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起义前夕，蒋介石突访昆明，卢汉为何没有将他扣押？

1949年昆明商业街上，金圆券几乎成了废纸，银行门口挤满换不到钱的市民。此时的五华山省府大楼内，云南省主席卢汉面临的难题比街上景象更为棘手。他手中拿着几封电报，内容各不相同：一封从重庆发来，催促他马上前去汇报工作；有些是秘密传来的，敦促和平起义的倡议。

此时已是1949年8月，卢汉悄悄为自己和云南寻找后路已有数月。他感觉自己走在独木桥上，一边是蒋介石部署在云南的两个中央军，另一边则是自己装备陈旧、人员混杂的保安部队。
在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解放。这个消息穿过西南群山来到昆明城。卢汉心里清楚，时代已经变了，不能再按老路走下去了。他秘密派亲信宋一痕绕道前往北平，与解放军建立了联系。这事他做得很是隐秘，连身边最亲近的副官也不清楚细节。
为守住西南最后这块地盘，蒋介石早把中央军第八军和二十六军派驻云南。带军的李弥和余程万都是嫡系亲信。这两支部队装备美式武器，驻扎在昆明附近的安宁和宜良等地，像两把铁钳对准省城。卢汉每发一道公文、每调一队兵力，都很难避开他们的耳目。
1949年9月6日，卢汉心中虽忐忑，但还是乘飞机前往重庆。临行前，他只简单向家人交代了几句。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在黄山官邸接见他后两人谈了近三小时，蒋介石称赞卢汉治理云南的功劳，并承诺马上拨发二十万银元，用于补充军饷和巩固边防。

卢汉随后带着这个承诺返回昆明，但和他同机到达昆明的还有保密局负责人毛人凤。银元还没有见到多少，监视的眼睛已布满全城。
毛人凤在昆明架设电台，直接传达蒋介石“清理整顿”的指令。9月9日，军警在昆明全城突然逮捕数百名学生、记者及进步人士，这就是后来所称的“九九整肃”。
当处决名单送到卢汉桌上等他签字时，他提起笔又放下，最终只说：“这事还需要仔细审查。”那份处决令，他始终没有签下。
蒋介石在重庆盼着“整顿”的好消息，等来却是卢汉的“拖延不办”。他暗生怀疑，决定让儿子蒋经国到昆明实地探查。
9月21日下午，蒋经国的飞机降落在巫家坝机场。他没有住政府准备的宾馆，而是住进前云南王龙云之子龙绳武的家中。龙云是卢汉的表哥，早已和蒋介石决裂，人在香港。这一安排，敲打的意味十分明显。
蒋经国听取毛人凤的密报后，也亲自上街观察。当晚，他向父亲发送密电，主要结论只有四字：“云南无事。”他认为中央军实力占绝对优势，卢汉即便有想法也不敢真正行动。正是这份电报，让蒋介石最终决定亲自前往昆明。
蒋经国并不知道，离他住处不远的地方，卢汉刚听完手下汇报：边纵的游击队又悄悄获得一批从昆明军火库“流出”的步枪，数量到达两千支。

1949年9月22日，蒋介石的专机突然降落在巫家坝机场。机场已被二十六军士兵提前一小时严密控制，气氛紧张。卢汉率领云南文武官员迎接。从机场到城内青莲街卢公馆，沿途街道异常安静，店铺大多关闭，只有持枪哨兵站在路边。
在卢公馆客厅，两人谈话主要围绕两件事：一是驻云南中央军的训练和士气，二是滇缅公路这条动脉如何防守。至于卢汉自己的保安部队，蒋介石只是顺口问及。卢汉回答得恭敬细致，逐一说明保障中央军粮饷的做法和防守交通线的部署。
中午，卢汉在家中设宴。饭后不久，蒋介石以“广州有急事”为由，启程赶往机场。从降落到再次起飞，他在昆明只停留了约五小时。
这五小时里，卢公馆的电话悄悄响起多次。几条关键指令传递出去：昆明城内所有保安部队提高戒备，但绝不可和中央军冲突；五华山省政府内的重要文件全部整理，随时准备转移。
卢汉脸上陪着客人说笑，但心弦却紧绷到极点。他知道，楼下站岗的卫兵中就有毛人凤安插的人员；而距离昆明城不到三十里的第八军驻地，李弥的装甲部队一旦接到命令，几小时内就能冲进昆明城。
蒋介石的飞机离开后，昆明表面平静，但外部世界紧紧盯着云南。法国驻昆明领事注意到，滇越铁路运输的物资有所变化，一些非民用物资正在悄悄调动。法国人担心云南动荡会影响他们在越南的利益，因此向卢汉传递模糊口信：起义可以，只要局势不乱，铁路仍可照常使用。

