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组建浙东首支游击队，两年队伍壮大近万人

顾德欢，又名张瑞昌，1912年9月出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少年时在青浦城中小学读书，寄居在姑母家。

1924年，考入上海南洋大学附属小学，1927年，升入交通大学预科读书。1930年，升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学习。1931年，顾德欢任交通大学学生爱国救亡委员会委员，期间曾两次去南京请愿。

1934年夏，顾德欢进入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读书。1935年，因参与发动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同年12月9日回上海。1936年6月，顾德欢由胡乔木和陈延广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6年秋，顾德欢报考燕京大学来到北平，并参加中华民族先锋队总部工作，担任宣传部长。1937年上半年，担任中共燕京大学支部宣传委员。暑假时，经组织决定回上海工作，组织“平顾德欢津流亡同学会”，并参加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党团工作，后又根据安排做难民工作，担任“民德”收容所副主任，党的难民工作委员会委员。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顾德欢由党组织安排回上海工作。此后领导上海周围地区的抗日工作，历任党的青浦县工委书记、青昆嘉中心县委书记、淞沪中心县委书记、路南特委书记等职务。

1941年5月后，根据谭震林的指示，浦东地区中共领导的武装900余人分七批南渡杭州湾到浙东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适应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浙江新四军部队奉命北撤。北撤之际，顾德欢根据党中央、华中局的指示精神和浙东区党委的决定，亲自执笔撰写了浙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

其中写道：“中共中央与本军军部，为避免内战，力求全国和平建国的新时期早日到来，乃毅然作最大的忍耐和让步，命令我浙东新四军与抗日民主政府即日起全部退出浙东。”

“我们巴望我们的退让能够换得全国的和平，能够减少人民当前的损害，我们将能在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自由空气中，再回来与各位畅谈衷情。”

字字句句充满激情，催人泪下，充分展示了党和军队与浙东人民的深厚感情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真诚无私的胸怀。

1945年9月，顾德欢随浙东新四军北撤，部队整编后，任新四军一纵队政治部宣教部长。1946年12月，经中央批准，浙东党组织归上海分局领导，12月上海分局召开“上海会议”，决定将浙东工作的中心放在台州地区。

为贯彻上海会议精神，1947年2月，顾德欢与中共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在宁海岔路白岭根村葛希曾家主持召开会议，即“梅花村会议”。

会议决定了三项内容：一是确定独立自主开展台属地区武装斗争的方针和策略；二是将工作方针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转变为“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三是改变特派员制，建立委员会制度，宣布了中共台属工作委员会组成名单，邵明为书记，许少春为副书记，丁友灿为委员，原属四明的嵊（县）新（昌）奉（化）地区党组织划归台属工委领导。

梅花村会议吹响了浙东武装斗争的号角，是浙东革命和台属地区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议期间，大雪纷飞，村前梅林梅花盛开。

顾德欢说：这次会议决定着台属党和人民的命运，我提议将此次会议定名为“梅花村会议”，待我们会后打开台属武装斗争局面时，在此立碑以示纪念。大家同意了这一提议，“梅花村会议”的名称由此诞生。

1947年5月15日，在顾德欢的具体组织和主持下，在草茅庵建立了解放战争时期浙东第一支游击主力武装“三支两大四中队”，浙东的武装斗争从此正式重新开始。

部队先后出击三北地区、姚北平原的国民党军队驻地、警察所、乡公所等地，缴获了大批武器，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人们奔走相告：“三五支队又回来了！”

“草茅庵建军”与出击三北的行动，是顾德欢等人根据上海局发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向创建地区主力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恢复游击根据地迈出的坚实一步，重燃了浙东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熊熊烈火，标志着四明山地区的革命斗争由隐蔽坚持阶段转向游击战争阶段，开创了浙东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1948年1月，因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被捕，中共浙东工委改建为中共浙东临时工委，顾德欢任书记，领导浙东的人民游击战争。

1949年1月，顾德欢担任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政委。此后，他率部从四明地区转战台属、会稽地区，解放了三门、绍兴、诸暨、天台等许多县城，将四明、会稽、台属各游击区连成一片，部队和脱产干部近万人。

从几十人开始的游击战争，两年时间就获得胜利，这固然有多种因素，但作为浙东党的主要负责人顾德欢，其功不可磨。

在浙江省工作期间，顾德欢为恢复与发展浙江地区的经济做了大量工作，包括领导和组织建设浙江麻纺织厂、黄坛口水电站、杭州制氧机厂、筹建新安江水电站、衢州化工厂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工业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1956年6月，顾德欢当选为浙江省副省长、党的八大代表。

顾德欢是个革命者，又矢志于科学工作。尽管他因为参加革命斗争，他的大学学业多次中断，但他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聆听过王淦昌、班威廉、孟昭英、毕德显、王承书等著名学者的课程，与钱学森、张光斗是校友或交好的同学。

1956年9月，根据国务院制订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和发展“无线电电子学”等新技术的四大紧急措施，经中央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顾德欢响应国家号召，调任中科院工作，任电子学所筹备组组长，电子学所党委书记兼所长。

他非常重视电子学所的学科布局和发展方向，在筹建期就根据学科发展需要确立了研究方向，组织结构从筹建初期的3个研究室（无线电研究室、电子学研究室、声学研究室）发展为1958年的12个研究室。

1959年，在向国庆10周年献礼成果展览会上，电子所展出首批科技成果50多项，并于1960年12月，电子所研制成功国际上第一台实用的毫微秒脉冲采样示波器。

1960年，中国科学院电子学所正式建所。在顾德欢的领导下，电子学所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据电子学所所史资料统计，截至1965年，研究所在国防和国民经济应用方面完成科研成果149项，其中国防上直接应用或试用18项，在国民经济上已应用并小量生产31项，在实验室已获得完整成果28项，阶段性成果8项，自制或实验室重要装备成果34项，其他工艺技术、测量技术和理论报告30项。

顾德欢在电子学所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创建我国第一个综合型的电子与信息科学研究所奠定了坚实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那段特殊时期，顾德欢受到不公正对待，停止工作。1978年落实政策后，调到中国科学院机关，参与领导筹建学术领导机构和恢复学部的工作。1979年任中科院党组成员、顾问。

他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和浙东游击根据地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在到电子所之前，他在浙江省的领导取得了有效成果，赢得了口碑，表现出很强的领导能力。他通过“技术归队”的方式，回到科学战线上来，领导电子所筹建和开展工作，为新中国的电子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顾德欢没有任何个人的打算，表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崇高精神。在参加革命之初，他就将祖遗的400多亩田产变卖，捐作革命活动经费。

1993年7月21日，顾德欢逝世，终年81岁。

临终前他立下五条遗嘱：把遗体献给医学研究；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保留骨灰；把衣服捐给灾区人民；将藏书和存款捐赠给老区和家乡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