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中国国际经贸发展新机遇

“十五五”时期是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转型期，同时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过去五年，在经历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战等极端外部冲击的洗礼之后，中国的对外经贸活动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与令人瞩目的创新活力，使我国拥有了应对未来挑战与不确定性的坚实底蕴。同时，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我国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部署也为我国对外经贸发展提供新的历史性机遇，在相关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的对外经贸活动也即将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图/中经视觉

对外经贸发展的机遇

与过去五年相比，“十五五”时期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面临着新的变化，其中一些将可能成为引领我国未来对外经贸发展的重要机遇。

从国际环境变化来看，我国对外经贸发展的机遇可能蕴含在如下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持续深度调整。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以欧美为代表的先发国家普遍陷入主权债务风险持续发酵、收入分配矛盾加剧、社会意识形态分裂以及产业虚拟化与空心化的困境。这些困境不仅反衬出我国在吸引全球产业资本过程中所拥有的低成本性、高开放性和强稳定性优势。同时，传统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引领能力与控制能力方面的下滑，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也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腾挪创造更趋多元化的市场空间。

二是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加速孕育。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突破性进展正在为全球经贸发展注入全新活力。一方面，颠覆式创新有助于进一步打破发达经济体在高端产业领域的长期垄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历史性契机；另一方面，以数字技术、绿色转型，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的深度应用在提升贸易效率、改变成本结构的同时也衍生出了大量的新兴业态和组织方式，为国际贸易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三是中美战略博弈进入新阶段。中美战略博弈仍将是“十五五”时期全球经贸格局变化的核心议题之一，但博弈形态将可能发生深刻转型。经历前期贸易战、科技战的反复博弈，美国对华战略已经显现出从“全面脱钩”转向“竞争式共存”的态势，包括在战略目标上放弃全方位打压的极端策略，转而追求“小院高墙”式的选择性脱钩，维护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在战略方向上，从侧重对外打压中国产业发展转向对内重塑本土产业竞争力，吸引制造业回流；在战略支点上，呈现从亚太地区适度收缩、强化对拉美地区控制的“新门罗主义”倾向，并试图通过构建区域排他性贸易联盟，挤压中国经贸发展空间。这种转型使得中美经贸关系在未来将呈现“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复杂态势，同时从直接的贸易壁垒转向制度、规则、创新、基建、人才等更为底层的竞争。在这一转变背景下，过去一段时间所出现的中美经贸关系全面阻绝的态势将可能获得一定的缓解，且向底层竞争的回归也有助于进一步释放中国在人才、基建、产业生态等领域的优势。

从国内环境来看，“十五五”时期我国的对外经贸活动也将获得更多来自国内经济体系的支撑。

一是对外经贸活动依托多重优势叠加形成的强大发展韧性。一方面，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积累的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依然稳固，能够实现从基础零部件到终端产品的全产业链供给，抗风险能力与产业配套能力仍在全球独树一帜；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扩大内需战略的启动以及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也将在“十五五”期间得到显著释放，由此形成的消费需求也将成为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汇聚的核心磁场。此外，我国目前在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供给以及伴随制度型开放而衍生的营商环境优化方面的优势也均在我国新型区位优势建设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支撑对外经贸活动深入开展的强大支柱。

二是经贸发展模式从“两头在外”向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入推进。在扩大内需战略的推动下，国内市场需求潜能的持续释放不仅能够通过强化规模经济与虹吸效应实现生产要素的汇聚和创新潜能的激发，促进出口的规模提升与结构升级，同时可以借由进口扩张的反哺效应提升海外需求，强化对全球高端要素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汇聚，为出口增长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依托，进而形成“国内大循环牵引国际循环、国际循环赋能国内循环”的良性互动格局，为外贸发展提供稳定的内部支撑。

三是单边开放和自主开放的进一步增强。在全球保护主义蔓延、多边贸易体制遭遇挫折的背景下，我国作为全球多边开放体系的坚定维护者，主动扩大单边开放与自主开放，这不仅是大国担当与发展自信的彰显，同时也是基于“互利共赢”新开放理念的主动作为。通过自主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等，在数字贸易、绿色经济、服务业等领域率先探索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规则体系，不仅展现了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定力，同时也在通过释放制度红利、吸引全球资源要素集聚等方式提升我国在全球经贸格局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四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也将进入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新阶段。对内方面，我国将通过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标准建设，以及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保税区等各类开放平台协同发力，为经贸创新提供更丰富的制度试验空间与政策支撑；对外方面则通过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参与重要领域和新兴领域的国际规则与标准制定，强化与国际主流规则的接轨水平，以此实现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为对外经贸活动的开展提供更有利的制度与政策保障。