另一边，美国驻昆明领事馆的情报官则判断失误，他向华盛顿报告说卢汉仍是“可控”的地方官员。这一误判使得美国当时没有过多干预云南事务。这些外国或误判或放任的态度，意外地为卢汉争取到一段宝贵的喘息时间。
随着全国战局快速发展，迫使卢汉必须加快步伐。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消息传到五华山，卢汉明白，最终抉择的时刻即将来临。他召集龙泽汇和安恩溥等绝对可信的亲信举行秘密会议。
他们商议的事情很实际：中央军第八军和二十六军的驻防位置及反应速度；自己新组建的七十四军和九十三军，弹药储备还能支撑多久；一旦起义，昆明城能坚守几天。卢汉还特别问了省财政情况，此时金库只剩下黄金约一千二百两。这笔钱要维持全省运转并支撑军队，远远不够。
行动必须更快推进。卢汉以“加强防务、肃清地方”为由，继续扩充和训练保安部队。同时，他亲自过问“九九整肃”在押人员的处理。他以省主席名义，以“证据不足”或“情节轻微”为由，把数百人学生和进步人士分批保释送离云南。这事也向外界传递了他的立场转变。
十二月初，解放军二野部队已逼近贵州。12月6日，蒋介石飞往成都布置最后防御，行前致电卢汉，命令云南国民党主要军官及官员，包括李弥和余程万等人，马上去成都听令。卢汉看到电报，当即意识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

他一面催促李弥和余程万等人前往成都，一面加紧最后准备。12月9日，国民政府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先飞抵昆明“协调防务”。卢汉对张群以礼相待，但随即将他软禁在住处。当天下午，李弥和余程万等人从成都飞返昆明，刚下飞机便接到卢汉通知：“张长官在青莲街公馆召开紧急会议，请各位马上前往。”
这是一个早已布好的局，傍晚时分，李弥和余程万，以及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等国民党在云南的核心人物陆续走进卢公馆客厅。他们看到张群面色沉重地坐在那里，而四周站满卢汉的贴身警卫。人员到齐后，警卫立即封锁所有出口。
当晚九点五十分，昆明全城戒严，无线电静默。十点整，五华山省政府灯火通明。卢汉走进广播室，对着话筒宣读早已拟好的起义通电。
他的声音通过电台传遍云南：“云南全体同胞，自今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云南起义，自此拉开序幕。
云南起义的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时，他在日记中连写几个“痛心疾首”。随后立即命令仍在云南的国民党军队反攻昆明。而被扣留的李弥和余程万被迫马上写信要求部下停火，但效果有限。国民党第八军和二十六军仍向昆明发起进攻，激烈的昆明保卫战打响。起义部队和昆明老百姓共同坚守六天六夜。

12月18日，二野五兵团先头部队疾速赶到昆明以东的曲靖地区，歼灭部分国民党军。正在进攻昆明的国民党部队侧后突受威胁，恐被包围，仓皇向南边的蒙自和开远方向撤退。昆明之围于是解除。
1950年2月20日，陈赓和宋任穷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举行入城仪式，正式进入昆明。云南的历史从此迈入新的道路。
回顾1949年9月22日那惊心动魄的五小时，卢汉按兵不动并不是畏惧或犹豫，而是在冷静的等待。他需要时间调度兵力并等待外部战局的变化。
历史证明，他恰恰抓住了那个转瞬即逝的时机。云南起义使数万官兵走向新生，也让这片土地避免了大规模的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