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的春节，东林党的冬天，大明没了，你们的钱还保得住吗？

1641年(崇祯十四年)正月，新春佳节并未给洛阳城中福王朱常洵带来一丝欢乐，相反，他有点慌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就在城外。

2年前，这个昔日朝廷驿卒和数万跟着他造反的泥腿子们，已经被孙传庭、洪承畴所率领的明军击溃，李自成最惨时，只剩17骑，但现在，这些残兵败将们一进入河南，便一呼百应，追随李自成者暴涨至数万人。

每日穷奢极欲的福王朱常洵想不通这么多泥腿子愿意跟随李自成造反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原因无他，李自成愿意分给他们粮食。

其实，李自成在1年前就已经来到河南境内，河南的明军发饷困难，军心不稳，战斗力自然也上不去，河南地方官曾经试图说服富得流油的福王出钱犒赏士兵，但福王朱常洵拒绝了地方官的请求，他的钱是朝廷给的，他拿去花天酒地，天经地义。

但现在，眼看农民军就要破城，体重已经达300多斤的福王朱常洵终于答应拿钱招募勇士抵抗农民军，可惜为时已晚，这，是福王朱常洵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在福王朱常洵于1641年(崇祯十四年)元月二十日被破城的农民军杀死后，维持他奢靡生活的大明王朝又维持了3年，之后的20多年中，不断有人扶持起朱姓的子孙抵抗清军，但讽刺的是，真正帮助他们一度挡住清兵的，是年少时差点饿死的原农民军将领李定国。

享国祚276年的大明王朝灰飞烟灭，如果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那么这故事中，有“猪”和“吸血鬼”。

吃垮大明的“猪”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对自己子孙的基本态度是太子继承帝位，其余藩王回到自己封地。

朱元璋时期，藩王是真正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朱元璋这么做可能与刘邦一样，是因为不放心将土地交给别人。

但朱元璋没想到，上天跟他开了玩笑，太子朱标早亡，老二秦王朱樉，没什么本事，老三晋王朱棡，老四燕王朱棣能力都不错，三人中，老二实在不适合当皇帝，选老三，老二和老四都会反对，选老四，老二、老三也必定不服，于是，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办法，三个都不立，立太子太孙，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朱允炆。

朱元璋本来的想法是让三王相互制约，这样反而能让太孙的皇位坐稳，但可惜，老二秦王朱樉，老三晋王朱棡相继过世，老四燕王朱棣成为了众藩之首。

皇权的逻辑是只能有一个中心，只能一个人说的算，皇帝与强藩注定难以共存，于是建文帝朱允炆毫无悬念的选择削藩。

削藩本无问题，只是建文帝太心急了，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燕王朱棣联合宁王朱权等发起靖难之役，并最终占领南京。

朱棣是藩王造反起家，所以他当上皇帝后一定会想方设法堵死其他藩王造反的可能性。于是，有明一朝的藩王们，在朱棣一朝被削去实权。

朱棣

朱棣通过一系列的限制，基本上让藩王们彻底失去威胁中央皇权的能力，所以朱棣之后，很少有藩王造反，唯一一次宁王朱宸濠（就是与朱棣一同打天下的宁王朱权的后代）造反，也被王阳明轻松平定。

但朱棣虽然削去了藩王们的实权，但是朱元璋时期给藩王们的待遇，朱棣则予以保留。

按照朱元璋的规定：皇帝的嫡长子是太子，其余儿子全是亲王，亲王的待遇是，每年的俸米乃是一万石，这个量差不多相当于三千户普通人家一年的粮食。

亲王的嫡长子为世子，其余为郡王，郡王的岁米比亲王少了不少，只有二千石。

郡王嫡长子仍为郡王，其余则为镇国将军，镇国将军嫡长子仍为镇国将军，其余则为辅国将军，之后还有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

镇国将军岁米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分别是四百石，三百石，和二百石。

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这是一个庞大的宗族群体，为了维持这个群体的开销，国家财政要有一个不小的支出。

但是，这还不是问题最严重的部分，问题最严重的部分是，藩王子孙的爵位本是逐级递减的，但是，这种递减到奉国中尉后就停止了，之后的所有子孙都是奉国中尉了，而奉国中尉的岁米虽不比亲王的一万石，但是也有两百石，这个数字足够他们在过上优渥的生活。而且，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这个数字一代代累加，历经百年将会十分恐怖。

这还只是常规的待遇，如果皇帝高兴，搞不好还另有封赏，文章开头出现的福王朱常洵是万历帝朱翊钧的第三个儿子，其母郑贵妃深得万历帝宠爱，万历帝也一度希望将皇位传给他，可惜在群臣们的激烈反对下只能作罢。为了补偿朱常洵，万历帝给了他两万顷河南的良田，这还不算完，除了一次性给付的田产，万历帝也经常给福王朱常洵钱粮，有时，这些钱粮甚至出自辽东军费。

