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父亲杨得志的长征‖杨秋华

父亲杨得志的长征

口述/杨秋华

我的父亲杨得志17岁参加革命，1928年1月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同年上了井冈山，从此一生南征北战。1991年，父亲80岁生日时，他郑重地跟全家人说，自己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能活这么久，家里兄弟姐妹9人，在旧社会有饿死、病死的，哥哥参加红军的当年就牺牲了，只有一个姐姐活到20世纪50年代；二是没想到自己跟着党干革命，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三是许多战友都牺牲了，自己却幸存下来，随后举了长征路上一个班战士全部牺牲的例子。长征，在父亲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多次告诉我们，不要忘记革命先烈。

1935年，任红一团团长的杨得志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留影。

突破乌江天险

1935年1月2日早上6点，红一军团第一师先遣团从余庆赶到乌江，准备由红一团和红四团分两个渡口强渡乌江。此时的父亲，经过赣南闽西6年血雨腥风的淬炼，已经从小战士成长为红一团团长。他站在龙溪镇的回龙场渡口，看着眼前贵州最大的河流—乌江，其素有“天险”之称，江面宽一二百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绝壁，别说渡过去，就是站在岸边，也会让人心惊胆寒。

红一团前卫营一踏进浅滩，对岸的黔军侯之担所属团就开了火。我军立即组织火力压制，并用迫击炮向对面山顶连轰三炮，敌人工事顿时被击溃，守军向山后逃窜。黔军战斗力确实不强，但红军的目的不是击溃他们，而是渡过江去，甩掉后面的国民党中央军。时间紧迫，父亲和团政委黎林立即派人到沿江的村庄收购船只、木料，准备渡江。但敌人早就进行了破坏，村子里连一块木板都找不到，用船渡江显然不可能；架桥没有材料，且水流太急，敌人又是居高临下，也不行；凫水更不行，水流湍急，还有漩涡。

父亲和黎林站在风雨交加的江滩上，不时交换着想法，可想法一个一个端出来，又一个一个被否定。已经是下午了，父亲真是心急如焚。对岸的敌人看红军炮击后没有动静，又回到原阵地向岸边射击。父亲拿起望远镜观察敌情，忽然发现江中漂着一根很粗的竹竿，随着波浪冲击起伏和旋转，尽管浪头打过来，竹竿被淹没，但浪头一过它又顽强地浮出水面。父亲兴奋地拉着黎林，指着江面说：“你看！”黎林飞快地瞥了一眼，心领神会地说：“扎竹排！”

很快，大家找来许多粗细、长短、干湿不同的竹子，麻绳、草绳、竹皮，甚至绑腿都用上，扎了一个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竹排。战士们纷纷要求首先渡江，最后，从前卫营挑选了8名水性好的同志，确定傍晚开始试渡。天黑了，敌人的枪声也减弱了。父亲嘱咐战士们要沉着冷静，团结一致，到对岸后鸣两枪作为联络信号。

8名战士出发了，全团同志紧盯着竹排，10米、15米……竹排艰难地冲过一个个险浪，一会儿被浪托出江面，一会儿又好像被江水吞没，一会儿又像被礁石卡住不动了，真难啊！父亲拿起望远镜向江面看去，隐约看到竹排在江心斜立起来，汹涌的江水刹那间把竹排推翻，竹排急速冲向下游。8名战士成了小黑点，在浪涛中时隐时现，最后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父亲凝视着恶浪翻滚的江心，沉默几秒后，转过身对一营营长孙继先坚定地说：“一定要渡过去！”

红军战士并没有被刚才的情景吓倒，立即动手捆扎新的竹排。竹排扎成双层底板，排面上增加几个扶手。战士们争先恐后地报名，都争着上这一船。孙继先挑选了十几名战士，在下游水流较缓的地方上了竹排开始渡江。

这时，天已经黑得像锅底，但大家都瞪着眼睛，默默注视着对岸。如果这个竹排再出问题，天一亮，一切暴露在敌人火力下，想渡江就更难了。半个小时过去了，江对岸仍没有一点动静。就在父亲焦急万分的时候，对岸传来“砰”的一声枪响。是敌人的冷枪，还是我们的信号？紧接着，又传来“砰砰”两声。

“是从山下传来的！”黎林惊叫起来。父亲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大手一挥，“开船！”早已整装待发的第三只竹排立即离岸。不多久，只见江对面的山顶上火光闪闪，手榴弹的爆炸声越过江面传到大家的耳里，这说明我们的战士已经登上了山顶！随即，父亲和黎林也乘着竹排过江，指挥后续部队作战，很快就夺取了敌人全部阵地，并架起了浮桥，迎接红一师和红九军团过江。

