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伯恩有没有打仗能力？看看厦门战役就知道，心高气傲，难成大器

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精锐尽失，剩下的只有南撤的混乱和对海岛的依仗。福建，成了屏障台湾的最后一道陆上门户。
到了8月，福州解放，国民党在福建大陆的统治已然崩解，剩下的关键点，就是漳州、厦门、金门这一串沿海要地。蒋介石撤了败军之将李延年，把重任交给了汤恩伯，让他以厦门分署主任的身份，统率刘汝明、李良荣这些残部，加起来七万多人，任务是“屏障台湾”。
但这里有个微妙之处：汤恩伯手里真正的嫡系和经过整训的部队并不多，大多是从长江防线溃退下来的残兵，士气低落，装备不整。而解放军那边，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在叶飞带领下，挟大胜之威，士气正旺，但在他们面前横着的，不再是江河平原，而是陌生的大海。

大海，成了此时最大的变量。解放军从井冈山打到长江边，陆战经验冠绝天下，但对于两栖登陆，尤其是缺乏现代登陆舰艇条件下的跨海作战，几乎是一片空白。叶飞后来回忆，打厦门、金门，最难的不是敌人多强，而是“船”。没有船，再英勇的部队也只能望洋兴叹。
十兵团为了凑船，发动了地方党组织，在龙溪、晋江沿海到处找，最后弄到六百多条木船。这些船大多是小型的虎网船，一条船挤上三四十个战士，配一挺重机枪，船头堵两块水泥板当掩体，就算“登陆艇”了。船工都是临时动员的渔民百姓。这种简陋到极致的方式，背后是惊人的决心，也埋下了巨大的风险。

战役的决策过程很有意思。十兵团最初想的是“金厦并取”，一口气拿下两个岛。但现实很骨感：船不够。算来算去，攻打厦门只能凑够五个师的船，打金门则更少。三野司令部的回电也透着谨慎：你们自己看情况办，有条件就一起打，没把握就先集中力量打一个。最终，叶飞他们选择了“先厦后金”。
这个选择，站在当时看，很务实。厦门离大陆更近，似乎更容易得手。但历史的后见之明让我们知道，这个选择，连同随后金门的惨败，深刻影响了之后几十年的台海格局。
如果当时船只充足，如果选择了“先金后厦”，甚至“金厦并取”，结果会怎样？
但决策那一刻的权衡，确实重若千钧。

1949年10月15日，战役打响。最惨烈也最富争议的一笔，在鼓浪屿。31军91师和93师一部，奉命强攻这个风景如画的小岛。后世很多分析认为，这是佯攻，是“声东击西”，目的是吸引厦门岛上的敌军机动部队。从战术意图上看，这没错。
但当你细看过程，会觉得这“佯攻”的代价太过沉重。当天东北风大作，逆风航行，许多木船根本划不过去，被吹散、吹回。少数好不容易靠岸的部队，在敌军严密火力下，几乎是送死。
“济南第二团”团长王兴芳就牺牲在这里，许多连排干部和战士，倒在距离厦门本岛咫尺之遥的鼓浪屿滩头。他们用生命完成了“迷惑”任务——汤恩伯果然上当，把厦门岛腰部的一个主力师调往鼓浪屿方向。
但用几乎一个主力团的伤亡来达成佯攻目的，这种代价，让任何指挥官事后回想都会心痛不已。这也暴露出当时解放军在缺乏海空支援和现代通讯条件下，进行复杂两栖协调的艰难。佯攻部队的命运，在离开海岸的那一刻，很大程度上就交给了风浪和运气。

几乎在鼓浪屿血战的同时，真正的杀招在厦门岛北部悄然展开。29军和31军的主力，利用夜色和风势，在北半岛多处滩头登陆。这里的战斗同样艰苦卓绝，充满了意外和即时的英勇。西线92师的部队，因为算错潮汐，船队在离岸近千米的淤泥滩上搁浅。
战士们跳下船，却发现不是沙滩，是没膝甚至齐腰的深淤泥，进退不得，成了岸上守军的活靶子。先头几个排拼命抢占了一小块硬地，死守四个小时，掩护后面的大部队在涨潮的海水中艰难跋涉。许多战士是在海水淹没到胸口的情况下，一点点挪到岸边的。这种战斗，比拼的已经不仅是战术，而是最原始的求生意志和纪律性。

