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场持续百年的官场通胀危机

宋初，官有定员，职有定数。

开国君臣经历过五代乱局，深知冗官之害。他们设计的制度，精致得像一台精密仪器。每个齿轮都有位置，每颗螺丝都有用处。

但这台仪器，最终失控了。

失控始于一个"恩"字。

一、从十九万到三百万

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收到一份奏报。

有司核查，天下冗吏竟达十九万五千余人。这只是一次精简的数字。未被裁撤的，又该有多少？

翰林学士王禹偁讲了家乡济州的故事。

从前，济州只有刺史和司户两人。政务运转，丝毫无碍。

后来，多了团练推官。

又添了通判、副使、判局。

再增推官、监酒榷税四人。

曹官之外，又设司理。

"一州如此，天下可知。"王禹偁在奏疏中写道。

一个济州，官职增加了七八倍。大宋三百二十个州，又有多少人在吃俸禄？

问题不会止步于州郡。

杨亿的奏疏更触目惊心："员外加置，无有限数。今员外郎至三百余人，郎中亦百数。自余太常国子博士等，又不下数百人。"

这些人"率为常参，不知职业之所守，只以恩泽而序迁"。

什么意思？

每天上朝点卯的三百多员外郎，一百多郎中，数百博士。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只管等着恩荫升迁。

这是北宋真宗时期。距离开国，不过四十余年。

二、三冗之弊

宋祁上疏，直指"三冗"。

何谓三亢？

官无定员，一冗也。

州县不广于前，而官倍于旧，二冗也。

滥建节相，坐糜邦用，三冗也。

宋祁提出解决方案：立限员，定编制。门荫、流外、贡举，"俟阙官时，计员补吏"。

可编制为何失控？

根源在"恩荫"。

宋代恩荫之滥，历代少见。一人入仕，子孙亲族皆可蒙恩。宰相之子可任郎官，大臣之孙可为奉礼。每遇郊祀、圣节、致仕、阵亡，都有恩荫名额。

范仲淹曾统计，真宗朝每年恩荫者约六十人。

到仁宗朝，每年四百余人。

增长速度，令人咋舌。

这还只是正途。杂流、胥吏、进纳、军功，各种途径如涓涓细流，最终汇成官场洪流。

杨亿说"不知职业之所守"，并非夸张。许多人只有官衔，没有职事。他们"常参"于朝，却"待阙"于家。

领着俸禄，不干事。

或者说，没事干。

三、节度使的悖论

节度使之设，本为酬功。

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钱，"所以劳众享宾也"。

这是宋祁的原话。

节度使有"公使钱"，可宴请宾客，可犒赏将士，可笼络人心。但有个潜规则：离任时，剩余公使钱尽入私囊。

这成了肥缺。

大臣罢黜，多优以节度空名。

待制以下，或带留后、刺史等衔。

他们不在任上，照领俸禄，照拿公使钱分例。

范坦算过一笔账：户部岁入有限，而"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至刺史又数千人"。

这些人中，"自非军功得之，宜减其半俸"。

范坦的提议很克制。他只要求减半，不敢要求全裁。

宋祁更激进："请自今非边要无师屯者，不得兼节度。已带节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师。"

想靠荣誉头衔白拿俸禄？不行。

想赖在京城不赴任？也不行。

可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

奏疏上去，石沉大海。

八十多个节度使，数千个留后、刺史，每年俸禄、公使钱、禄米、衣赐、仆从费，该有多少？

《向经传》透露了真相：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

制度设计本意是酬劳边功，实际变成高级官员的退休金、安慰奖、变相贿赂。

这是冗官之上的冗费。

四、数字里的崩溃

徽宗时，卢策上疏，列出三组数字。

皇祐年间，岁入三千九百万。费用只及三分之一。

治平年间，岁入四千四百万。费用占五分之一。

熙宁年间，岁入五千六十万。费用正好花完。

皇祐、治平、熙宁，都是北宋国力鼎盛期。收入年年增长，支出增速更快。

到徽宗朝，"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终日"。

每月的俸禄军饷，都捉襟见肘。

卢策的奏疏写于北宋灭亡前夕。他看到的，是一个帝国的财政悬崖。

这还只是北宋。

南渡以后，疆域只剩半壁江山，耗费反而更多。

廖刚对比了唐代刘晏与南宋军费。

刘晏掌财赋，"以一千二百万贯供中原之兵而有余"。

南宋供川、陕一军，"以三千六百万贯供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而不足"。

差了三倍。

为什么？

廖刚找到了原因："内官员万一千七员，兵士所给钱比官员不及十分之一。"

