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杠杆撬动全民阅读未来

（来源：法治日报）

转自：法治日报

□ 王 翔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今年2月1日起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保障和促进全民阅读的全国性行政法规，《条例》将这些年从政策倡导、地方试点中积累的经验，固化为一整套可执行、可评估、能追责的制度安排，让“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不再只是宣传标语，而是成为一项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长期工程，必将推动“文化强国”从宏大的战略愿景转化为惠及每一位公民的生动实践。 　　长期以来，推动全民阅读主要依靠社会倡议、媒体宣传和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类活动。成效显著的背后，也存在持续性、均衡性和专业性等方面的挑战。《条例》的出台，不仅为构建书香社会筑牢了法治基石，更为我们在信息时代重塑深度阅读的价值与习惯指明了行动方向。在一个大众被短视频和信息流包围的时代，为阅读立法本身就是一个鲜明姿态：国家愿意用制度的力量，和注意力经济“较一较劲”，为公民留存一块可以安静阅读、沉思内省的精神栖居地。 　　作为高校教师，笔者深感学生的注意力正被数字娱乐持续挤占，由此导致专注力下降，影响了深度阅读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此背景下，数字阅读既是全民阅读最大的增量，也是阅读领域风险相对集中的地带。《条例》专门对此作出规定：国家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推动优质数字阅读内容供给，提升数字阅读便利性和满意度；同时要求数字阅读服务提供者加强内容管理，推送优质数字阅读内容，营造健康向上的数字阅读环境。这意味着，立法并未将数字技术视为阅读的“敌人”，而是希望通过制度设计，把数字技术拽回到为阅读赋能的轨道上来。 　　从供给侧看，上述条文将提供优质数字内容明确为国家责任，并把内容管理义务压实到平台身上。这是因为，数字阅读领域长期以来存在一个悖论：入口十分便捷，但真正有深度、有质量的内容，却常常被淹没在娱乐碎片和低俗噪声之中。《条例》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管理、推送优质内容，实际上是在用法律语言回应公众对算法推荐的普遍焦虑——不是让算法退场，而是让算法学会“向上”“向善”，减少流量绑架下的劣质内容对阅读生态的侵蚀与破坏。 　　从需求侧看，数字阅读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承载着缩小“阅读鸿沟”的期待。对于偏远地区居民、行动不便人群以及工作节奏紧张的城市“打工人”而言，数字阅读是成本最低、接入最快的路径。《条例》强调“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支持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等，将数字技术明确为公共阅读服务的重要抓手。如果这些条款能够落地为更多开放的电子书库、流畅可及的数字借阅服务等，数字阅读就不再只是商业平台的竞技场，而会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惠及更多群体。 　　当然，立法对数字阅读的规制只是起点。如何界定优质内容，如何在维护未成年人阅读权益方面形成更细化的规则，如何引导算法优化升级、避免将读者困在“信息茧房”里……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的配套政策制定、行业规范完善和执法实践推进中加以解决。但无论如何，将数字阅读写进全民阅读的专门法规，已然在高速运转的信息社会立起了一块“减速标识”，它提醒我们：不是所有的屏幕浏览都能算作阅读，真正的数字阅读应当帮助人们从信息洪流中找到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而不是让人沉溺于无目的的指尖滑动与浏览。 　　从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写入“倡导全民阅读”，到2025年《条例》出台、“每年4月第四周为全民阅读活动周”写入法规，我们清晰地看到，全民阅读这一工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可以说，《条例》既是对过去十多年全民阅读实践经验的法治总结与固化，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推进全民阅读的行动指南。 　　理想的书香社会，应当是每个人在需要的时候，都能轻松与一本好书相遇。《条例》的施行，已为此创造了制度的可能性。接下来，考验的就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责任担当与行动智慧，以及每个普通人的意愿追求：是否愿意在被信息裹挟的日常里，为自己留出一点安静读书的时间，让书页翻动的细小声音，汇聚成这个时代最持久、最动人的文化回响。 （作者系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研究员）