我国对外经贸发展的主要趋势

基于上述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展望“十五五”时期，我国的对外经贸发展预计将呈现如下一些发展趋势。

贸易规模稳步增长。在经历了前期的负面冲击后，我国目前的对外贸易已初步构建起多点支撑的格局。在市场支撑方面，伴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启动和共建“一带一路”的纵深推进，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已取得显著成效，在对美出口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实现了对欧盟、东盟、拉美以及非洲等地区出口的超常增长，有效对冲了单一市场的波动风险；在产业支撑方面，以装备制造业和“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优势产业出口持续高速增长，传统产业也在通过智能化、绿色化改造焕发活力，为贸易规模增长提供坚实产业基础；而在制度支撑层面，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封关运作以及自贸区制度型开放的持续推进也为我国未来的贸易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加之中美贸易战进入相持阶段，前期关税壁垒、技术限制等负面冲击逐步缓和，我国外贸规模预计在总体上将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贸易结构持续升级。在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驱动下，我国的新质生产力也将加速培育，并为我国外贸产业升级提供核心动力，推动其继续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化方向深度转型。在产品结构方面，随着创新能力的增强和技术瓶颈的突破，我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巩固，出口占比持续提升；在绿色低碳领域，光伏、风电、新一代动力电池以及氢能等新能源产品需求持续旺盛，将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支柱。在技术内涵方面，伴随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以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物联网与3D打印为代表的新一代工业技术也将深度赋能传统制造业，通过向智能化、信息化升级实现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同时，在业态结构方面，贸易活动也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黑灯工厂”、新型定制化代工等新兴业态，以及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等也将成为对外贸易的新增长点。

空间格局多元协同。伴随全球经济区域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经贸格局在未来也将呈现“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协同”的发展态势，市场布局更加均衡，在巩固欧盟、美国等传统发达经济体市场的同时，深耕东盟等周边市场，大力开拓拉美、非洲、中东等新兴经济体市场。同时，伴随着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加速扩容，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实质性结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稳步推进，以及RCEP、共建“一带一路”等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经济红利的持续性释放，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联动性持续增强，形成“区域内循环、区域外联动”的合作格局。

经贸规则迭代升级。随着全球经贸规则进入重构期，我国在“十五五”期间也将逐渐实现从规则追随者向规则参与者、制定者转变。一方面，我国将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并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公平竞争、环境标准等领域深化改革，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我国也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在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牵头构建符合我国发展利益与发展中国家诉求的规则体系，推动国际规则的公平化、包容化发展。

贸易投资协同深化。未来的对外经贸发展还将逐渐打破传统贸易与投资活动的区隔，着眼于突破贸易壁垒和优化产业链布局的要求，推动二者从相互独立运行转向深度协同发展。一方面，在全球贸易壁垒强化、本地化要求日趋提高的背景下，对外投资将日趋成为构建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手段，并可借由海外布局生产基地、研发中心以及物流枢纽等，带动中间品和设备等出口；另一方面，贸易开放度的进一步提升可以强化国内企业对于国际市场与国际要素的充分利用，并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培育对外投资所需要的技术优势和产业链整合能力，由此形成投资与贸易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

不确定性压力下的供应链格局重构。“十五五”期间，我国的对外经贸活动在面临诸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复杂环境的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经济力量对比失衡催生的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以及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下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保护主义的蔓延尽管不会彻底逆转全球化的进程，但会使全球化进程从传统多边协作向基于地缘政治、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划分的次级圈层退行，圈层内部因共同经济利益与价值共识，开放深度与协作密度不断提升，而圈层之间的贸易壁垒与竞争张力显著增强。同时在中东、东欧地缘冲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传统商品与要素流动的稳定性预期也遭遇严重破坏，在这一背景下，全球供应链将进一步呈现“近岸化”“短链化”和“区域化”的特征，而我国未来的供应链布局也可能随之出现从欧美向亚太地区转移，且更趋多元化的重构趋势。

把握外贸发展机遇的实践路径与措施

在充分了解“十五五”时期我国对外经贸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性机遇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下一阶段我国对外经贸发展同样面临诸多内部制约因素，包括区域间在对外开放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贸易整体的质量和效益水平有待提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弱化，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足够规模，新旧动能转换任务依然艰巨；产业链供应链存在薄弱环节，部分资源、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领域对外依存度较高，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有待增强；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外资准入方面的隐性壁垒有待消除，等等。这些因素可能会成为“十五五”时期对外经贸发展的主要国内障碍，同时也是新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将发展机遇转变成为发展成果的主攻方向与实践路径。