获胜后，父亲派人沿江而下，寻找第一只竹排上的8位战士。可惜，3天过去了，仍毫无结果。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当我想起乌江，眼前便显出那8位勇士的英姿。”是啊，他们同奔腾咆哮、力劈山崖的乌江一样，将永存于世。乌江的浪涛声是人民怀念自己的英雄儿女所发出的呼唤，也是英雄们希望和激励后人发出的嘱托。

强渡大渡河

5月25日清晨，红一团一天一夜冒雨急行军140多里，赶到了大渡河南岸渡口—安顺场附近的一个小村。这里位于四川省石棉县境内，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就在安顺场渡口全军覆灭。72年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工农红军也来到这里，面对着同样严峻的局面：后有国民党中央军数十万大军追赶，前有四川军阀部队扼守在天险大渡河所有的渡口。蒋介石曾扬言，“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左右夹击，共军插翅也难飞”，妄想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父亲知道，作为全军先遣队，红一团责任重大。他连夜找来几位老乡了解情况，所得与侦察人员的报告基本一致：附近的船只都被抢走毁坏了，只留下一艘船供敌军过往使用。安顺场对面驻有敌军一个团，主力摆在渡口下游15里处。上游的泸定城驻有3个“骨干团”，下游也驻有两个团。要渡过大渡河，必须抢占安顺场，夺取船只。刚了解清楚情况，父亲就收到军委总部命令：连夜偷袭安顺场，夺取船只，强渡大渡河。几乎同时，先遣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来到红一团驻地，交代任务，并帮助制定作战方案，强调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1983年5月，总参谋长杨得志在北京亲切会见当年参加强渡大渡河时的船工龚万才、韦崇德。

当天夜里，战士们被叫醒，冒着细雨摸黑出发。根据分工，黎林带着二营（营长陈正湘）到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父亲带着一营（营长孙继先）先夺取安顺场；尹国赤带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安顺场的守敌做梦也没想到红军来得这么快，驻守的两个连不到30分钟就被打垮。一营费了很大劲总算是找到一条船，大渡河对岸是连绵的高山，河宽约300米，水深十几米，水流湍急，白浪冲天。人是不可能凫水过去的，架桥的话打不下桥桩，只能借助那只渡船。父亲找来孙继先研究对策。随后，孙营长从二连挑出17名战士组成义勇队，他们分两次冒着枪林弹雨划着唯一的小船渡过江，为红军打开了生命之路。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十七勇士。这场战斗中，有一个小细节最让我感动。当孙营长挑出16名身强力壮的战士准备出发时，突然队伍中哭着跑出一个小战士，大声喊着“我要去，我一定要去”。大家仔细一看，是入伍不久的通信员陈万清。小战士用渴望的眼神看着父亲，孙营长和战士们都望向父亲，让他作决定。

父亲被深深地感动了，多好的战士啊！看着小陈近乎乞求的眼神，父亲向孙营长点了点头。小战士破涕为笑，迅速跑进16人的队伍中。后来，我查到陈万清的信息，知道他原来是个放羊娃，那时他16岁，4个月前在遵义参军。敢死队凶多吉少，为什么他还哭着喊着要去？他没有多高的文化，但他知道，作为红一团战士有多大的责任。那一刻，他没想是否能活下来，更没想如果能活到解放，会得到怎样的荣誉，他只想挽救红军。

陈万清成功强渡大渡河，但4天后，他在石门坎战斗中身负重伤，腿被炸断，留在当地治疗，再也没有跟上红军。

翻越夹金山

6月，中央红军来到了夹金山，这里海拔高，不少同志出现了高原反应。翻山前一天傍晚，父亲他们到雪山下过夜。战士们身上一点棉絮都没有，冻得睡不着。许多连队班以上干部围成一个圆圈，为战士们挡风御寒。有的干部等战士睡着后，把他们的头、手、脚揽到自己的怀里为他们取暖（睡着前战士们不肯）。战士们则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偎在一起。

