何况，司马懿父子夺取大权后，废除苛政，轻徭薄赋。成济当街砍杀高贵乡公，从三纲五常来看，固然是弑君大恶，但民间没有波动，故而“曹髦之死，四方不动”。

士族真正的病根

关于魏晋最为人诟病的官员选拔制度，学者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提出了不少新知卓见。

跟刻板印象不同，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魏国，在三国中反而是官员中大族子弟占比例较低的，要比吴蜀低。东吴西蜀的君主犒赏军功勋贵非常豪爽。蜀汉开国元勋关羽之子关兴弱冠便以尊贵的侍中起家，东吴的顾、陆、朱、张（上文提到的张悌便出身张家，末代丞相，抵抗西晋进攻而战死）子弟，入仕途便是高官，而魏晋很少出现青年官员刚进体制就一步登天的情况，九品中正制规范了大族子弟的初始岗位和爬升路线。

后续的东晋南朝也同样如此。一向恩赏大方的萧衍，他向亲信张弘测家族赐予官位，其三子都是按照九品制度以秘著职位（秘书郎和著作郎的合称）起家，没有逾越规矩。而关陇军功贵族集团的北周、杨隋给亲信的子弟升官没有章法可言，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家直接官品二品，与父同朝，后拜刺史。

九品中正制一旦定了下来，朝廷就不会烂赏，对青年官员的入仕起到了较强的制度性约束。蜀汉比曹魏对寒门更不友好，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奥秘，因为打天下的军人坐天下，江山由关羽、张飞打下，东吴同样由豪强立国。名臣陆逊所属的陆氏一门，先后出了“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孙权甚至颁布世袭领兵制，允许豪强士族的领兵权力可以父子相传，来予以笼络。

魏晋士族真正的病根在于不像汉代士人那样有务实经验，至于沉溺玄学、攀比门第这些毛病属于次要问题。汉代的惯例是“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预备役干部经验满级。魏晋的公务员体制改革后，盛产眼高手低、没基层经验的青年官员。

这又是强干弱枝的央地关系的结果，西汉太守秩二千石，与九卿相当，尊荣与地位仅次于三公，“与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语出汉宣帝）。随之，郡一级地方政府的功曹、主簿等编制，含金量也不低。士人乐于在这些岗位出仕，锻炼之后，再获得重任。

魏晋以降，太守地位不断下降，郡一级的编制含金量贬值。青年才俊进体制内，一窝蜂钻中央机关的岗位。竞争最激烈的岗位有中书郎（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散骑侍郎（相当于“中央警卫局成员”）、著作郎（相当于“中央警卫局成员”），其次是东宫和亲王的属官。

汉代郡吏把地方高官当作恩主看待，私人关系很强，钱穆在《国史大纲》提出“二重的君主观念”：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对太守，其名分亦自为君臣。除非任职中央，否则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义上，只有一个地方政权，而并没有中央的观念。甚至已进身为中央官，仍多为其举主去官奔丧。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两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时代的遗影。

曹孟德本人是“二重的君主观念”亲历者，他进体制内的第一个职位洛阳北部尉,由司马防提拔，此人出身河内司马氏家族，时任京兆尹。后来天下大乱,司马防跟着汉献帝播迁，在长安过了几年，然后又回迁到许昌。这时候前属下曹操，经过东征西讨，加官进爵，已经位列司空,官位反而比司马防要高。按习俗惯例，郡吏出身的曹操又该敬重礼遇司马防。

最终解决这个尴尬处境的办法是，司马防索性自己辞职，辞掉了京兆尹职务，跟曹操自然就没有上下级关系，双方保持了体面。日后，司马懿步入仕途，便是凭借司马防这一层关系。

实行九品中正制，暗含了扩展中央力量的动机。汉代的察举制相当于省长、市长的培养和考核，覆盖面为州郡以上官员，不涉及大量的县和县以下的中低层官员。九品中正制则基本把一至九品的官员选拔任命都覆盖到了，中央的管控力延伸到县一级。

曹魏政权恐惧强藩抬头，削弱地方长官们的威望。曹爽的“正始改制”以中央集权、君权独尊为主旨，调整州郡县行政级别，裁撤东汉末年权势显赫的州牧职位。后续的两晋宋齐梁陈，总体趋势为强干弱枝，士族青年们畏惧在偏远地方任职。

再加上，南朝刘宋开启了任用宗室和寒人压制世家大族的制衡之术，门阀表面上地位崇高，实权则被一步步削减。在婚配上，皇族都不一定能娶到他们的女儿，高级文武官员也很难门当户对。北方的侯景来降，向梁武帝求赐婚，梁武帝明确回绝，“王谢这种门第太高的，你就别妄想了，去低一些的门第看看吧。”而瑯玡王氏，陈郡谢氏沦为政治花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被打压的士族