六万八千士兵，一万一千七百官员。

官员占全军六分之一。

士兵拿到的钱，不到官员十分之一。

冗员在官不在兵。

这是军队系统的官场通胀。

五、堂吏的盛宴

汪应辰的奏疏，揭露了另一个黑洞。

班直转官，三日之内，堂吏"食钱万缗"。

工匠洗器，工钱仅百余千，堂吏"食钱六百千"。

塑显仁神御，工期未及一半，堂吏已支"食钱三万，银绢六百两匹"。

堂吏，是宰相府的办事人员。

他们不是正官，却执掌实权。上承旨意，下批文牍。每笔开支，每笔人事，都要过他们的手。

过手就要抽成。

汪应辰看到了荒谬。

但他没说出的是：堂吏背后，是整个胥吏集团的利益链条。

县令要仰仗县吏，知州要依靠州吏，宰相也要依靠堂吏。

这些人无品无级，待遇却远超编制。

他们不在十九万五千的裁撤名单里。

也不在三百多员外郎的统计中。

他们是制度阴影里的食利者。

冗官之外，更有冗吏。

六、制度之癌

冗官问题，历代皆有。

为何北宋特别严重？

根源在"分权"。

赵匡胤得国不正，最怕武将造反。他用文官制武将，再用文官互相牵制。

一个职位，设三四个官员。

州有知州，又有通判。路有转运使，又有提点刑狱。中央有中书门下，又有枢密院。

叠床架屋，机构臃肿。

这还不够。

每设一官，必有一禄。每授一职，必有一恩。

恩荫、荐辟、杂流、祠禄。四条管道，源源不断向官场输血。

官员数量，呈现指数级增长。

真宗朝裁撤十九万五千人，说明当时冗官至少数十万。

到仁宗朝，杨亿说员外郎三百，郎中百余，博士数百。

这还只是京官。

地方官员，当数倍于此。

宋祁说"州县不广于前，而官倍于旧"。

不是夸张，是保守估计。

这种增长，远超财政承受力。

卢策的数字说明了一切：皇祐、治平、熙宁，收入增加七成，支出从三分之一到全部花完。

增速不匹配。

南渡后，疆域缩小一半，军费却增加三倍。

为什么？

因为官僚体系有自我繁殖的本能。

每个官员都希望增加下属。每个机构都希望扩大权限。每次改革，都产生新的职位。

范仲淹改革，设新政机构。

王安石变法，添新法职位。

蔡京当国，创应奉衙门。

改革本意是精简，结果越改越多。

这是制度的癌症。

七、最后的算式

我们可以算一笔总账。

北宋鼎盛期，户籍约一千万户，人口约五千万。

官员数量，史无确数。

但杨亿、宋祁、范坦的奏疏透露了轮廓。

京朝官：数千人。

地方官：数万人。

文武散官、荣誉头衔：数万人。

胥吏、衙役、杂职：数十万人。

总数，当在二十万至四十万之间。

这还只是有编制的。

无编制的幕僚、门客、帮闲，尚未计入。

俸禄支出占财政比例，卢策的奏疏已说明：从皇祐的三分之一，到熙宁的全部。

南渡后，情况更糟。

廖刚说川陕一军，官员占六分之一，领走百分之九十的军费。

这已不仅是冗官问题，是国家财政被官僚集团掏空。

汪应辰揭露的堂吏食钱，揭示了另一重真相：正式编制之外的灰色支出，可能比正式俸禄更庞大。

班直转官，三日食钱万缗。

塑一尊神像，堂吏分走三万。

工匠只得百分之一。

这种分配结构，说明整个财政体系已被食利阶层劫持。

八、无解之题

面对冗官，宋代君臣并非无所作为。

真宗裁减十九万。

仁宗用范仲淹改革。

神宗行王安石变法。

哲宗、徽宗多次下诏裁并。

为什么无效？

因为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杨亿的奏疏，无下文。

宋祁的建议，留中不发。

范坦的减俸之议，石沉大海。

卢策的警告，无人理睬。

廖刚、汪应辰的呼喊，淹没在党政中。

每个官员，都是利益链条的一环。

皇上要仰仗他们治理天下。

宰相需要他们执行政令。

百姓只能供养。

唯一可能打破僵局的，是财政彻底崩溃。

而这一天，正在到来。

金兵南下，北宋灭亡。

冗官冗费，不是直接原因，却是重要背景。

南渡后，疆域减半，耗费反增。

为什么？

因为官僚机器一旦启动，就无法停止。

它要吃饭，要俸禄，要公使钱，要食钱。

不给，它就会失灵。

给了，国家就会破产。

这是宋代最大的悖论。

九、历史的回响

北宋灭亡后，冗官问题并未解决。

元代汉人入仕艰难，问题暂时缓解。

明代又重蹈覆辙。

朱元璋设官，同样"有定数"。

到后期，同样"日增月益，不可纪极"。

清代亦然。

每个朝代的开国者，都见过前朝的教训。

每个朝代的中后期，都走上同一条道路。

为什么？

因为权力需要代理人。

而代理人一旦获得权力，就会自我繁殖。

这是人性的弱点，也是制度的困境。

宋代的问题，在于它试图用更多的官员来制约官员。

结果，官员越来越多。

权力越来越分散。

效率越来越低。

花费越来越高。

最终，财政被拖垮。

北宋留下的教训，不是技术性的。

它关乎制度的本质：任何缺乏硬约束的权力体系，都有自我膨胀的本能。

冗官是表象。

财政危机是症状。

制度失能才是病根。

当我们今天谈论机构改革，谈论精兵简政，谈论降低行政成本时，一千年前的大宋，早已用生命写下了注脚。

那个注脚，王禹偁在济州的故事里。

那个注脚，杨亿在三百多员外郎的叹息里。

那个注脚，宋祁在三亢之弊的呼喊里。

那个注脚，卢策在财政数字的绝望里。

那个注脚，廖刚在川陕军费的愤怒里。

那个注脚，汪应辰在堂吏食钱的揭露里。

这些声音，汇成一句警言：

官不在多，在于能任。

费不在高，在于当用。

一旦失控，国将不国。

这或许就是历史最残酷的启示。

也是最深刻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