黎林工作太投入，难得休息，父亲就拉着他一块睡，等他睡着了父亲再起来到连队去。哪知，父亲下半夜回来的时候，黎林也去连队了，还把夹被和油布铺展在父亲的铺上。

根据雪山的气候特点，部队要等太阳出来9点钟以后才能开始行动。上山下山70里左右的路程，必须五六个小时走完。刚开始行进时，大家体力还可以，走起来没感到特别困难，可走出一个多小时便不行了。道路没有了，雪地更滑了，气压更低了，大家只能靠手中的拐棍摸索着前进。父亲小时候当长工、下煤矿、修公路，什么苦都受过，体质很好。参加革命后，一天行军百十里，紧接着打仗，也不觉得特别累。可是，在雪山上却不行了。前面的路看上去平平的，但腿肚子就像灌满了铅，怎么也抬不起来，手里的拐棍也不由自主地老是颤抖，胸口像压着石块，透不过气来，心跳得特别快，好像一张嘴就会蹦出来。

走到中途，父亲看到斜躺在旁边的黎林，连忙问他：“怎么样？”黎林揉着自己的胸膛说：“还好，还好。就是胸部有点疼。不要紧，一会儿就好了。”父亲见他脸色发黄、声音微弱，心里有些紧张，条件有限，只能赶紧让他喝一碗热水。其实，黎林这时已经染上疾病，但他没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到延安后，他在挖窑洞中累倒了，经过检查才知道患有严重的肺病和心脏病，由于没有及时治疗，已经很难痊愈。黎林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在艰难的长征路上积劳成疾，最后，他默默地在病床上离开了，终年不到30岁。

父亲曾在回忆录里动情地写道：“他短暂的一生是平凡的，也是轰轰烈烈的。我永远忘不了他，因为我总觉得我们红一团在长征途中的每一个胜利，都凝聚着他的心血。我们和他共同战斗过的同志都得到过他的教益。一想到当年过雪山的情景，我耳旁就好像仍然响着他那‘还好，还好。就是胸部有点疼。不要紧，一会就好了’的声音。”

走过大草地

翻过夹金山，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会合了。随后继续北上，越过长征中第二座雪山梦笔山后，途经两河口、卓克基，便来到了大草地的边缘毛儿盖。这时，上级指示父亲他们在这一带筹粮，准备过草地。

藏族同胞告诉他们，大草地虽然没有山，但比雪山还要难通过。除气压低空气稀薄外，气候也极其恶劣多变。红一团虽然走的是草地边缘，也需要5—7天。父亲他们备了7天的粮食，向着大草地进军了。

走了多半天，大家就遇到一片原始森林，刚一踏入，一股股潮湿、霉烂的气味就扑面而来，呛得人喘不过气。脚下不是一层压一层的落叶，便是混浊泥泞的沼泽地，越往里走越阴暗。

红一团基本上是担任前卫任务，走得还算顺利。几天后，父亲听说很快就可以走出草地，到达有人居住的班佑了。一天傍晚，父亲接到命令，说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要红一团放慢行军速度，掩护中央纵队。当天晚上，突然下起大雨，父亲和侦察参谋肖思明背靠着背、举着一块油布蹲了一夜。第二天拂晓时分，中央纵队的同志走过来，他们全身也湿透了，对着父亲他们大声喊道：“天晴了，快走吧，就要到班佑了。”

正当父亲向大家喊“还是要注意安全”时，团参谋长胡发坚赶来报告：一营有一个班全部牺牲了。昨晚，他们背靠背坐在草地上露营。今早发现他们像睡熟了似的，停止了呼吸，可能是瘴气中毒。

父亲在大雨中露宿一夜没感到难受，听到这个消息，突然感觉有点支持不住了。他心中万分痛惜，出了这片草地就要到达陕北了，长征那么苦都过来了，可他们却这么牺牲了！父亲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说要去看看同志们。当得知已经掩埋后，他提出给他们立碑。可茫茫草原，连一块木板、一块大石头都找不到，父亲只好说：“在他们的拐棍上刻上名字，立在坟前。”红一团1700多名将士走到坟前，很多战士低声抽泣。一位老炊事员说：“同志们，好好休息吧。我们谁也忘不了你们。等革命胜利了，再来看你们吧！”

父亲在80岁生日讲起这个故事时泪流满面，说：“他们没有活到解放，他们连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上，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是他们用牺牲换来了我们的生存，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新中国。”

1985年，杨得志夫妇与子女在北京合影（右一为杨秋华）

纵横11省、跨越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已经过去90年了，父亲也于1994年离开了我们，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父亲经历的长征，是刻在中华民族骨血里的精神史诗。那乌江浪涛中不屈的竹排、大渡河畔冲锋的身影、雪山草地间相濡以沫的温暖，还有那些无名战士用生命矗立的精神坐标，早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如今，我们生活在他们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年代，不必再面对枪林弹雨与饥寒交迫，但红军留下的长征精神，始终指引着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原载《炎黄春秋》2026年第1期）

口述：杨秋华

整理：苏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