讨论到朱家子孙的数量，我们还必须明白一个道理：这世上大部分人都会希望自己增值，朱家的子孙们当然也不例外。

那么，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他们如何获得增值，一般意义来讲，进入权力核心是实现增值的最好办法，但是，这条路在朱棣一朝基本堵死，朱棣通过一系列规定对藩王的权力进行了十分严苛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试图接近权力不但不会增值，反而可能是最大的贬值：掉脑袋。

于是朱家子孙们面临一道送分的选择题：试图接近权力，成功机会很小，搞不好还送命；不管其他只顾享受，朝廷会给出丰厚的报酬，一个风险极高，一个几乎无风险，是人都会选。

大多数人都希望增值，接近权力不是一个增值的好方法，那么还有其他方法实现增值吗？有，生孩子，反正生一个孩子，朝廷就给一份钱米，这种无风险，全是好处的活，谁不干，那是脑子有问题。王朝的王爷们生好几十个孩子的不在少数。

朱家子孙这样的做法也算是顺了朱棣的意，朱棣不需要有为的王族，只需要像猪一般恭顺的宗亲。

于是，朱家子孙爆炸式增长，到了明朝末年，供给这些王爷的粮米已经占到了明廷财政收入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至于具体是多少，说法不一，有说三分之一，有说六分之一，总之，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

明朝的王爷们占据大量的土地、财富，已经彻底沦为大明王朝的寄生虫，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自朱棣起，制度设定就是希望他们当猪。

占据大量土地王爷们构成了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盘剥百姓，成为当时社会的毒瘤，有这一毒瘤大明王朝已经不好受，但是，这还不是全部。

东林党的崛起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从此，东林党成为晚明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事物不会凭空出现，如果没有社会基础，任顾宪成再怎么口若悬河，也不能通过在东林书院讲几次学就凝聚出一支如此庞大的政治力量。

自明朝中期，甚至明朝早期，江浙一带的工商业就开始发力，而让这些工商业主们获得了能够与旧地主抗衡的力量的原因却不全在国内，更在国外。

16世纪，欧洲殖民者占领美洲，并在美洲发现大量银矿，于是，欧洲殖民者们用在美洲开采到的白银到中国去购买丝绸、茶叶、瓷器等诸多商品，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原本小打小闹的工商业者们一跃成为富商巨贾，家财万贯，富可敌国，但是，他们同时遭遇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打压，他们需要在政治上寻求破局。

那么这个突破口在哪呢？科举。

明朝的王爷们被皇帝当猪养，只吃饭不干活，当然了，皇帝也不想让他们干活，但是活总得有人干吧，干活的人如何选拔呢？明朝沿用了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

现在你若去南方旅游，仍能够看见江浙地区有很多精美的祠堂书院。

在全球贸易中获得了巨量财富的工商业者们会投入大量的资源在教育上，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只要是考试，就有窍门，这里指的不是作弊，就是正常考试，也有窍门或技巧，这些有钱的工商业从业者们一旦把巨量的财富投入教育，很快就会发明出一套针对科举考试的方法论。

这些工商业主们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方式通过科举考试，将自己人送入朝中，进入朝中后，这些人又反过来庇护工商业者的利益，获得利益的工商业者再将更多资源投入教育，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成为朝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代表共同利益的这群人很快结成朋党，排挤他人，把持朝政，最后已经到了可以很大程度上影响明廷决策的地步。

世上大多数人都会有意无意地维护自己所在阶级的利益，东林党人或出自江浙一带工商业资产阶级，或与之有着莫大的联系，自然要维护这些人的利益，于是，晚明最后一个奇葩现象出现了：富的流油的工商业者不怎么交税，穷得吃饭都成问题的农民们却不断加税。

由于朝政被东林党把持，明朝皇帝希望通过加收工商税的方式缓解财政危机的尝试屡屡不能通过，你可能会问：难道皇帝不能把反对征工商税的东林党人杀掉吗？

杀掉确实是可以杀掉，但是当整个朝廷已经被这一派系势力深入渗透之后，皇帝尽管手中有刀也不好办，因为皇帝也不可能把朝中大部分人都杀掉，那样谁还给你干活，而杀几个人又动不了东林党根基，反正你得考试，只要考试，考上的就是我们的人多，所以，这工商税迟迟征不上来，崇祯想尽一切办法省钱，但是这些钱与明朝庞大的财政支出比，完全是杯水车薪。

但是辽东战事还必须得要钱，于是，崇祯皇帝只能一次次加收农业税，明朝末期的几十年，天气状况本就不好（有人认为是小冰河期），农民吃饱饭都成问题，现在却还要应付朝廷接二连三的加税，很多农民活不下去跟着李自成造反，为了镇压农民造反，还得需要钱，钱从哪里？加收农业税，更多的农民吃不上饭跟着李自成造反。

这样的局面注定了李自成只要不被打死就总会有源源不断的兵源，即使李自成被打死了，还有张献忠，还有其他的各路反王，大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历史上东林党人并不是只有这一副自私自利的面孔，东林党人早早提议要抑制土地兼并，甚至一度提出了明朝般的“摊丁入亩”（后来这个政策在清代实现了）。这样一看东林党人似乎也在为国家着想。