沙俄贵族跟魏晋南北朝门阀子弟类似，也有清谈的毛病。俄国文学史思想史有一类经典形象：多余人。他们一方面教养良好，熟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拜伦的诗歌，不满腐朽的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困于出身的阶级局限性，贵族们又不敢革命，只能终日衣着光鲜，徘徊于宴会，一副“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的派头。

然而改革一到来，这些空谈法国哲学，跟贵妇们调情、跳舞的“多余人”立刻投身建设事业，撑起实务。1864年1月，亚历山大二世颁布“省县两级地方自治法令”，朝廷积贫积弱，对基层的专制统治有心无力，干脆进行一部分放权，允许成立地方自治局（Zemstvo）。基层行政改革激起了庄园贵族的热情，他们开始大展身手，劝课农桑——推广机械化的新式农机具，建立农场，俄国小麦、甜菜等农产品产量仅次于美国，教化百姓——兴办教育，到20世纪初，共办起了1万所初等学校和大量的“扫盲班”，救死扶伤——1890年初，大规模的霍乱伤寒爆发，地方自治局投入抗疫，多达60%的机关所属医护人员牺牲。

到了一战期间，地方自治机构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动员能力。战争前期，沙皇政府的官僚贪腐效率低下，军队被德国人单方面痛击。1916年，步枪、马匹、军服的供应交给地方自治局联盟、城市自治联盟，部队后勤补给逐步改善，俄军也不再被动挨打。

在中国，皇权与地方精英的关系要更为复杂微妙。曹魏对付士族，表面用九品中正制安抚，暗地打击。曹氏集团传到第三代，何晏夏侯玄等一干士人互相交游，互赠“四聪”、“八达”、“三豫”这样的称号，让魏明帝浮想到前朝往事。

东汉中后期，士风渐涨，汝南名流许劭和族兄许靖开“月旦评”（月旦，就是每月初一），品评当世的人物。在月旦评，定下陈氏“三君”、荀氏“八龙”、颖川“四长”的称号，隐然有了“影子内阁”的气象。

颖川陈氏的先祖陈寔在乡间德高望重，病逝后，有三万余人前去吊丧。包括三公在内，有数百人披麻戴孝，执子孙之礼。“国家级的干部”对区区“市长”（陈寔做官最高仅仅做到了太丘长，今河南省永城市）行如此大礼，只有在东汉才会发生。

袁绍所在的汝南袁氏能够有“四世三公”之称，不是因为当官经验多丰富，而是精通孟氏《易》，家学不虚。黄巾大乱的时候，汝南袁氏等名门受到汉朝“无套裤汉”们的尊敬。袁闳见朝廷黑暗，隐居乡里十八年，居乡期间，传播学问，抵制腐败的县官，颇受民间尊敬。黄巾军破城后，特意命令部众不得骚扰袁闳家所在的街巷。

现代人经常引用的一则东汉民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才怯如鸡”，来嘲讽察举制。但这些渎职干部，往往恰好由外戚与阉人提拔上来。

汉灵帝开动两次党锢之祸，瞄准了士大夫里面骨头最硬、最不阿附权贵的一批人，进行雷霆一击，贬的贬，禁锢的禁锢。

曹叡宣布“抑浮华”，开动国家机器打击士人。浮华的意思并非生活作风奢靡，挥金如土，而是指不老老实实读圣贤书，不老老实实忠君爱国，研究老庄玄学，互相交游，这里面还涉及到帝王最厌恶的结党营私。“抑浮华”相当于再一次党锢之祸，司马师兄弟就被打成“浮华党”外围有嫌疑分子，入仕受挫，三十来岁还处于无业状态。

在压制士人风气一事上，掌权者不断升级换代，愈发熟练。跋扈将军梁冀和董卓只会用粗暴赤裸裸的武力镇压，大开杀戒，而曹操的手段更为“高明”，对孔子的后裔、当世儒林领袖孔融，扣上不遵守礼教的帽子，刻意羞辱。

晋朝的诞生，或多或少扭转了这个趋势，但其以智诈篡弑而开国，又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跟华夏相比，沙俄有个无法比拟的优势——君主神圣性，罗曼诺夫王朝是前朝皇室绝嗣，由贵族缙绅大会拥戴的产物，此后俄国三百年来没发生过改朝换代，沙皇能够高枕无忧。而中国在曹魏之后陷入了君臣互不信任的死循环，前朝皇帝暗弱，权臣以下犯上，篡位夺权，新的皇帝又害怕下一个操莽之徒出现，加强乾纲独断，削弱世家大族的政坛影响力。如是往复，中央的君权不断扩张，而君位的合法性却不断贬值。

曹丕身为开国之君，却又自我否定，呈现出一种虚无主义态度，他在禅让典礼结束后，以讥讽的口吻说道“尧舜之事，吾知之矣”。他可能不会预料到，这种“尧舜之事”在日后两三百年里会反复重演，朝代更替的斗争会更加暴戾，更加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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