中路的29军85师打得很聪明，选择了敌人认为难以登陆的陡壁地段。守军确实疏忽了，解放军像壁虎一样爬上去，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高崎那个号称“海上堡垒”的坚固据点，就这样被从侧面攻破。
东路的86师一部则被风浪吹得偏离了预定登陆点，陷入险境，一个连在绝境中死守一个小滩头，牵制了大量敌军。这些细节说明，再周密的计划，一碰到复杂的海况和实战混乱，都会走样。最终胜利，靠的是基层官兵超强的应变能力和不怕死的劲头。

到16日天亮，解放军已经在北半岛站稳脚跟。汤恩伯回过神来，明白鼓浪屿是佯攻，急调部队反扑，但最佳时机已过。解放军的后续部队源源上岸，战斗力此消彼长。
关键是，国军守厦门的部队，主力是刘汝明的第55军，这些原西北军部队，本就是杂牌，士气低迷，与中央军嫡系矛盾重重。汤恩伯和日本顾问根本博的“重金轻厦”思想，本身也动摇了死守厦门的决心——他们把更精良的部队和指挥重心放在金门，认为厦门不好守。
这种部署，等于未战先怯，给了守军心理上致命的暗示：厦门是可以放弃的。所以当反击受挫，撤退的命令很快就下来了。16日黄昏后，国军开始崩溃，争相往南岸的曾厝垵、黄厝跑，希望能登船逃往小金门或台湾。

追击过程暴露了解放军当时另一个问题：通讯不畅和部队协同。叶飞在监听中听到汤恩伯在岸边因退潮无法上船的窘境，急令部队去抓，但命令未能有效传达至前线追击部队。
结果汤恩伯等来了涨潮，乘小艇溜了。如果当时通讯好一点，能截住汤恩伯，那对国民党军的心理打击将是巨大的。
当然，历史的小细节总是充满偶然。

10月17日中午，厦门岛最后一股成建制抵抗的部队在第74师师长李益智带领下投降，战役结束。从数字看，解放军歼敌2.7万，自身伤亡约8000（其中包含鼓浪屿的巨大损失），是一次成功的渡海攻坚。
但站在更高的视角看，这场胜利喜忧参半。
喜的是，证明了解放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有能力组织并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比如对潮汐、风向的重视，对登陆场选择的多点准备。
忧的是，暴露的问题触目惊心：船载量不足，通信指挥几乎中断（主攻的七个团，有六个团长没能跟第一梯队上岸），登陆队形易乱，滩头控制困难……这些问题，像一道道清晰的伤口，摆在了十兵团面前。

可惜，这些用鲜血换来的教训，并未在紧接着的金门战役中得到充分消化和解决。仅仅一周后，十兵团以类似的船只、类似的战术、但更轻敌的心态，发动了金门战役。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登岛的三个团九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
对比之下，厦门战役更像是命运给的一次“预演”和“警告”，但警告没有被完全读懂。金门战役中，船队航渡和抢滩比厦门顺利，指挥员也跟了上去，通讯也保持了，但更深层的问题，后续增援断绝、船只无法返回、对敌援军速度判断失误，导致了灾难。厦门像是考了60分，勉强及格，却误以为掌握了渡海作战的全部秘诀，结果下一场考试就遭遇了不及格。
从更宏大的历史进程看，厦门解放，金门受阻，一下子就定格了国共隔海对峙的基本线。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爆发，或许解放军会积蓄力量再攻金门。
但1950年朝鲜战争一起，美国的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攻金计划被无限期搁置。厦门与金门，这两座近在咫尺的岛屿，就此成为了两岸对峙的最前沿，承载了之后几十年无数的炮战、宣传战和复杂的情感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