但是如果利用阶级分析法就很容易理解了，东林党人代表的是沿海地区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这些人的利益和传统的占有土地的封建大地主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是有冲突的，所以抑制兼并和“摊丁入亩”动的都不是他们的利益，况且这些政策其实是正确的，不触动自己利益的正确建议，东林党还是很愿意提的。

但最终的结果是这两群富的流油的家伙们的利益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大明朝廷的财政压力完全由最穷苦的农民来承担。

“猪”与“吸血鬼”

大明的王爷们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够获得朝廷的钱米，东林党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任由中小农民被农业税压得喘不过气来，也坚决反对朝廷增加工商税。

他们是大明王朝的“猪”与“吸血鬼”，他们当然乐意维持这种现状，因为，这种只享受权力不承担义务的生活确实不要太爽。

但是，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前提：天下是大明的天下。

朱姓王爷们能够不劳而获的原因是因为这天下是他们的祖宗朱元璋打下来的，东林党人之所以能够控制朝政，是因为他们渗透到了官僚体系的每一个角落，失去他们，大明皇帝没有其他班底。

但大明没了，一切还能够成立吗？我们看看这两波人的结局。

福王朱常洵作为王爷们的代表，在1641年元月二十，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擒获，而后被杀。

关于这位体重达300多斤的福王殿下如何被杀，则有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认为李自成倒也遵守规矩，一刀两断，没过多折磨朱常洵；第二种则是李自成割下福王身上一块肉下酒；第三种最为血腥，说李自成看福王朱常洵如此肥胖，与猪无异，干脆命令其手下在福王家的后花园中宰几头鹿，与福王朱常洵一起扔进锅里煮了，还起了个名，叫福禄汤（福王+鹿）。

不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福王朱常洵是否会后悔，当初明朝官员希望其出钱犒赏士卒时他断然拒绝，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

其他王爷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去，农民军所到之处，如果有王府，他们一定不会放过，王府里的王爷，被以养猪的方式豢养多年，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战斗力，而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却是那样的丰富，这种情况下，农民军会放过这些王爷？除非脑子有问题。

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被灭亡之后，更加凶残的清军更加不会放过这些软弱如绵羊却家财万贯的家伙，明朝的王爷经明末的浩劫几乎被杀光，侥幸未死者也能苟且度日，大明没了，谁还有那份善心养着这群人。

东林党的日子稍微好一点，当初，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曾提出给他们100万两白银就撤兵的条件，崇祯皇帝希望群臣出钱。但是这帮人的演技已经深入骨髓，他们一个个表示自己清白为官，没什么积蓄，只有一个房子，如何皇帝需要，可以把房子卖了，于是，北京城内上演了一副奇观：城中官员纷纷将房子挂牌出售，他们一个个表示要“毁家纾难”。

最终，崇祯皇帝没能凑齐这些钱，闯王李自成的农民军入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

以东林党为首的官员们的如意算盘打得还挺响，无论谁当皇帝，都得需要文官，大明没了就没了吧，谁当皇帝我们都照样当官。

但现实很快给了他们一个无情的耳光，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城后首先想的不是怎么重新建立官僚系统，而是找钱，李自成找钱的方式简单粗暴，就是打，将这些大小官员抓起来打，打到交钱为止，最终，这群在崇祯朝拿不出一百万两白银的群臣们，被李自成打出了七千万两银子。

后来入城的满清统治者手段要高一些，他们懂得利用前朝的文官，很多东林党人在清朝依旧有官做。一些东林党的官员甚至可以对满清统治者施加影响，让儒家的理念渗透到满清统治者的治国方针中。

但是，东林党的官员们还想在清朝维护东南沿海地区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还想阻止加收工商税？想得美，东林党能够控制明朝的朝政，是因为他们是这套官僚系统的主要班底，而满清一朝，关外来的八旗贵族才是真正的班底，东林党只能当个跟班。

骁勇善战的八旗军

于是，满清统治者对江浙一带的工商业从业者加税，没人敢反对，谁反对，直接杀掉，财产全部归朝廷，更直接，反正即使把你们这帮东林党都杀光，人家也有自己的官僚班底。

不知大家是否有这样一种感觉，满清民不过数十万，兵不过数万，却能够入关夺天下，这给人一种十分强烈的不真实感，其实理解了上面的一切就可以理解这些了。

大明虽强，但是吃空饷的王爷和疯狂赚钱却不上税的东林党，这两个势力是大明的BUG，大明纵然强大，但却不断被这两个BUG内耗，因为这两个BUG，大明财政捉襟见肘，却又毫无办法。

而满清虽然整体实力弱小，但是政权刚刚建立，活力很强，社会没有这种BUG，即使有，因为社会活力强也能通过自身内部解决，大明无法在王爷及大量封建地主阶级和东林党及工商业资产阶级手中弄到钱和地，但是满清可以，正因为如此，即使满清弄出剃发令、圈地令、逃人法等近乎相当于自杀的政策，却依旧有机会稳定局势。

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不怕弱小，也不怕困难，怕的就是出现这种BUG，因为弱小和困难都可以用发展来解决，但发展解决不了这种BUG，相反，他们会随之社会一起成长，直到超出社会的承受范围，引发崩溃，然后再经历下一个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