深化贸易创新发展，构建现代化贸易体系。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大背景下，立足技术发展的前沿，以创新活动推动贸易质量、结构、效益的提升是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根本所在。为此，一方面，应当聚焦贸易活动的创新发展，依托基础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的开拓不断优化贸易结构，包括聚焦中间品贸易拓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升级，壮大“新三样”等优势产业出口规模，支持传统产业开展智能化、绿色化、品牌化改造，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应不断开辟新兴贸易领域，做强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完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扩大数字服务、研发服务、金融服务等高端服务出口，提升数字贸易标准化水平。此外，还应积极培育与新技术特征相适配的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支持跨境电商、市场采购、保税维修、离岸贸易等健康发展，建设一批高水平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与海外仓，完善跨境物流体系，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体制保障。结合“十五五”时期对外经贸发展的要求与趋势，一方面，应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框架，通过对标国际标准，完善国内制度体系，推动相关规则的国际接轨能力，同时加强在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国际合作，增强在国际经贸规则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还应以自主开放引领深化外资、外贸体制改革，包括加快推进国内制度与标准体系的统一化建设，依托信息化、数字化技术进一步提高通关便利化程度与行政效率，针对易受冲击的重点行业及中小型民营外贸企业建立常态化帮扶与风险化解机制，聚焦服务领域进一步压缩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破除外资企业“准入不准营”的各类隐性壁垒，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加强外贸外资综合服务体系建设等，为对外经贸活动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

深化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前沿。海南自贸港、自贸试验区以及各类改革综试区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重要试验田，未来需进一步释放其“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发挥其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核心承载平台的作用。为此，需要加快推动自贸试验区战略升级，通过聚焦扩大服务业开放与外资准入，探索数据、资金、人员跨境流动的制度与政策框架，推动产业集群创新与高能级产业生态建设，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深化对外开放的路径；依托海南自贸港持续探索以“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为核心的税收政策体系与新型通关模式以及与离岸贸易相适配的跨境金融体系；同时在坚持顶层设计基础上，可借鉴“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赋予各开放平台更多自主权，激发地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并形成一批可复制经验及时在全国推广落实，促进开放平台功能的有效辐射与外溢。

优化开放空间布局，建立区域间协同开放新格局。打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促进各地区协同开放是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涵之一。基于该要求，可以统筹优化对外开放的空间布局，形成东中西部联动、陆海统筹的区域间协同开放新格局：一方面，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打造高水平开放增长极；另一方面，支持延边地区依托边境口岸、综合保税区等平台，发展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同时，完善内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产业对接能力，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并鼓励内陆地区对接国家战略需求与本地特色优势发展产业集群，打造高水平开放的战略腹地。

推进贸易投资融合发展，构建稳定高效的产供链体系。稳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新时期对外经贸活动发展的核心支撑。需要以贸易投资融合发展模式积极培育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增强自主可控能力。为此，一方面，应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与产能合作，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与“小而美”民生项目，强化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与规则标准的“软联通”，通过深化双向投资与产能合作，带动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协同输出，探索形成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另一方面，应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拓展制度型开放空间，通过深耕RCEP经贸合作，积极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主动对接CPTPP高标准经贸规则等，推动我国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整合区域资源。此外，还应强化战略性关键领域的全球投资布局与本地化运营，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海外资源能源产地、关键物流枢纽和通道的战略性投资布局。在重要中间品、关键零部件等领域深化国际研发与生产合作，鼓励企业开展本地化经营，建设海外生产、服务和研发中心。推动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形成“以投资带动贸易升级、以贸易服务投资布局”的良性循环，切实提升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掌控力和影响力。

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经贸安全底线。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牢牢守住经贸安全底线，筑牢风险防控屏障。一方面，应着手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配的风险防控型监管体系，聚焦数据跨境流动、出口管制、许可审核、调查执法等关键领域完善制度设计，强化全流程监管闭环，引导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夯实安全开放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应健全全链条风险防控与应对机制，建设精准高效的贸易摩擦预警体系，完善涉外法律服务与援助机制，深化贸易调整援助制度实践，筑牢涉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与维权防线，丰富对外贸易调查工具库，精准应对各类新型贸易限制措施。此外，通过深化国际合作拉紧经贸纽带，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以增强经贸活动抗风险韧性；拓宽大宗商品、关键中间品进口渠道，推动供应来源多元化，从源头保障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实现开放发展与安全保障的动态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国际经贸研究室主任 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