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坦言：我从不信命，但在老虎厅杀杨宇霆后，我不得不信

一九八五年仲夏，远在檀香山的张学良坐在阳台，望着太平洋的涌浪出神，海风掀起他花白的鬓发，带来些许咸涩的潮气，也卷起一段半世纪前的血腥往事。侍者奉上一杯黑咖啡，他忽而自语：“我从来不信命，可在老虎厅那一晚后，我信了。”话音轻得像浪尖的泡沫，却让在场者噤若寒蝉，没人敢多言。

故事要回到一九二八年的盛夏。皇姑屯爆炸毁了京奉线上那辆挂满尘土的火车，也炸碎了奉天王朝的旧框架。张作霖殒命，二十七岁的张学良被推上前台，灯火之下满是虎视眈眈的目光，空气沉重得像铅。

在一片沉默的军政旧臣中，有人最扎眼——杨宇霆。他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高材生，精通俄语、日语，凭“秦皇岛截械”一役为奉系捞来七个装备精良的旅。老奉天人背后都叫他“杨半仙”，指的不仅是谋略，还有那股能掐会算的狠劲。

军功震天，可越耀眼也越锋利。张作霖在世时，主唱外圆内方的对日政策，台前友好，台下提防，唱主角的是烈性子杨宇霆。日本官员一次次空手回国，吃哑巴亏，却无可奈何。奉天兵器库与银号被这套“拖字诀”喂得肥硕。

少帅接手后很快发现，自己拿到的权柄像把缺口的大刀，一抡旋就可能断裂。更难缠的是路线冲突：他主张易帜入南京，杨宇霆坚持“东北自治”。内部桌上笑颜相迎，私下却争锋暗斗。

一道裂痕先从一桩小插曲扩大。隆冬夜，大烟瘾缠身的张学良窝在卧室，军务推延。官员寻不见主子，唯有去请杨宇霆。杨踢门而入，张口便骂：“小六子，耽误大事还抽烟，混账！”年轻少帅脸色煞白，怒火暗生。

更侮辱性的场面出现在一月五日的杨家寿宴。孙传芳招待，程砚秋唱戏，官绅列坐。张学良抱着三十根金条前来祝寿，却被引到一隅；当杨宇霆一踏进厅堂，众人齐起迎候，嬉笑攀谈。那一刻，谁才是“东北王”，无需言说。

屈辱凝成一句狠话：“终有一天，要让他知道谁家天下。”晚宴半小时不到，张学良黑着脸离席。夫人于凤至担心祸起萧墙，苦劝再三，总算压住了火苗，可仅仅过了五天，矛盾彻底炸裂。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傍晚，杨宇霆携黑龙江主席常荫槐入少帅府，摊开“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草案。文字干脆，连落款都写好了，等的只是少帅签名。掌一根烟的张学良微笑收下，却感到喉头发苦。东北若失铁路调度权，帅印就剩空壳。

对方步步紧逼，张学良暂且遁入柔软：“此事涉外，须报南京。”杨宇霆冷哼：“此地是奉天，不是南京。”空气凝固，时间像拉长的弓弦。少帅终于打了个圆场：“先用饭再议吧。”

二人前脚出了门，屋里只剩张学良与夫人。灯影摇晃，他掏出银元，掌心一抛，正面。再抛，仍正面。于凤至接过，替夫再掷，还是正面。五枚旋转的银光在灯下飞舞，纷纷同向而落，像是不可抗的指令。

夜色压城。老虎厅灯火通明，红木屏风后暗藏六名枪手。张学良把两位“长辈”领进圆桌，寒暄三句，借口切西瓜离席。脚步声刚走远，屋门突被反锁，高纪毅带人闯入，对准椅上二人开枪。硝烟弥散，枪声闷而短促。

翌晨，奉天张贴布告：杨宇霆、常荫槐以“图谋分裂、把持兵权”罪名，当夜伏法。街头议论沸腾，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暗骂心狠。日本领事馆却先发来电报，语气藏不住窃喜：东北失了一把极难对付的刀。

事已至此，张学良仍留半点情面。他命人送抚恤金各一万大洋至两家，又手书挽词，禁止军警侵扰遗孀。权场铁血里的一线温色，聊胜于无。

杀机虽决绝，余绪却难平。蒋介石赴天津面晤少帅时提及此事，只听张学良声调平缓，眼神却飘忽：“彼时局势，非杀不可。”言已尽，茶水微凉，杯中涟漪未息。

胡适后来在日记里感慨：“如杨宇霆不死，东北未必失守。”学者有学者的推论，军人有军人的算盘。无从证明谁的假设更贴近历史，只知道硝烟中的每一次脉搏，都可能改写地图。

多年漂泊，他仍记得那夜的银元翻飞。命不命，信不信，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明白。老虎厅的墙早已重刷，奉天的寒风依旧凛冽，曾经的血印却在砖缝深处留下一圈暗色，不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